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后，我坐在那里开始发抖，哪怕遇到一个死人，我都不会如此震惊。然后我振作精神，和办公室里最可能了解“疯狂”的人讨论这个危机，他建议我打电话给塔维斯托克诊所寻求建议。当时梁医生和库珀医生正享有盛名，诊所里有人建议我联系梁医生，但他正好不在，秘书将我的电话转给了库珀医生。
库珀医生同意见见阿尔弗雷德，还告诉我既然已经说过要和议员谈谈，就必须这么做，欺骗他将是严重错误，还问我谁来付费用。阿尔弗雷德的家人吧？我即兴发挥道，衷心希望不会是我。第二天，我设法与阿尔弗雷德在纽约的兄弟联系上了，他同意付费，听起来很激动，但比阿尔弗雷德极少数几次提到他时所暗示的情况要好得多。然后我又打电话给熟人认识的一位议员，他说：“你疯了吗？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疯子吗？竟然要求我去停止那些声音……”
想到下午要告诉阿尔弗雷德议员不理会我们的要求，我非常忧心，于是要求我和他在一起时要有第三者在场，就在能听到我们声音的距离之内。出乎我的预料，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尽管我没达成他的期望，他依然同意去见库珀医生。我开始明白我在菲斯时和他说话是什么意思了，他所有的朋友里，我最有可能将他的疯狂与生病联想到一起，再由此联想到医生，而且我们很少见面，尚未变成敌人。他想要证明这些声音是错的，想要有人强迫他接受治疗。而我被选中了。
尽管如此，他只去看过库珀医生一次，因为“我不喜欢他，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博彩经纪人”。后来，库珀主动找来一个精神科社会工作者与他谈话，以帮助他度过这场危机，库珀告诉我这次如果顺利，阿尔弗雷德也许就不用经历下一次危机了。随后，一个愉快、热心的年轻人来找我，简单说明后就开始定期拜访阿尔弗雷德在偏远郊区找到的住所，大概是朋友借给他的，但我并不认识这个朋友。阿尔弗雷德如何看待他与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谈话，他从未谈起。但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很荣幸能与阿尔弗雷德这样的人交流。我记得自己很担心阿尔弗雷德会在年轻人将他拉回我们的世界之前，反而先把年轻人拉入自己的世界中去。
此后又过去了两三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给阿尔弗雷德打了几次电话，他听起来毫无精神。但我既没有邀请他来我家，也没有去拜访他。我知道我应该去见他，却一直往后推。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精神疾病，在陌生而危险的领域中感到无所适从。很羞愧，在采取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实际步骤后，我仅仅想到他就感到筋疲力尽，而我对他的感情还不足以克服这种疲惫感。还不是时候……也许下周……也许再下周吧……然后电话响起，是精神科社会工作者。他报告说阿尔弗雷德已经离开，去摩洛哥了，我感到一阵怀着愧疚的解脱，问他阿尔弗雷德是不是好点儿了，年轻人的声音半信半疑：“无论如何，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此后，我再也没有接到阿尔弗雷德的消息。
应该是他的纽约经纪人给我寄来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脚》（The Foot）的抄本，这部小说从未出版。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他的童年和掉头发的事，他第一次戴上假发，他写道，头骨就像被斧头劈开一样……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超出边界，进入了声音的世界。读完《脚》后，我才明白为什么《精致的尸体》如此生动，比当时任何人能意识到的都生动，因为书里的奇怪事件对阿尔弗雷德来说“就像街上行驶的公共汽车”一样真实。他那时已经进入了疯狂的错位世界，只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并没有抛开读者远去，让他们在现实的边缘感到慌乱，而是有能力将读者带入其中。但写《脚》时，风格已经从掌控中滑走，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病症在摩洛哥的“自由和温和”中找到了营养，辅之以丰富的、美味的大麻，大获全胜。
爱德华·菲尔德（Edward Field，1924— ），美国诗人、作家，与搭档尼尔·德里克（Neil Derrick，1931—2018）合著了关于格林威治村的历史小说，颇为畅销。戴安娜·阿西尔于2011年出版了与菲尔德的书信集Instead of a Book: Letters to a Friend。 不知不觉间，阿尔弗雷德给我留下了一份令人愉快的遗产，就是我最长久、最真诚的朋友——诗人爱德华·菲尔德 。几年前，爱德华为重振阿尔弗雷德在美国的声誉而不懈努力，为此与我取得了联系，几乎没花什么时间，他和他的朋友、小说家尼尔·德里克就成了我最珍贵的朋友。爱德华告诉了我阿尔弗雷德最后的悲伤岁月。
回到摩洛哥后，他的行为变得非常古怪，不仅失去了所有朋友，还惊动了当局。他被从这个国家赶了出去，带着他新养的狗（已经不是哥伦拜恩和斯库拉了）搬到了以色列，在那里像个隐士般活着，仍然受到声音的折磨，疯狂地试图用酒精和毒品淹没它们。爱德华向我展示了可能是他写的最后一个东西，那是一篇打算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名为“以色列来信”。这真令人心碎。光彩不在，活力、幽默和想象力不再，文章里只有对自己的孤独和绝望感到困惑的痛苦。业已获胜的疯狂令他的写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凡，这真是个痛苦的悖论。他所描述的世界不再是神奇的（神奇的恐怖，神奇的美丽），而是单调、残酷、乏味，“疯狂”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一直遭受平凡和乏味的迫害，但对他人而言，这些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最后可能是因为毒品和酒精导致心力衰竭，孤独地死在租来的、他痛恨的屋子里。诚然，他的死谈不上令人遗憾，但对亲爱的、了不起的阿尔弗雷德的死有这种感觉，非常令人悲伤。好在，现在有其他人一起加入了爱德华的行列，致力于让他的作品在美国保持活力，虽然目前仅是个小型运动，却也是一个真正的运动。愿它茁壮成长！
