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地谈论“白银时代”文化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一份冷静。在阅读中，往往有最新的东西就最时髦就最佳的定式选择；在研究中，填补了的空白往往更受推崇，一些研究者又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喜爱、熟悉的对象“唯我独尊化”。目前，除了少数出于意识形态立场而对“白银时代”文化持否定看法的人士外，大部分研究者似都在毫不吝啬地鼓吹“白银时代”。相对而言，关于“白银时代”的冷静看法则较少。比如说，与极具公民责任感、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感的俄国文化传统相比，“白银时代”的文化显得过于关注自我和内心、过于贵族味了；比如说，在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白银时代”文化对俄罗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整理则相对较少，等等。只有在注意到并思考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可能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1〕《索尔仁尼琴传》，汤姆斯著，马丁出版社。
一
象征主义诗歌掀开了20世纪俄语诗歌史的第一页。
俄国象征派诗歌出现于19世纪末，它无疑是西欧——主要是法国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影响的产物，然而它并非是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临摹，它后来的发展和成就向人们表明：在世界象征主义文学的格局中，俄国象征派诗歌也占有重要的一席。
俄国象征诗派的出现，是当时俄国内部的与外部的、社会的与文学的等各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在经历了始自彼得大帝改革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俄国的知识阶层、文化阶层大都受过欧式、主要是法式的教育，在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俄国与整个欧洲是相通的。惯于向欧洲出口精神产品的法国文化，在两个世纪之交时分把象征主义输出至欧洲各国，俄国自然也要受其影响，后来成为俄国象征派主将的许多诗人，当初都曾在法国受到过艺术熏陶。这样，当象征主义文学兴起之后，俄国诗人们便有意于，且有能力把这朵奇葩嫁接到俄国诗歌的躯干上来。另一方面，俄国诗歌在经历了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的“黄金时代”之后，水平逐渐下降，尤其在涅克拉索夫于1877年逝世后，俄国的诗歌创作一直实绩平平，与当时以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小说相比差距甚大。俄国诗人正在寻求让俄国诗歌步出低谷的出路，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让他们远远望见了西方地平线上一抹朦胧的希望之光。
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风云变幻，重大的历史事件相继爆发，使人震惊，也叫人迷茫。与此相关，在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中弥漫着一种浓烈的世纪末情绪，从哲学到文学，从宗教到艺术，都在为寻找命运的药方而努力。探索的道路不同，最后的答案也不相同，但那种迷惘的心态和情境却构成了象征主义文学最佳的生长土壤。这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产生的时代氛围，也是其赖以发展的社会条件。
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主要是作为对浪漫派诗歌、对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反拨而出现的；而在俄国，象征派诗歌的出现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它呈现出受影响而起的“被动性”，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具有应运而生的“自觉性”。
俄国象征诗派形成于19世纪80—90年代，在此后20余年间，它经历了一条五彩缤纷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其发展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80—90年代是俄国象征诗派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家们纷纷介绍西欧的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同时也大量阐发自己的见解，建构俄国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巴里蒙特、勃留索夫等也已在诗歌创作中开始了象征主义的实践，并赢得了声誉。在象征主义理论最初的传播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北方导报》。但第一份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刊物，则是勃留索夫创办并为其主要撰稿人的辑刊《俄国象征派》（1894—1895）。这份共出过三辑的杂志，标志着俄国象征诗派的正式出场。俄国最早的象征派诗人当时都集中在两个小组里：一为“莫斯科小组”，参加者有勃留索夫、巴里蒙特、巴尔特鲁沙伊蒂斯、波里亚科夫等；一为“彼得堡小组”，参加者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明斯基、罗扎诺夫等。在对象征主义的理解上，两个小组有所共识，但也有分歧。莫斯科小组认为象征主义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新艺术，彼得堡小组倾向于将象征主义视为一种启蒙社会的新宗教。这个分歧，后来一直贯穿于俄国象征诗派发展的全过程。
