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1月3日生于华沙，父亲是一个犹太商人，母亲则出身俄国知识分子家庭。曼德尔施塔姆的童年是在彼得堡度过的，这座俄罗斯帝国的都城无论在他的生活还是在他的创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16岁时，曼德尔施塔姆遵家人之命赴柏林，进一所犹太宗教学校学习犹太教经书，不久他又回到彼得堡，在捷尼舍夫商业学校上学，在这里，受该校语文老师弗·吉比乌斯的影响，他对文学产生兴趣。1907年，曼德尔施塔姆去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国文学。1910年，他转至德国海德堡大学，但专业仍是法国文学。1911年，曼德尔施塔姆回国，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罗曼语-日耳曼语专业学习，但最终未能毕业。
现在所知的曼德尔施塔姆的最初诗作作于1907年。在巴黎留学时，曼德尔施塔姆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他最初的诗作有着鲜明的象征主义色彩。后来回国，他又参加伊万诺夫的“象牙塔”文学沙龙的活动，与当时以象征派为主体的俄国诗界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然而，他最终却是以一位阿克梅派诗人的身份崛起于诗坛的。早在巴黎，他已与后来成为阿克梅诗派领袖的古米廖夫相识，回国后不久，他就与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等人共同组成“诗人行会”，曼德尔施塔姆还写有纲领性的《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第一本诗集《石头集》，该诗集后多次再版，奠定了他的诗人地位。十月革命后，诗人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离开都市，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生活数年，20年代初才回到莫斯科。1922年，他出版第二部 诗集《忧伤集》，之后不久，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转向散文写作。1928年，曼德尔施塔姆迎来其创作上的一个丰收期，这年，他同时出版一部诗作合集（包括前两部诗集在内）、一部散文集（包括《时代的喧嚣》在内）、一部文论集（《论诗歌》）和一些译作。但在此后，由于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一时沉寂下来，直到30年代中期的沃罗涅日流放时期才出现又一个新的高峰。
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是不幸的：在内战时期的高加索等地，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关押；在30年代他又两次被捕，长期遭流放；他一直很贫穷，长期居无定所，带着妻子一起流浪；他神经过于敏感，性格既胆怯又冲动，这使他常常与别人产生冲突；在强烈的刺激下，他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在曼德尔施塔姆多灾多难的一生中，有过这样几件影响其命运的事：
首先是发生在1918年的所谓“勃柳姆金事件”，俄国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在他的回忆录《彼得堡之冬》中记述了这一事件。在一次聚会上，曼德尔施塔姆遇到一个叫勃柳姆金的人，此人是契卡的侦查员，他当时喝醉了，正用铅笔在一份名单上随意地勾出他准备逮捕、枪毙的人，他的做法使曼德尔施塔姆感到吃惊和愤怒，曼德尔施塔姆冲过去撕碎了勃柳姆金的名单，然后逃开。当夜，应曼德尔施塔姆请求，加米涅夫的夫人给捷尔任斯基打了电话，捷尔任斯基接见曼德尔施塔姆，在听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汇报后当即决定逮捕并枪毙勃柳姆金。然而几天之后，勃柳姆金却被放了出来，他满城到处寻找曼德尔施塔姆，为躲避勃柳姆金的“复仇”，曼德尔施塔姆离开莫斯科去了高加索。伊万诺夫的记述是否确切，是有疑问的，因为伊万诺夫本人并不是这次事件的见证者，他在回忆录中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也往往是带有讽刺意味的，阿赫马托娃就曾对伊万诺夫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描述表示过反感。但是，曼德尔施塔姆在这之后不久便离开莫斯科并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生活达数年之久，这却是事实；曼德尔施塔姆后来长期受到有关方面的监视，他对勃柳姆金或勃柳姆金之类的人一直怀有恐惧，这或许也是真的。