V. S.奈保尔
好的出版商应该能“发现”作者，也许他们确实做到了。然而，对我来说，作者只是碰巧来到。V. S.奈保尔就是通过在BBC和他一起工作的安德鲁·塞尔奇认识的，而安德鲁又是莫迪凯·里奇勒带我去SOHO俱乐部喝酒时认识的。当安德鲁听说我是莫迪凯的编辑时，便问我能否带一个年轻朋友来见我，他刚写了些非常好的东西。几天后，维迪亚就来到我们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将《米格尔大街》交给了我。
读完后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很担心，因为这是本短篇小说集（尽管是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而安德烈·多伊奇一贯坚持的信条是，除非是很有名的作者，否则短篇集都不好卖。所以和他谈之前，我把书稿给了弗朗西斯·温德姆，他是我们的兼职“文学顾问”，弗朗西斯立刻热情地喜欢上了这本书。这可能打破了安德烈的平衡，他本能地不相信我对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写的、有关没人感兴趣的、说着陌生方言的小地方的小书“做善事”的热情。而这还正好是本短篇集，安德烈可能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因为他能有借口说“不”了。但弗朗西斯同意我的观点，安德烈只好让我去找找作者是否还在写别的长篇小说，如果有就先出长篇，短篇集随后出版。幸运的是，维迪亚正在写《通灵的按摩师》。
我们本来可以先推出《米格尔大街》，实际上这本书在评论界受到的推崇比他的前两本长篇小说持久多了，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眼里的黑人作家比年轻的白人作家更容易获得评论，评论也比现在对读者的影响大。出版商和评论家意识到新独立的殖民地正有新的声音发出来，部分出于真正的兴趣，部分出于乐观但不明智的预感，即认为那里有广阔的图书市场正待开发，他们觉得应该鼓励这些声音。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但确实有助于我们搭建一些优秀作者资源库。
此刻，维迪亚还没有自信到能摆脱我们的举棋不定，幸运的是，这对他也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他和我们都没从前三本书《通灵的按摩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和《米格尔大街》中赚到钱。但他毫无疑问出了名，首先是对书的评论，随后他自己作为评论家的工作也大大充实了他的名声。他作为小说家成名后，立刻获得了很多评论工作，他是个非常出色的评论家，与当时任何一位文学评论家一样阅读广博，正是这一点（而非他的第一本书）预示了这位作者将会拒绝掉“地域性的”这个形容词，并且理由充分。
我们开始常常见面，我很喜欢有他的陪伴，因为他针对写作和人方面的评论都很不错，也很有趣。刚开始的一次会面中，他严肃地说，他在牛津大学（他不喜欢那里）曾做过一件可怕的事，他永远不能告诉别人那是什么事，我回答说，透露了这么多却不进一步具体说明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对像我这样觉得谋杀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人。但我还是无法说服他，所以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件可怕的事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牛津大学时患过某种精神崩溃症。但他不喜欢我喜欢的地方，这让我很痛苦，他对学问、高标准和传统这么有感觉，应该会喜欢那里……但不，他不让步。我从来没想过，他到牛津大学时可能会因为那里与自己的背景不同而感到不知所措，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种族侮辱了，因为在我眼里，他实在太厉害，根本想不到他会受到这种不适的影响。
维迪亚为了保护自尊心而投射的形象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四年后我读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被他关于毕斯沃斯先生神经崩溃那段强有力的叙述所震撼，都没能将这种生动的痛苦与他自己的“神经崩溃”联系起来。在他牛津大学的真实经历和我之间，站着一个他想让人们看到的自己。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了维迪亚在牛津大学期间与父亲的通信。《奈保尔家书》（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充分揭示了儿子的孤独与痛苦，呈现给世人更加不同凡俗的一面。——原注 在那个阶段我并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以及如何拒绝特立尼达的，就算知道，也无法理解不接受自己出生的国家是什么感觉。维迪亚的书（尤其是三十七年之后成书的《世间之路》）教会了我很多，但当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感觉不属于自己的“家园”，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被迫遗世独立的状态；也无法了解这种状况多么不稳定、多么令人筋疲力尽（无知的年轻人或许会满不在乎地认为这值得向往）。维迪亚的自我，即本质，就是写作，这是一份伟大的天赋，也是他唯一拥有之物。他后来还公开说过，在开启职业生涯的十年后，当他已经获得了别人眼里显而易见的安全感，他仍然在为下一本书、再下一本书写什么而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仅为了谋生，还为了要成为他想成为之人。难怪，只要他还在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式，他就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成为外人眼里的彪悍之人，很不寻常 。
