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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394～406页。
11.刘芳池：《悬泉诏书整理研究》(简称《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12.马怡：《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补考》，简帛网，2006年6月26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71)。另见《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第111～1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
13.赵岩：《再论敦煌悬泉置汉简中的一条律文》，简帛网，2008年9月6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74)。
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木牍《中𦙀共侍约》
〔解题〕
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了木牍六片，竹简一百七十多枚，其中二号木牍为《中𦙀共侍约》，长 23～23.5厘米，宽 4.6～58厘米，是一份多人共同承担官府徭役而共同订立的合伙契约，简牍年代约在汉景帝初年。
〔简文〕
中𦙀(1)共侍(2)约2正
□年三月辛卯，中𦙀=长张伯、□晃、秦仲、陈伯等七人相与为𦙀约。入𦙀钱二百。约二：●会钱备(3)，不备勿与同𦙀。即(4) 𦙀，直行共侍(5)，非前谒(6)∠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贾(7)。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已，器物毁伤之及亡，𦙀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𦙀吏令会，不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𦙀吏，□(8)器物及人。●𦙀吏秦仲。2反
〔校注〕
(1)中𦙀：“版”，黄盛璋(1974)释作“舨”，即贩，“中贩”应是当时商业行语，或是“中转贩卖”之意。弘一(1974)释作“般”，即大船，中𦙀可能是一种官船的名字。裘锡圭(1974)作“服”，即服役，“中服”指某一阶段的服役。钱伯泉(1986)解为名词“组织”，“中服”就是“合服”，即“合办小型行会”。姚桂芳(1989)作“服”，解为“治”，“中服共侍”应是“一个区域性中型规模管理物资储备调配的组织”。李均明(1998)作“舨”，通“般”、“班”，犹言班子。结合诸说，“中”应是一个经济组织。
(2)共侍：供应储积。黄盛璋(1974)认为“共侍约”意为共同订立遵从的契约。弘一(1974)认为含有为谁努力工作的意思。沙孟海(1978)释为“储积储物待用”。姚桂芳(1989)同之。对此，黄盛璋(1991)提出“共侍”与“共侍”不可等一。徐世虹(2004)指出文献中“侍”、“侍”常通用，“共侍”为供应储积之物。
(3)会钱备：指在规定的日期内将钱足额备好。“会”指在规定的时间报到。
(4)即：若，如果。
(5)直行共侍：直接做提供储积之事。行，指做某事。
(6)谒：白也，请也。
(7)庸贾：指雇人参加。
(8)裘锡圭(1974)释作“余”，读为“寂”。徐世虹(2004)作“全”，指备齐。就文意来看，应是“收集”、“管理”之意。
〔译文〕
(景帝)某年三月辛卯，中𦙀𦙀长张伯、□晃、秦仲、陈伯等七人共同订立契约。每人交𦙀钱二百。约定条款有二：在规定的日期报到时必须备好钱，未准备好钱的人，不与他同𦙀。如果成𦙀，直接提供储备物资。没有事先请假或因病不能参加者，每天罚钱三十。(户中)无人参加者雇人参加。未准备好器具，每件欠十钱。提供储备物资结束后，器具若有损坏以及丢失的，由𦙀共同赔偿。不是自已的器具而擅自拿取，罚钱一百。𦙀吏命令前来报告，却不按指定时间来报告，罚钱五十。虽然前来报告但未准备好相关计簿，按不如期报告罚钱。作为𦙀吏，职责是管理器物与人员。𦙀吏秦仲。
【参考文献】
1.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第41～46页。
2.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
年第6期第66～77 页。
3.黄盛璋：《关于“中𦙀共侍约”牍文的辨正》，《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第66～70页。
4.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第78～84 页。
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第49～63 页，
6.沙孟海：《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牍“共侍”两字释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第342～343 页。
7.钱伯泉：《从<中𦙀共侍约〉看汉初的商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44～46 页。
8.姚桂芳：《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𦙀共侍约”牍文新解》，《考古》，1989年第3期，第260 页。