1928年，处在创作高峰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又在无意之中惹出一场“剽窃风波”。曼德尔施塔姆曾应“土地和工厂”出版社之约，对霍因费尔德等人所译的比利时作家科斯特的小说《欧伦施皮格尔的传说》进行加工。小说出版时，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小说译者的署名变成了曼德尔施塔姆，霍因费尔德等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曼德尔施塔姆“偷了别人的大衣”，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剽窃”他人译作的风言立即流传开来。尽管曼德尔施塔姆在致《莫斯科晚报》《文学报》的信中对有关事实做了澄清，尽管有许多著名作家，如皮里尼亚克、帕斯捷尔纳克、费定、列昂诺夫、左琴科、法捷耶夫等，曾出面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但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誉还是受到很大损害，他也由于一些人的误解而受到强烈刺激。
曼德尔施塔姆与阿·托尔斯泰的冲突，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1934年，后来因长篇历史小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而获斯大林奖的作家谢尔盖·博罗金，在曼德尔施塔姆家中惹出一场纠纷，他欺负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官司打到作家协会，协会的领导阿·托尔斯泰却有些偏袒博罗金，同志审判会做出判决，是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有错。这年春天，在列宁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里，曼德尔施塔姆看见托尔斯泰，便冲过去，当着许多作家、编辑的面给了托尔斯泰一个耳光，并说道：“我要惩罚这个准许殴打我妻子的刽子手。”事后，许多人劝托尔斯泰起诉曼德尔施塔姆，但托尔斯泰拒绝了。这个事情传开后，许多人都对曼德尔施塔姆产生看法，曼德尔施塔姆在作家圈中的处境愈加孤立。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逮捕证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亲自签署的，搜查进行了整整一夜，侦查员搜到了《为了未来世纪轰鸣的豪迈》等诗稿，清晨7点，曼德尔施塔姆被带走。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立即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起来，帕斯捷尔纳克找了布哈林，阿赫马托娃找了当时的中央执委会委员叶努基泽。他们的活动大概产生了效果，曼德尔施塔姆只被判处三年徒刑，被流放至北乌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小镇切尔登。在那里，曼德尔施塔姆曾跳楼自杀，摔断胳膊，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斯大林获悉情况后与帕斯捷尔纳克进行电话交谈，最后同意曼德尔施塔姆自己另选一处流放地，曼德尔施塔姆夫妇选的是沃罗涅日。
1937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但仅仅一年之后，在1938年5月2日，他再次被捕，被从切卢斯吉精神病院直接押往苏联远东地区，他被判五年徒刑。1938年12月27日（一说为11月中旬），他在劳改营中死去。他是如何死的，葬在何处，均不得而知。
在曼德尔施塔姆不满50个春秋的一生中，在他不到3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竟遭遇如此之多的不幸！他的不幸或部分地源自他的犹太民族出身，或部分地源自他孤傲的个性，而诗歌与生活、诗人与现实的冲突，则无疑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最主要因素。
二
