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终于我发现，根本没什么冷风嘛！退休后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想法竟然是：“我真的很开心！”不仅开心，还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与其为我的出版岁月结束而难过，倒不如说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终于摆脱了”。然后，渐渐地，情况越来越好，因为时间越久，办公室里最后那些悲伤的岁月就越不重要，而我也越发意识到，自己在那之前的岁月有多么幸运。
第二部
1962年，关于出版商和作者的关系，我写下过这样的描述，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相处其实很容易，因为出版商通常只在读完作者所写的作品之后才与他们见面，如果认为作品不错，那么即将从门口走进来的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出版商对作品颇感满意，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他人兴趣也颇感满意，除此之外，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一个温暖又不苛求的开端，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情况确实如此，但也仅限于此。从事这一行十六年之后，我这个想法依然没有改变，对此我有些吃惊，甚至有些感动，因为尽管开始时，相处几乎总是很容易，但从头到尾看下来，往往并非如此。我现在想说的是，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恰当地说，嗯，并非不可能，但确实很罕见。
因为作者想接触的人其实是读者，如果他能与读者直接交谈，不需要中间人，他一定会选择这么做。出版商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想把某人写下的文字变成一本书（或更确切地说，变成几千本书）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书印刷出来后，还要分发给书商和图书馆。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入），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因此，这段关系并不像我曾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出版商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能够从其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那么事情会这样发展：出版商会对这个作者感到钦佩，对他的天性感兴趣，会关心他的福利，这些都可以成为友谊的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能获得此人的友谊作为回报，出版商应该觉得很荣幸，因为对某人工作能力的钦佩通常能激起强烈的感情。但即便如此，在出版商的关心里，还是会有一部分像个房地产投资人，这部分有多大，取决于出版商是什么样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部分占绝对优势；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个无用的商人，所以这一块确实很小，但也不能说从来不存在。因此，即使只看关系的一面，也存在潜在的复杂性；如果还要从另一面看，情况就更加复杂。
在作者看来，由出版商的热情激发的喜欢很可能是温暖的，但只有当他认为出版商做得很好，让这本书看起来讨人喜欢，而且卖了足够多的数量时，这种喜欢才会继续，但作者心里想的“足够”未必总和出版商想的一致。即使出版商做得非常好，在他们眼中，这本书仍然不过是众多书籍之一，而且还仅就他的市场经验而言；但作者考虑的，只有这本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书。
当然，作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我认识的相当一部分作者，在薄薄的礼貌外壳下，是以男人看待裁缝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出版商的：就是个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事，比如大腿内侧的尺寸，以及是“放左边还是右边”，等等，但他们绝不会请自己的裁缝吃饭（这类作家很容易合作，但你不会喜欢他们）。我还认识另外一些作者，他们对出版商的依赖就像青少年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非常无聊）。但总的来说，作者也希望能喜欢自己的出版商，如果可以的话，这种喜欢也能持续多年；但如果出版商表现糟糕，或发生了任何事导致这段关系终止，作者也只会感到轻微的遗憾罢了。而如果一段关系的结束不能引发严重的个人情绪困扰，其实就不能称之为友谊。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作者中，唯一称得上我真正朋友的人，还是在他去了其他出版社之后，我们的友谊才开始的。