20世纪最初的几年，是俄国象征诗派的全盛时期。《新路》（1903—1904）、《天秤座》（1904—1909）、《金羊毛》（1906—1909）等象征主义杂志相继创刊，影响广泛。象征派诗人的诗集纷纷问世，各领风骚。尤为醒目的是，以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为代表的“青年象征派”步入诗坛，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第二浪潮”。该派的根据地在莫斯科，他们自称“阿戈耳英雄”，即古希腊神话中随伊阿宋出征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他们取代旧的莫斯科小组，与彼得堡的“新路派”并存。勃洛克虽为彼得堡人，却也加入了该派。当时留学欧洲的维·伊万诺夫，与该派也很接近。因此派受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较大，它又被称为“索洛维约夫派”。说他们是“青年象征派”，既是就他们的实际年龄而言的（他们当时均20岁左右），同时也是就他们的文学年龄而言的（在他们出版处女诗集时，巴里蒙特已出诗集六部，勃留索夫也已有四本），但他们对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推动作用却是巨大的。他们的介入，既壮大了俄国象征诗派的声势，扩大了其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它内部的分歧，加重了其危机。
1905年革命及以后的若干年，是俄国象征诗派的危机时期。作为当时此起彼伏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诗人们难以无动于衷；而由于观照社会的角度不同，象征诗派迅速分野，一些旧有的分歧深化为难以调和的矛盾。“勃留索夫派”继续主张艺术的独立性，坚持认为文学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艺术”。“青年象征派”一方面认为艺术要介入生活，另一方面也主张象征主义是一门宗教性、社会性的事业。“新路派”仍奉行“新宗教启蒙说”，把象征主义当作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三派相互对立，争论十分激烈。勃洛克在其长诗《报复》的序言中曾称，“象征主义的危机”就出现在1910年。这一年，在“艺术语言促进会”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勃洛克和伊万诺夫分别做了题为《论俄国象征主义之现状》和《象征主义之遗训》的报告。这两个观点相互对立的报告，进一步激化了象征派诗人间的争论，并将这一争论扩大至象征主义的命运，扩大至艺术的性质和作用。象征主义在争论中逐渐走向消亡，各种象征主义文学报刊陆续停刊，许多象征主义诗人宣布已放弃“主义”。在1910年出版的一部题为《俄国象征派》的专著的序言中，著者埃里斯已称：“是否有当代象征主义的危机，是濒死的挣扎，还是病情的转化或康复的开始，这便是我这本书要讨论的基本问题。”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统一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已经瓦解。时至1912年，“青年象征派”的两位重要人物勃洛克和伊万诺夫又公开决裂。勃洛克宣布，俄国象征诗派已经不复存在。稍后，随着阿克梅诗派等新的诗歌流派的涌现，俄国象征诗派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
与西欧象征派一样，俄国象征派也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始自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后经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扩充和发展，逐渐成为体系。总括起来看，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的要点在于：①诗是隐秘感情的主观体现，它既不是对现实的客观描绘，也不应是浪漫主义诗歌那样的感情抛洒；②诗作用于人的途径在于暗示，诗能通过象征物抵达理智逻辑难以抵达的人的内心深处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③诗的语言应该是多义的、音乐性的，诗内在的旋律重于外在的节奏，只有那种富有弹性的诗语系统，方能传导出感受的复杂与朦胧。
俄国象征诗派的理论主张，与上述的内容大体一致。然而，象征主义原本就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文学运动，其内部充满差异。作为一根移植至另一独特文化土壤上的绿枝，俄国象征诗派自然要伸展出几枚别具一格的新叶。俄国象征派内部虽有共识，但观点也不尽一致。立论较早、贡献较大的几位俄国象征主义理论家，其观点都各具特色。最早替象征主义鸣锣开道的是聚集在《北方导报》杂志周围的几位艺术家，尼古拉·明斯基（1856—1937）是其中一位。这位诗人、理论家的一生充满忽左忽右的波折，他起先是涅克拉索夫式的公民诗人，其第一本《诗集》（1887）因其抗议甚烈而为检查机关所焚，在完成象征主义的宣传之后，他又参与创办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因此受通缉而逃往国外，可革命成功后，他却又流亡西欧。早在1884年，明斯基就在基辅《霞光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个古老的争论》的文章，号召艺术脱离社会，步出现实而进入主观想象的世界。这篇文章“有理由被视为俄国文学中颓废派诗歌的第一个宣言”〔1〕。1890年，明斯基发表专题论文《沐浴良心之光》，作者在文中强调个性，认为“每个人只可能爱他自己”，强调主、客观之间的对立，认为艺术是人借以超越现实的生活方式。这一论点与以别林斯基等为代表的、已成为传统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相去甚远，一时显得独树一帜。该文后来被普列汉诺夫称为俄国文学中“颓废派的福音书”。在宣扬理论的同时，明斯基也以新的方式写诗，其创作实践的成果大都收在他的《新歌集》（1901）中。