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 诗集《石头集》。他以“石头”为题，有着多方面的考虑：石头是坚定的，冷静的，它象征着曼德尔施塔姆早年的诗歌追求和生活追求；这里的石头是地面的石头，而不是象征主义那里的天上的“石头”（星星和月亮），曼德尔施塔姆也在用这一形象与象征主义相对抗；石头是现实中平凡、持久的存在，对它的关注，表明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关心此世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很推崇法国诗人戈蒂埃的《艺术》一诗中的两句话，大意是：所选取的材料愈是无奇，以它所完成的创造便愈美。曼德尔施塔姆以“石头”为题，大约是在实践戈蒂埃的教导。作为一位“石头诗人”，他的诗有这样两个特征：以人的创造为诗题；力图介入文化的积累。因此，他的诗歌作品便体现出了极重的文化色彩。首先，他的诗多以欧洲的神话、远古诗人的母题和智慧哲者的思想为对象，其实是在对诗的文化储备进行又一次提炼，又一次“精加工”，所以有人称他的诗为“诗的诗”“潜在的文化金字塔”；所以别雷称他是“所有诗人中最诗人化的一位”。其次，他的诗以探索生存的本质、以战胜生命本身为其使命。曼德尔施塔姆认为，死亡就是时间的终结，时间的终结就是遗忘，诗作为词的最佳的、最严密的组合，可以强化人的记忆，并最终战胜死亡。时间，于是成了曼德尔施塔姆最崇拜的概念，他将时间视为空间的三维之外的“第四维”。深受曼德尔施塔姆影响的诗人布罗茨基曾评论道，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时间的存在，是既作为实体又作为主题的存在”。布罗茨基还注意到，时间在曼德尔施塔姆诗中的“处所”就是诗中的停顿，曼德尔施塔姆总是采用一种颇多停顿的诗体，他使诗中的每一个字母，尤其是元音字母，几乎都成了可以触摸得到的时间的“容器”。另外，曼德尔施塔姆采用了一种密实、凝重的诗体，这一诗体既能呼应人的记忆节奏，又能以它与混乱的日常口语的区别来刺激人的记忆神经。借此，曼德尔施塔姆修筑了一条“时间的隧道”，他的诗，“即使不是时间的意义，也是时间的形式：即使时间没有因此而停止，那它至少被浓缩了”，说到底，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就是一种“重构的时间”。
总的看来，严谨的形式和严格的格律，滞重的古典韵味和凝重的雕塑感，深厚的文化味和深刻的道德感，冷静的个性意识和冷峻的诗歌意境，——这一切合成了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总体风格。
诗人阿赫马托娃认为，在20世纪的俄国诗人所写的自传中有两本最为出色，一本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一本就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阿赫马托娃原打算自己也写一部自传，“一本作为《安全证书》和《时代的喧嚣》的表姐妹的书是应该出现的”，但是，已有的两部诗人自传是如此的杰出，竟使得阿赫马托娃担心，自己未来的自传，“与其出色的表姐妹们相比，它会显得像个脏孩子、老实巴交的女人、灰姑娘等等”，于是，女诗人最终放弃写作自传的计划，而只留下一些片段性的传记文字。〔1〕可以说，《时代的喧嚣》是曼德尔施塔姆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已由桴鸣先生译成中文（桴鸣先生将书名译为《安全保护证》），与乌兰汗先生所译帕斯捷尔纳克的另一部著名自传《人与事》结集出版。将《安全证书》与《时代的喧嚣》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两部自传都是两位诗人在还比较年轻，似乎还没到写作自传的时候写下的，用阿赫马托娃的话说，“他们两人（鲍里斯和奥西普）都是在刚刚步入成熟时就写了自己的书。那时，他们所回忆的一切尚不那么遥远”。《安全证书》写于1929—1931年，当时帕斯捷尔纳克还不到40岁；曼德尔施塔姆则在34岁时完成了《时代的喧嚣》（1925）。所不同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暮年又写出了《人与事》（1956），而过早地死在劳改营中的曼德尔施塔姆却来不及写作他的另一部传记，人们只能将他的绝唱“沃罗涅日诗抄”当作他的另一种自传来阅读。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传记，哪怕他只写下过一行日记，但是，能被人们所广泛阅读的传记则必定出自各种各样的名家之手。名家的传记往往具有较为恒久的阅读魅力，这是因为，在名家的自传中不仅有他们的经历、交往和见闻，而且还有他们的感悟、思考和判断。当然，传记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卢梭的《忏悔录》那样的自我剖析，有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那样的温情回忆，也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那样的社会纪事，更多的则是政治家们对权力之争的喟叹，如托洛茨基的《回忆录》，军事统帅对战功的追忆，如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以及沙龙女主人式的人物对往事的梳理，如《巴纳耶娃回忆录》，等等。然而，曼德尔施塔姆的自传是与众不同的，抱着了解诗人生活掌故、猎奇文坛趣闻之阅读动机的读者在读了《时代的喧嚣》之后也许会感到失望，也许会觉得，《时代的喧嚣》中似乎也充满着作者混乱回忆的“喧嚣”。