《葬礼之后》（After a Funeral）是关于埃及作家瓦吉·加利（Waguih Ghali，1927—1969）的一部作品，阿西尔与其是亲密的朋友，瓦吉·加利在1969年吞安眠药自杀前一直住在阿西尔家里；《相信》（Make Believe）是关于美国作家哈基姆·贾马尔（Hakim Jamal，1931—1973）的作品，阿西尔曾与他有过一段恋人关系。 这倒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某些作者的兴趣少于其他作者，没有更仔细地观察他们，更深入地揣测他们，或怀着更开心或忧虑的心情对他们保持着好奇。但其中确实只有两个人真正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我写过关于这两人的书，即《葬礼之后》和《相信》 ）。还有另外几位作者扩展了我的生活，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就如同登山者面对不同的山脉，或垂钓者面对不同的河流。本书的第二部 分就是关于六位这样的杰出人物的故事。
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1931—2001），加拿大作家，代表作《达迪·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The Apprenticeship of Duddy Kravitz），曾两次入围布克奖。
莫迪凯·里奇勒 和布莱恩·摩尔
几天前，我又重读了一遍《杂技演员》这本书，这是我们于1954年出版的莫迪凯·里奇勒的第一部 小说。我已经四十五年没再读它了。“谈谈年轻人的书吧！”我对自己说，“我们接受这本书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本书其实写得很不怎么样，但在它的笨拙里，能感觉到作者的某些天性在挣扎。我们当时正在建立自己的作者资源库，迫切需要新的、有前途的年轻作者。我必须说，对安德烈和我能从中分辨出支撑全书的严肃和诚实（但完全没体会出丝毫智慧），我应该表示祝贺；而他最终成为一个作家所带来的回报，也完全是我们应得的。
莫迪凯本人在当时就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非常喜欢他，但又不时会问自己为什么，因为他几乎不说话，我就没见过像他当时那样完全不擅长闲聊的人。如果一个人几乎从不说一句话，你怎么能说他是个慷慨、善良、诚实又有趣的人呢？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但确实如此，我一直确信他就是这样的，而且很快就发现，除非他有话要说，否则他就不会搭腔，这就是让我如此喜欢他的部分原因。他是我能想象到的最不虚伪的人，到今天仍然如此（当然他已经变得更善于说话了）。
他以及他介绍给我认识的布莱恩·摩尔，是我在写前面几页的乐观段落时想到的作家。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但战争对时间的影响，就像括号对文本的影响一样，当一个人恢复正常生活时，有时候感觉就像是中断之前的延续，所以即使带着战争的伤痕，你还是会突然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当那两个人在我们的作者资源库以及在我的生活里新鲜出炉时，日子正充满了惊奇、娱乐和欢愉的味道。到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这种感觉似乎很奇怪，但确实非常愉快。当然，那时我已经遇到过一些令我钦佩的作者，但这两位是我最早当成朋友来看待的好作者，此外还是我非常喜欢却没有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男人（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关系取决于他们的写作——这对他们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这恰好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这一点创造了我们关系里的温暖，所以才让缺乏性吸引力变得无关紧要。
尽管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莫迪凯，但更了解布莱恩，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够了解莫迪凯，这一部分是因为我比莫迪凯年长，另一部分是因为莫迪凯沉默寡言，还有就是因为他身边的女人。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合了许多令人厌烦的性格和许多可爱的品质，因此对她的不耐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内疚感，这是一种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我尽量少和他们在一起；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洛伦斯又美得令人自惭形秽，我很高兴地说，现在，我已经能够透过她的美丽（当然是经久不衰的），看到她为什么至今依然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受爱戴的女人，但在过去，莫迪凯宁愿消失在他与这个可爱之人的婚姻之中（只需要读读《巴尼的版本》——这是他最新的，在我看来也是最好的小说，就知道莫迪凯对一见钟情的理解是什么）。此外，他们还回了加拿大，这种距离上的疏远，让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他对于离开我们并不怎么介意。