更集中、更系统地阐述象征主义美学理论的人，是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这位六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一个，从小就性情孤僻。他在自传中称，他“自幼就是一个宗教的人”。他一生著述甚丰，涉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多种门类，但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用新宗教意识启蒙人类。1893年，他发表了《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之原因及其诸新流派》一书，该书被视为俄国象征诗派的宣言。作者认为，当今的俄国文学已进入危机，把它引入歧途的就是公民性和倾向性，服务社会的功利主义导致了艺术趣味的堕落，最终导致了艺术的衰落。艺术的本源，原为一种“永恒的、神秘的宗教感受”。在该书的结尾，作者自我总结道：“这便是新艺术三个主要的成分：神秘的内容、象征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2〕梅列日科夫斯基将象征主义视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观，他的理论使俄国象征主义诗学一直披着一层浓重的哲学和宗教色彩。他对俄国象征主义的贡献不止于理论上的宣传。他团结《北方导报》的同人，积极推广象征主义；他还协助其妻吉比乌斯创办了“宗教哲学会”（1901—1902）和《新路》杂志。这家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中的“夫妻店”影响甚大，后形成了俄国象征诗派中的“新路派”。他也写诗，著有诗集《象征集》（1892）。他的诗形象单一，感情平淡，是其宗教观、哲学观的艺术改写，较之其长篇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1895—1905），较之其批评巨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似乎是相形见绌的。但是，其诗的主题与其散文作品的主题是一致的，即天与地、灵与肉、基督与反基督的对立。
自1886年起主持《北方导报》批评栏的阿基姆·沃伦斯基（1863—1926），为象征主义的传播和确立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正是他，使《北方导报》成了俄国象征诗派赖以生存的第一隅沃土。他在报刊上的文学论文，后编成《俄国批评家》（1896）、《为唯心主义而战》（1890）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王国》（1901）等书。在《为唯心主义而战》一书中，作者认为，现代文学作为艺术上的唯心主义，比艺术上的唯物主义更真实，更有价值。他为新生的象征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什么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即现象世界和神的世界在艺术反映中的结合。”〔3〕
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尤其是“青年象征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还有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他的唯心主义学说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学术上非常早熟,在莫斯科大学学了三年数理，他却在毕业前夕转入文史系，并顺利毕业。1874年，他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轰动整个学术界，随后，他开始在多所学校讲授哲学，非常受欢迎。他生活随意，一生漂泊，学术上却十分严肃，他自认为终生的目标，就是借助宗教的力量改造世界，把基督教的绝对真理带入人们的意识。在索洛维约夫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永恒温柔”（Вечная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的概念对象征主义诗人影响最大。这位哲人认为，文明的毁灭不可避免，宗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宇宙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为时间世界，一为永恒世界，寻找由前者至后者的通道，就是人的任务，战胜时间抵达永恒，就是人类进步的目的。善、恶在两个世界间斗争，当善获胜时即产生美。在与恶、与时间斗争时，支持人的力量是爱，爱在两个世界中分别表现为“温柔”和“永恒温柔”。“永恒温柔”是宇宙的核心，索洛维约夫又称其为“索菲娅”（София），这是一种大智慧，一种善、美、爱的合体，只有贴近她，才能超越一切生的烦恼和死的痛苦。在长诗《三次相见》中，索洛维约夫还以诗的形式叙述了他与理念中的“永恒女友”三次幻想的会见（1862于莫斯科，1875于伦敦，1876于埃及）。索洛维约夫终身未娶，他与诗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1817—1875）的遗孀希特罗沃相恋多年，但终未成婚。他终生的伴侣，该是他的“永恒温柔”了。这一形象为青年象征派所喜爱，她或变形为“美女”，或扮成“陌生女郎”，一次次在神秘的云雾中下凡至青年象征派诗人的诗境。在《艺术的一般意义》一文中，索洛维约夫为新诗人们提出了三项任务：①将自然无法表述出的活的理念客观化；②把自然的美崇高化；③把该自然及其独特的现象永恒化。在总体上，他主张艺术宗教化，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形式之一，必须与另一心智活动方式的宗教合而为一，才能成为一个拯救力量，帮助人类接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