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在他著名的自传《自我认知》的开篇写道：一般的自传中的“我”通常为一个进行着回忆和思考的“主体”，而他的自传中的“我”却为他之哲学思考的“客体”，作者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考察“我”的哲学成长过程的。“我在将我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命运当成哲学认识的对象。”〔2〕《时代的喧嚣》也是这样一部“主客交融”的自传。在《时代的喧嚣》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由着我，那么在忆起过去时，我也只会做个鬼脸……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纪事的地盘……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讷讷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3〕写作自传，却意在“跟踪世纪”；获得语言，却是在倾听了“时代的喧嚣”之后。这段话使我们感觉到，作者之写作自传，似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嫌，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展示自我的成长历史或自己的成功经验，而是再现时代的氛围，以及时代氛围与个性（不仅仅是与作者自己的个性）形成之间的关系。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写的是自己的“前史”，从童年时的感受写到初涉文坛时的交往，但是，他最关注的却仿佛是文学之外的社会事件，虽然他只是通过童年和少年时凌乱的印象、朦胧的记忆来折射社会的。这些印象和记忆自然难以是整体的，但它们却恰好以其具体和真切而使人感到易于接受。作者在《时代的喧嚣》中较少提到自己，却着力写了几个人物，如谢尔盖·伊万内奇、尤里·马特维伊奇、西纳尼一家、弗·吉比乌斯等，但他们皆为“无名之辈”，至少算不得那一时代的风云人物，作者有意将笔墨集中于这些人物，也许同样是为了给出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更朴实、更贴切的风俗图。曼德尔施塔姆在写作时所体现出的这种“客观性”和“非我性”，使《时代的喧嚣》有别于一般的诗人自传。
然而，这的确又是一部诗人的自传。首先，它使我们认识到了诗人个性形成的基础和过程，巴甫洛夫斯克的音乐，彼得堡的帝国风格，家庭中的犹太教气息，芬兰的异国情调，家中的书柜，捷尼舍夫学校的文学课，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接近，等等，正是这一切，构成了诗人早年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它们在诗人的个性乃至艺术风格的形成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说实话，在阅读《时代的喧嚣》时我们最感兴趣的也恰恰是这些章节和片断。其次，无论从其结构还是从其语言上来看，《时代的喧嚣》都是一部地道的诗人传记。这部传记篇幅短小，结构灵活，没有清晰的线索和连贯的叙述，而充满细节和跳跃，从形式上看，更接近于诗的结构。在语言上，这部作品更是富有“诗意”的，一方面，作者的文字很简洁，在描写人物、介绍场景时多是三言两语式的，似乎总怕把话说得过于充分；另一方面，传神的、生动的形容和比喻在文中比比皆是，比如，在作者的笔下，老近卫军士兵“衰老得生出青苔”，举行阅兵式的广场是“一片步兵和骑兵的间作耕地”，沙皇出游时站满街道的宫廷警察，“就像是些长胡子的红色蟑螂”，“像撒下了一把豌豆”，前来俄国做保姆却盲目自傲的法国姑娘有的是“脱臼的世界观”，面对新来的孙子而感到手足无措的爷爷和奶奶，“就像受到欺负的老鸟一样，竖着羽毛”，一个参加时髦音乐会的彼得堡人，“像一尾急速游动的鲤鱼，钻进了前厅的大理石冰窟窿，消失在为丝绸和天鹅绒所装备的火热的冰屋里”，而世纪之初的人们，“就像滚滚的玻璃灯罩下夏日的昆虫，整整一代人都在文学节日的火焰中被烫伤了，烤焦了，戴着隐喻的玫瑰花环”。这样的“奇喻”连续不断，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阅读氛围。有时我们会感到，读着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部自传，我们好像就是在阅读他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