9.李均明：《汉简会计考(下)》，《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31～43 页。
10.徐世虹：《对两件简牍法律文书的补考》，《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104 页。
湖北前州松柏汉简
〔解题〕
2004年底在湖北前州纪南镇松柏1号墓出土木牍63枚，10支木简，其中6枚无字，31枚单面墨书文字，26枚双面墨书文字。木牍内容主要是各类簿册、叶(牒)书、律令摘抄等。簿册包括南郡及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名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𤵸 (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等。此牍出土时编为第57 号，牍文是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六月甲申下的令文，编号是“令丙第九”。牍文称汉文帝尊号“孝文皇帝”，可知这是一份抄件，抄写时间不详，下限不会晚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简文〕
●令丙苐(第)九(1)一行
丞相言：请令西成、成固、南郑献枇杷各十(2)，至，不足(3)，令相补(4)不足，尽所二行得。先告过所县用人数，以邮、亭次传。人少者财助(5)献。起所为檄，三行及界，邮吏皆各署起、过日时，日夜走，诣行在所司马门(6)，司马门更诣(7) 四行大(太)官(8)，大(太)官上檄御史。御史课县留释(迟)者。御史奏，请许。五行制曰：可。
孝文皇帝十年(9)六月甲申下。六行
〔校注〕
(1)令丙第九：彭浩(2009)指出令文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令西成等三县补足进献枇杷数量；传送方式；考课。胡平生(2009)：“令丙九”是对一件计划之中、尚未实行的事项进行规划，对涉及贡献枇杷任务的各方下达指令。曹旅宁(2009)：《令丙第九》的内容是有关成固等三县进献枇杷之事，与法律和刑罚毫不相干。这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我们认为汉代令的编集在分为甲、乙、丙等类的同时，亦有按调整事务的不同有津关令、功令等名目；可能也不排除按官署职掌的不同而分类，如“令丙九”可能编入“少府令丙”之类，因太官为少府属官，而少府又为九卿之一。这样从行政官员的操作层面来理解，似乎更为合理。
(2)李松儒(2009)认为后面的“至”为“筐”。彭浩(2009)：令文的“十”下脱字有可能是“辈”，每“辈”大概有一定的数量规定。张俊民(2009)：私下怀疑“至”可能是量词。胡平生(2009)：“十”下的量词应当不是贡献批次的单位，而可能是表示数量多少的单位。由简文看，“十”后缺量词，可能是“筐”之类，具体待考。
(3)至，不足。彭浩(2009)：“至，不足”，是说送到的枇杷不足规定之数，故有下文“令相备不足，尽所得”，令三县尽其所得，补足。胡平生(2009)：所谓“至不足”，乃指如果枇杷在运送过程中发生种种问题(如丢失、被盗、扣留等等)，以至于送到长安后不足应有之数，那么就要责令有关责任方补上“不足”，“尽所得”。由文意来看，彭说更胜。
(4)补：胡平生(2009)指出原释文中，释为“备”的字，我们改释为“补”。此字写法不规范，右旁形态似乎是“甫”的讹变，再从文意参看，似释为“补”字较好。
(5)人少者财助：彭浩(2009)指出“人少者，财助献”似乎指过所县邮、亭人数少于需用人数时，不足之人数则折合成钱数，用于资助进献。胡平生(2009)；我们怀疑，所谓“人少者，财助献”，是指如果国家所设邮置机构的邮人太少的话，不足以按时完成输送任务，就由所属县给与钱财的补助。言外之意是，枇杷传输所经过的县，要负责出钱雇人完成输送。此从胡说。
(6)司马门：皇宫外门。
(7)诣：彭浩(2009)指出“司马门”后一字不清楚，疑是“取”，读作“趋”。胡平生(2009)：比照前文“诣行在所司马门”一句之“诣”，此字仍当释为“诣”。前言“诣”，后言“更诣”，亦文义递进关系。
(8)太官：秦时设置，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
(9)孝文皇帝十年：即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
〔译文〕
令丙第九
丞相说：请命令西城、成固、南郑这三县每县献枇杷各十筐。如果有的县所献枇杷不足十筐之数，就让此县补足其数，尽其义务。西城、成固、南郑这三县向皇帝所在的地方运送枇杷的时候，先告知所经过的县他们要使用的人数，以邮亭传驿的方式依次传送。如果所经过的县的人员不够用，就要出钱雇人完成输送。
向皇帝贡献枇杷的西城、成固、南郑这三县，其出发之县的马掾及要经过的各邮驿地界的邮吏，都要记录运送枇杷的人员的出发日期、具体时间及经过日期、具体时间。运送枇杷的人员要日夜不停的往皇帝所在之处赶路，到了所在地后，向司马门报告，司马门再向太官报告，太官要把运送枇杷的相关文书上报给御史，御史根据上报的文书督课西城、成固、南郑这三县运送枇杷时是否有滞留及延迟的情况。御史向皇帝上奏，请求准许。皇帝下诏说：可以。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发此令。
【参考文献】
1.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第24～32 页。
2.荆州博物馆编：《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0～211页。