在他离开之前，我很高兴看到他已经实至名归。他的第二和第三部 小说都比第一部好，但也都因为一种青涩的正经感而显得不够有光彩，而在《达迪·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这本书里，他突破了自我，使用粗鄙而机智的语言，将之前的拘谨严肃释放到了空气中，可以说是一种胜利。如果这情形是在他离开我们之后发生的，我会觉得难过，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所以我非常自豪。他和我们一起做的最后一本书（那是很久以后，他再次进入了我们的童书作者库）是《无与伦比的阿图克》，虽然稍微有点蛇尾，但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有意思，现在读起来都能让我开怀大笑。所以他将快乐留在了身后。而且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是对抗我内心苦涩的重要特效药），如果不这样做，我甚至会认为他傻。莫迪凯靠他的笔生活，有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需要供养，而正好有人准备付给他更多的钱。虽然我们有出版商跑马圈地的本能，但也知道自己并非最合适的出版商，这种自知的好处就是，你最关心的只有一点——是好书就应该出版。你自然希望出版商是自己，但如果是其他人，那也不是世界末日。
布莱恩·摩尔是莫迪凯介绍给我的，他说这位朋友写了本非常好的书，我们应该出版，但我也不能无视安德烈发现《朱迪斯·赫恩》的功劳。正如安德烈所记得的，在他访问纽约的最后一天，布莱恩在纽约的经纪人将这本书稿给了他。他在回家的航班上读了以后，立即决定必须出版。但我觉得他很可能和我一样，被莫迪凯推荐了以后，才要求看看书稿。但不管他有没有要求，他肯定一眼就认出了它的品质。当他把书稿交给我时，我已经听说了这本书并很想读一读，其出色之处让我有了双倍的愉悦——因为布莱恩是莫迪凯的朋友。他们两人在巴黎相识，莫迪凯是加拿大人，布莱恩是北爱尔兰人，他们一起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不过摩尔一家在认识我们后不久就搬到了纽约。
在布莱恩写《朱迪斯·赫恩》（后来改名为《朱迪斯·赫恩的孤寂情感》，以平装本发行并在美国出版）之前，他正拼命为自己拥有一个居所而打拼，他曾经用笔名写过几部惊悚小说，以袖珍本出版，他说这是他学习讲故事的很有用的学徒期，因为这种体裁的法则，是要求每页都必须有故事发生。但不管这种练习多么有用，也无法解释《朱迪斯·赫恩》的成功。这是他的第一本严肃书籍，已经展现出他完全掌握了所需的书写技巧和高度、以己推人的惊人能力，以及他独特的人生观——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观点，即他不会对生活中的悲剧大惊小怪，而是接受它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一部分生命结构。事实证明，他不仅无法写出烂书，而且他的大量作品里还有更多出色的书，但就我而言，还是认为《朱迪斯·赫恩》最为真实、感人。
当他于1955年为出版《朱迪斯·赫恩》来到伦敦时，其妻子杰姬并没有随行，她或许正忙着将全家搬去纽约。他长得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但我立刻喜欢上了他：身材矮小、肥胖，脑袋圆圆的，鼻子尖尖的，像一只知更鸟，他那种缺乏起伏的阿尔斯特口音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胖是因为患有溃疡，而当时流行的治疗方法是大量喝牛奶，当然也因为杰姬是个出色的厨师，她做的火腿，烤制之前会真的注入大量白兰地（成为我最沉痛的食物记忆之一），为此她还备有个专门的医用注射器。第一次见面，我请他去家里吃晚饭时，他很小心地对我解释说他对妻子很专一，这种防范措施让我有些想笑，因为既明智又略带喜剧色彩。
极少有男人会如此体贴地说明自己处于“请勿打扰”的状态（也许我这么说是在奉承他，说不定他并不是体贴，而可能只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胆怯。但我就是这么看的），一旦他确定我对他没有怀抱任何浪漫或掠夺性的幻想，友谊的大门便就此敞开。在我认识他和杰姬这一对儿之后，我们似乎就无话不谈。各种伟大的八卦，当我用“伟大”这个词儿，我想表达的就是“伟大”的意思，因为这是最高级、最纯粹的八卦：一种对人类行为饱含热情的兴趣，因幽默而点亮，超越了恶意。当然，我们经常谈论写作，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写作，最后还谈到了我的写作，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兴奋、敬畏、惊讶、恐惧或喜悦等种种心情，来谈论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贪婪地咀嚼着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伦敦西部的一个区域，位于泰晤士河北岸。法国南部阿尔卑斯省的一个市镇。与滨海自由城同属滨海阿尔卑斯省。阿甘西特海滩，位于纽约。 除了在摩尔一家来英国时我会见到他们外（他们曾在切尔西 租了一幢房子，客厅里挂着弗朗西斯·培根的画像），我还和他们在滨海自由城 度过了半个假期（另一半在卡涅 度过)，一起乘坐法兰西号横渡过大西洋，一起住在他们纽约的家里，还有两次住在他们在阿甘西特 的避暑别墅里。就是在滨海自由城，我听布莱恩说起了他搬到加拿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