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漫长的打架,也没有见过如此不知疲倦的人,两个人跳来跳去,差不多跳出了马拉松的路程。有些人感到自己难以等到结局的出现,这些失去耐心的人离去了,另外一些来上夜班的人接替了他们,兴致勃勃地站在了视线良好的地方。我两次看到石刚的毛巾都抽干了,抽干了的毛巾挥起来软绵绵的毫无力量,多亏了他的朋友及时递给他重新加湿的毛巾。于是石刚将昆山的胖脸抽打得更胖了。昆山的菜刀则将石刚胳膊上的工作服砍成了做拖把的布条子。这时候隔壁食堂里传来了炒菜的声响,我才注意到很多人手里都拿着饭盒了。
石刚湿淋淋的毛巾抽在了昆山的右手上,菜刀掉到了地上。这一次昆山站在那里不再动了,他像是发愣似的看着石刚,他的眼睛又红又肿,胜过他红肿的脸,他似乎看不清石刚了。当石刚向右侧走了两步时,他仍然看着刚才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他撩起了自己的衣角,小心翼翼地擦起了自己疼痛的眼睛。石刚垂着双手站在一旁,他半张着嘴,喘着气看着昆山,他看了一会儿后右手不由一松,毛巾掉在了地上,又看了一会儿后,石刚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十分吃力地将左胳膊上的工作服取下来,那件厚厚的帆布的工作服已经破烂不堪。石刚取下了它,将它扔在了地上。于是我们看到石刚的左胳膊血肉模糊,石刚的右手托住了左胳膊,转身向前走去,他的几个朋友跟在了他的身后。这时昆山放下了自己的衣角,他不断地眨着眼睛,像是在试验着自己的目光。然后,我看到晚霞已经升起来了。
我亲眼目睹了一条毛巾打败了一把刀,我也知道了一条湿淋淋的毛巾可以威力无穷。在后来的日子里,每次我洗完澡都要将毛巾浸湿了提在手上,当我沿着长长的街道走回家时,我感到自己十分勇猛。我还将湿淋淋的毛巾提到了学校里,我在操扬上走来走去,寻找着挑衅者,我的同学们簇拥着我,就像当时我们簇拥着昆山。如此美好的日子持续着,直到有一天我将毛巾丢掉为止。我完全想不起来为什么会丢掉毛巾,那时候它还在滴着水,我似乎将它挂在了树枝上,我只记得我们围着一只皮球奔跑,后来我们都回家了,于是我的毛巾丢了。我贫穷的母亲给了我一顿臭骂,我同样贫穷的父亲给了我两记耳光,让我的牙齿足足疼痛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丧魂落魄地走出了家门,我沿着那条河流走,我的手在栏杆上滑过去,我看到河水里漂浮着晚霞,我的心情就像燃烧之后的灰烬,变得和泥土一样冰凉。我走到了桥上,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昆山,肿胀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他恢复了过去的勃勃生机,横行霸道地走了过来。我突然激动无比,因为我同时看到了石刚,他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他曾经受伤的胳膊此刻自在地甩动着,他走向了昆山。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正在消失,我的心脏“咚咚”直跳,我心想他们惊心动魄的殴打又要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昆山手里没有了菜刀,石刚手里也没有了毛巾,他们都没有了武器,他们只有拳头,还有两只穿着皮鞋的脚和两只穿着球鞋的脚。我看到昆山走到了石刚的面前,他拦住了对方的去路,我听到昆山声音响亮地说:
“喂,你有香烟吗?”