3.李松儒：《<孝文十年献枇杷令释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3月26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w.asp？Src
_ID=734)。
4.彭浩：《读松柏出土的西汉木牍(一)》，简帛网，2009年3月3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09)。
5.张俊民：《<读松柏出土的西汉木 (一)〉献疑》，简帛网，2009年4月1日(http：//www.bsm.•rg.cn/f•rum/viewt•pic.php？p=8251)。
6.胡平生：《松柏汉简“令丙九”释解》，简帛网，2009年4月4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14)
7.曹旅宁：《新出松柏汉简“令丙第九”试释》，简帛网，2009年4月1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21)。
扬州胥浦先令券书
〔解题〕
1985年前后，扬州博物馆清理了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县胥浦乡的古墓群，其中101号西汉墓出土了竹简、木牍、木觚等，其内容为先令券书、贺山钱、赙赗记录、衣物券等。《先令券书》写在16枚竹简上，简长约22.3厘米，宽1.2～1.9厘米，共272字。它的出土，将有助于促进汉代土地制度、继承权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简文〕
元始五年(1)九月壬辰朔辛丑，今(2)高都；里朱凌【凌】庐居(3)新安里。甚疾(4)其死，故请县5乡三老，都乡有秩、左(佐)(5)，里𨸲(师)(6)田谭等，3为先令券书(7)：
凌自言：有三父，子男、女2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8)：子女以。君、子真、子方、𠎼(9)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10)病长宾(11) 10。
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12)，遂居外，未尝16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𠎼君9、弱君等贫毋(无)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11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13)一处分予𠎼君，于至(14)十二月。12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𠎼君、弱君15各归田于妪；妪即受田，以田分予公文：稻田二处14，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15)；公文不得移卖(16)田予他人。
时任、13知者(17)：里𨸲 (师)、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8。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7
〔校注〕
(1)元始五年：元始为西汉末年平帝年号，元始五年即公元五年。
(2)今：原作“ ”，陈平、王勤金(1987)疑作“亥”。陈奇猷(1987)作“仄”，为“昃”之省文，“辛丑仄”即辛丑日下午。陈雍(1988)释作“今”，陈平(1992b)改从之。刘奉光(2004)作“乞(讫)”，意指写定；陈荣杰(2010)认为“乞(讫)”意为写定。
(3)朱凌：一般认为朱凌为媪之子，即子真，是妪与第一任丈夫朱孙所生之子，但陈雍(1988)认为朱凌为妪之第一任丈夫朱孙，是以君、子真、子方和侧君的亲生父亲。另李解民(2005：454)指出，朱凌既不是媪之子，也不是媪之夫，而是妪本人。现在我们可从胥浦101号墓发掘现场来解读这份文书。此墓为夫妻合葬墓，尸体已经腐烂，无法判定性别。A棺尸体保存状况较好，棺内出土有简牍、铁刀和木剑等，这些武器的出土，使考古学者断定此棺内为丈夫。另外，甲棺还有铜镜、纱面罩、骨笄、石晗、耳塞等，而乙棺内只有铜镜、带钩、铁削等，就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甲棺随葬品数量远多于乙棺，从这一点亦可推断甲棺为男性。而李解民(2005：454)则认为以前学者多先验地认定朱凌为男性，这种性别上的错位，不能不导致结论的失误。李解民通过在时间或地域上与此相近墓葬的模拟来推定墓主的性别，认为西汉晚期，夫妻合葬，棺槨并排东西朝向，南女北男，而胥浦101汉墓南面甲棺尸主必为女性。换言之，竹简的主人朱凌是女性，朱姓可能是入膂改姓的结果。但这种推测尚需更多考古发掘来证明。另外，从简文“凌自言”、“妪言”来看，“凌”与“妪”也非一人。因此，在没有更多考古实证之前，朱凌应为男性。在排除了朱凌是媪之后，现在的问题就是朱凌究竟是媪之子还是妪之夫？我们看简文第二段朱凌自己所说的话：“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子方、侧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病长宾。”理解此段的关键是“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既然朱凌自言“子”，也就是小孩，那么“朱凌”就应该是诸子之父。实际上简文中还有“父”、“弟”、“女弟”，从简文杀述的语气来看，可知朱凌是以长兄的身份自居。因此，朱凌并不是朱孙，而是朱孙的长子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