这倒不是说我没看到他神经系统明显的脆弱之处。正因为见过，我经常担心他缺钱，有一次我看着他冒着失去佣金的风险，拒绝《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给他开出的惯例25英镑（也许是几尼？）的评论费，傲慢地回复说不给到50英镑就什么也不写，我非常震惊。“哦，愚蠢的维迪亚，”我想，“现在他们再也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了。”但是瞧啊！他们竟然付了50英镑，我真是非常钦佩。他当然是对的，作者应该懂得自己的价值，拒绝少得可笑的侮辱性金额。
我当时钦佩他倒是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这种自尊很容易发展成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个性。而人的道德品质里，可取与可悲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宽容与缺乏鉴别力、谨慎与懦弱、慷慨与奢侈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或多或少的自命不凡，很不容易判断。回想起来，我觉得维迪亚花了八九年时间展现了这一过程，而且他的观众们至少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例如，见面一年左右后，我们在酒吧或餐馆吃饭，我开始注意到维迪亚有时会因被带去一家便宜餐馆，或上了一瓶便宜葡萄酒而恼火，注意到这一点的唯一结果是（除了我偷偷地觉得有趣之外），我后来会小心翼翼地让他选餐厅和葡萄酒。这种别冒犯他的谨慎，我认为几乎所有他的英国朋友身上都有，这种谨慎来自一种假设，即他如此渴望获得尊重，是因为害怕因自己的种族而遭到拒绝，这导致朋友们担心、也不想自己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若一个人厌恶并努力消除某种态度，往往会导致这种态度更容易被察觉，维迪亚在英国工作的最初几年之所以受到宠溺，正是因为朋友们决定无视他们察觉到的东西。
当然，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朋友们因为太过熟识，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他，而陌生人则仅仅把他看作一个著名作家，最重要的是，他让人们畏惧。此外，他的个性尖锐而有压迫感，因此人们大多只是顺着他，而不是从他敏感的角度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第一次将自己从养育他的酸薄土壤中拉出，努力在英国寻找接受他作品的人时，很容易让人低估这种敏感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无论他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都永远没有归属感。
法语：Qu’est-ce qu’il dit?（他说什么？），读音与“keskidee”相似。 在20世纪60年代，我曾两次拜访刚刚独立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诸岛，觉得非常愉快：那里有美丽的热带森林和海洋，因文化差异而激起的兴奋感，善良的人群，以及嘉年华的惊人美景。（与维迪亚不同，我喜欢钢鼓乐队，哦，我还记得嘉年华开幕日那天，乐声从西班牙港边缘穿过凌晨四点的黑暗而来！）在西班牙港的最后一个早晨，我听到当地人称为“keskidee”的鸟鸣（叫声确实很像法语“他说什么” ）时，想到自己可能再也不能听到这歌唱，内心一阵刺痛。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眼里的岛屿只是游客眼里的岛屿，所以除了前述我爱的回忆，还有另外三段同样清晰的记忆，一段来自这个国家较高的社会阶层，另外两段来自相对较低的阶层（但绝不是底层）。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2017），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曾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维迪亚写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失落的黄金国》现在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非虚构类书籍，在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我遇到的每个人，包括该国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和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 ，都以贬损的态度谈论这本书，而这却正好暴露了他们其实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后来，在反对党领袖举办的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刚从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英国老人，我们开心地分享了阅读这本书的乐趣，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临别时我问他：“你真是这个国家唯一读过这本书的人吗？”他悲伤地回答：“哦，多半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