石刚没有回答,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盯着昆山。昆山的手开始拍打起石刚的衣袋,然后他的手伸进了石刚的口袋,摸出了石刚的香烟。我知道昆山是在挑衅,可是石刚仍然一动不动。昆山从石刚的香烟里抽出了一根,我心想昆山会将这一根香烟递给石刚,会将剩下的放进自己的口袋。然而我看到的情景却是昆山将那一根香烟叼在了自己嘴上,昆山看着石刚,将剩下的还给了石刚。石刚接过自己的香烟,也从里面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接下去让我吃惊的情形出现了,石刚将剩下的香烟放进了昆山的口袋。我看到昆山笑了起来,他摸出了火柴,先给石刚点燃了香烟,又给自己点燃了。
这一天傍晚,他们两个人靠在了桥栏上,他们不断地说着什么,同时不断地笑着。我看到晚霞映红了他们的身体,一直看到黑暗笼罩了他们。他们一直靠在桥栏上,他们手里夹着的香烟不时地闪亮起来。这天晚上,我一直站在那里听着他们的声音,可是我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在回忆当初他们吸的是什么牌子的香烟,可是我总是同时回忆出四种牌子的香烟——前门、飞马、利群和西湖。
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
第13章 明天就出来
一
我是一个卑微的作者,很久以前在两家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有三千五百八十七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另一篇长一些,有四千六百二十三个字,也包括标点符号。
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有几个构思在我脑子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它们不是好邻居,经常吵架,我知道它们都期望自己第一个写出来。我劝说它们,谁第一个写出来不重要,谁写得最好才重要。可是它们对我的写作能力缺乏信任,认为我这辈子只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抢在第一个被写出来,就会胎死腹中。它们争吵不休,让我二十年来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当然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把握写出来以后能否正式出版。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小心翼翼步入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门,沿着斑驳的水泥楼梯走到五层,轻轻敲响这家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虚掩之门,里面一个女声说:
“请进。”
我推门进去,编辑室里有十多张书桌,当时只有一男一女两个编辑坐在里面,男编辑看上去二十多岁,女编辑有四十多岁了,女编辑问我:
“你找谁?”
我不知所措地看看高高堆在十多张书桌上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又看看墙角里堆成小山似的书稿,我注意到桌上的书稿信封上都写着编辑的名字,墙角里的书稿信封上没有写编辑的名字,只写出版社的名字。年轻的男编辑坐在门口的书桌旁,我看见堆在他桌上的书稿信封上写着孙强收,就说:
“我找孙强编辑。”
女编辑指指年轻的男编辑说:“他就是孙强。”
这位名叫孙强的编辑疑惑地看着我,他的记忆里没有我的脸。我谦卑地微笑,从背包里拿出发表过我短篇小说的两本杂志,翻开后递给他,说明哪篇是处女作,哪篇是第二次发表。他的目光从两本杂志上扫了一下,冷淡地问我:
“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有几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要说给他听听,如果他对其中的一个有兴趣,我回家就动笔。我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准备滔滔不绝讲述时,他对我说:
“我不是门诊医生。”
我愣了一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迟疑之后还是向他讲述起我的第一个构思。我才说了两句话,他就不耐烦了,打断我说:
“我告诉你了,我不是门诊医生。”
“我知道,”我忐忑地说,“你是编辑。”
这时一个回收废纸的人拿着几个塑料编织袋走进来,好像和他们很熟悉的样子,进屋就指着墙角那堆小山似的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说:
“今天不多啊。”
他说着蹲下身子将那些书稿往袋子里装,孙强起身走出屋子,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我并不存在。我尴尬地坐在那里,那位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对我说:
“你回去吧,把稿子写完寄到我们这里。”
我点点头,看看还在往袋子里装书稿的那个人,站起来走出屋子,走出这幢楼房。我站在大街上,看着这家著名的出版社,知道自己的构思写出来寄到这里是什么命运,就是被那个回收废纸的装进塑料编织袋,卖给造纸厂回炉后再变成崭新的纸张。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不著名的出版社,见到一位五十来岁的编辑,他虽然没有说“我不是门诊医生”,可是同样没有兴趣听我讲述构思。他的态度比孙强友好多了,他动手翻了翻那两本不知名的杂志,直言不讳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无名作者,长篇小说写出来也是难以出版。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微笑地问我:
“你写小说是想出名呢,还是热爱文学?”
“热爱文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热爱文学就好办了。”他说,“你可以自费出版,印五百本送给亲朋好友。”
我有点动心了,问他:“印五百本多少钱?”
他说:“两万元可以出书了。”
“这么贵。”我失声惊叫,当时我一个月的薪水才两百多元。
“只有出版社才有书号,中国的出版社都是国营的,民营的不准有出版社,民营的出书只能到我们国营这里来合作。”
“如果我自己找个印刷厂印出来呢?”
“那就是非法出版物。”
“非法出版物危险吗?”
“把你抓进监狱里去。”
我起身离开这家不著名的出版社,心灰意冷走在街道上,然后心灰意冷走过了这些年的时时刻刻。
我曾经希望儿子继续我的未竟之业,可是他喜爱游戏。他上中学时,我弟弟送给他一个PSP,他夜夜躲在被窝里悄悄玩游戏;现在他工作了,天天拿着手机公开玩游戏。我的侄女喜爱文学,我微不足道的文学基因没有直传给儿子,倒是横传给了侄女。我对待她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精心辅导她的小学和中学作文,她上大学的时候不需要我辅导了,她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散文,继而发表短篇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就像春天里花儿接连开放那样不可阻挡。
然后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是我仰慕的那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孙强,那位当年说“我不是门诊医生”的编辑,那时是那家出版社的社长,亲自为她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主持了新闻发布会。孙强称她是张爱玲再世,媒体称她是美女作家。
这时候她怀孕了。此前我没听说过她有男友,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弟弟和弟媳也没有听说过,她就突然怀孕了。
她是中午睡醒后怀疑自己怀孕了。自从她成为作家以后就没在上午醒来过,她中午醒来洗漱一番,又梳妆打扮一番,然后对父母说,她两个月没来例假了,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怀孕了。说完她走出了家门,没吃午饭。
我的弟弟和弟媳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弟弟问我弟媳:“她刚才说什么?”
我弟媳想了一下说:“她说去医院检查。”
我弟弟再问:“她是不是说去检查怀孕了?”
我弟媳点点头:“她是这么说的。”
“怎么可能呢,”我弟弟喊叫起来,“她没结婚,男友也没有。”
“她是没结婚,”我弟媳说,“会不会有男友了。”
“她跟你说过有男友?”
“没说过。”
“跟我也没说过。”
我弟弟给我打电话了,第一句就是:“你知道绵羊有男友吗?”
绵羊是我侄女的笔名,她在文坛小有名气以后,她的父母好像忘记她的真名了,口口声声都是绵羊。
“绵羊有男友了?”我拿着电话问,“她男友做什么的?”
“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男友,”他问,“你知不知道?”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他说:“绵羊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你说。”
其实绵羊不跟他们说跟我说的都是文学那些话。我说:“我不知道,她没跟我说过男友的事。”
他说:“你都不知道她有男友,她怎么就怀孕了。”
我听到弟媳在旁边说:“她是去检查,不一定怀孕。”
“怎么回事?”我问。
我弟弟在电话那头解释起来,我弟媳不断补充,我弟弟不耐烦了,冲着她说:“你别打断我的话。”
我弟媳一把抢过电话,对我说:“她没头没脑说一句可能怀孕了,就去医院了。”
我说:“她可能正在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不知不觉念出小说里人物的话。”
“有可能,”我弟媳说,“她当上作家以后经常有些不正常。”
我弟弟问我:“作家是不是都不太正常?”
“怎么说呢,”我说,“应该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你为什么一直都正常?”我弟媳问我。
“我哥算不上是作家。”我弟弟在旁边说。
“小声点。”我弟媳低声对他说。
我说:“不用小声,我听到了,我确实还不是作家。”
绵羊是下午四点左右回家的,把医院的化验单递给父母,告诉他们,她确诊怀孕了。面对父母惊慌失措的表情,她若无其事地吩咐他们,从现在起她要静养保胎,吃饭也在床上,除了上厕所,她不会下床,一直等到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下床。说完这些,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躺到了床上。
我弟弟和弟媳脑袋碰到一起,看起了化验单,看到怀孕检查那一栏里显示阳性。我弟媳跑过去推开绵羊卧室的门喊叫起来:
“你还没结婚,怎么就怀孕了?”
“没结婚就不能怀孕?”绵羊反问。
我弟媳求救似的看看我弟弟,我弟弟也喊叫了:“你什么时候有男友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什么时候有男友了?”绵羊仍然是反问。
我弟弟和弟媳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着,过了一会儿我弟弟问:“你没有男友?”
“没有。”绵羊回答。
我弟媳再次喊叫:“没有男友,你怎么可能怀孕?”
“我有情夫。”绵羊说。
我弟弟和弟媳张口结舌了,他们不知道绵羊说出来的情夫是什么意思,绵羊挥手让他们出去,对他们说:
“把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