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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全身都被蚊子叮了。脸上、胳膊上、脚上，蚊子甚至透过衣服和头发叮她，她却浑然不觉。
达玛丽斯教过她如何区分各种蚊子和雨林里的其他吸血动物。达玛丽斯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但她知道的东西比罗莎在中学、在大学社会学系和为取得另外两个硕士文凭所学的东西更有用。
罗莎也没发现她的手机从睡袍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淹没在地上床垫般又宽又软的枯树叶堆里。那是个老款黑色手机，按键密密麻麻。
基恩叫这个地方秘密花园。
在他们还没动工建老屋的时候，基恩就发现了这个地方。那天，他到处走着，想找一根长棍子，罗莎已经忘了他为什么要找长棍子了。他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藏在一片草木丛之后，被翠绿繁茂的植物包围着。于是，他开始动手设计，想把这里变成一座花园，栽满雨林里的热带花朵，放置天然材质的家具和吊床，将它打造成一个用来读书或休息的完美空间，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空间。一方远离一切的小天地，在他们搬来的这个远离世俗之地中。
于是，他满怀热情地动起手来，和他每次开始一个新项目时一样。
他清除了茂盛的杂草，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有杂乱的蕨类植物，有可以刮伤皮肤的带锯齿的杂草，还有一些寄生植物，必须连根拔起，否则它们会继续从大树身上汲取养分，只会越砍越茂盛。
之后，他从屋子另一侧拖来一段巨大的树桩，那棵树原本长在电缆附近，电力公司不得不把它砍掉。他把树桩放在树下当作板凳，这比清理杂草难多了，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干完的。
基恩就把它晾在那儿了，不是因为他的病——他的病症很久以后才出现，而是因为他做事总是这样虎头蛇尾。比如水池边上的观景台，只建了水泥地基；从雨林里砍来的树枝，本是用来撑起凉棚的，却从来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用处；由凉棚那堆树枝和被遗弃的树桩划定的小路，永远到不了原定的目的地；被大风刮倒的树干，他原本想打磨成独木舟，用来种植作物，最后却在风吹日晒中腐烂；还有他们根据圣奥古斯丁和北美部落图腾设计的战士雕像，原本应该摆放在门口保护家宅，彩色图案和设计却始终停留在图纸上；还有那扇原本想装在新屋那边、现在却只有一个门框的吊轨门，没有盖子的衣箱，还没抛光的书桌，书房墙上的搁板（最后还是罗莎自己动手打磨和上色的），没有抽屉的床头柜……三天三夜都数不完。
现在，只有罗莎一个人还会来秘密花园，但她也不常来了。许多年过去，花园变得阴森：被修理成排的灌木乱作一团，地上的深色树叶积了厚厚一堆，被当作板凳的树桩正在腐烂，野草一次又一次地冒出头来。
如果罗莎随身带着砍刀，一把轻便的短刃砍刀，她会把野草都割掉。但她今天没有带刀。走进花园时，她的手臂碰到了一枝蒲苇，留下了像被猫咪抓伤的痕迹。
被蒲苇擦伤的人不会立刻感到疼痛。有时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擦伤了，过了好一会儿发现伤痕时，人已经走远，身边根本没有蒲苇。
罗莎的伤口开始疼了。
被蚊子叮咬的无数地方已经变红，本应开始发痒，她却仍像石头般一动不动。
天空开始下雨，豆大的雨点落到她的身上和石头上，她这才回过神来。
她拍死一只叮在脖子上的蚊子，挥动双手驱赶身边的其他蚊子，挠了挠双腿和手臂，这才发现手臂上的擦伤。尽管有些疼痛，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接着，她站了起来。地上的手机被厚厚的枯叶埋住，而她浑然不觉。
她没去游泳。她穿着黄色睡袍，光着脚，头发凌乱，脸上夸张的妆容让她看上去像个杂耍演员。一滴雨落到她的眼角边，顺着脸庞滑落，留下一条黑色的痕迹。
她踏上了回家的路。
她离开秘密花园，沿着小路朝悬崖走去，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路上的蒲苇。天空和大海都灰蒙蒙的，像是被人用橡皮擦擦过，让人分不清界限。但她并没有停下欣赏这忧伤的景象，因为她的脚边生长着脚踝高的荆棘，地上还有落叶，她要留意脚下，以防被树叶和荆棘弄伤。
她走到屋子前的花园时，刚刚还只是零星落下的雨下得更大了，砸落在她全身。在倾盆大雨到来之前，她爬上门口的斜坡，走进了屋子。
屋里正播放着伊斯梅尔·里维拉的《坟墓》。
大学毕业后，她参与了一系列值得称道但报酬微薄的市内贫民区项目。后来，她进了一家跨国广告公司做市场营销助理，创意总监毛里西奥很欣赏她。三年后，他创办自己的广告公司，邀请她当了合伙人。
《坟墓》曾经风靡一时，她常听着这首歌跳莎莎舞。那时，她才三十三岁，却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对她来说，加利这个城市就像监狱。
现在，罗莎只想听雨声。
她径直走到书房，关掉音乐和电脑。突然，她的动作定住了，看向墙壁木板的眼神变得迷茫，就像在秘密花园时一样。
当她回过神来时，已不知过了多久，她觉得口渴。
她来到厨房，想倒杯水喝，却在吧台上发现了一瓶烈酒。她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本是想带到秘密花园去的，却落在这儿了。
她总是记不住事：忘了洗澡，忘了洗内衣（她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干净的内裤了），忘了人们的名字，忘了带工具，忘了要吃什么，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和几月份，忘了手臂上的擦伤是怎么来的，甚至忘了她为什么要到厨房来。
她没有倒水，而是打开了酒瓶。然而，喝酒之前，她突然意识到，在秘密花园时她不需要喝酒，现在她也不需要。
这让她很惊讶。
在毛里西奥的广告公司工作的那段日子是她人生中最沮丧的时期，那时的她还只在派对上喝酒。
到雨林生活后，大概是建新屋的那段时间，她真正爱上了喝酒。那时候，基恩的身体很好，有时也会和她喝上一杯，但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就不再喝了。基恩是爱尔兰人，对喝酒司空见惯，即使罗莎整天不离酒瓶子，他也从来不过问。她想，在某种程度上，基恩的态度让她的酗酒更加严重了。
她一口也没喝，将酒瓶的盖子盖上，放回柜子。
就像忘掉其他东西一样，她也在慢慢忘掉喝酒的习惯。
她的奶奶失忆之后，罗莎曾想过，遗忘就像一个人将自己身上的外壳一件件剥下。
也许她现在就在剥掉自己身上的外壳。
剥掉酗酒的外壳，她会变成四十多岁时的她，那时她刚结婚，和外国丈夫住进了雨林里。剥掉刚到雨林的四十多岁的外壳，她会变成生活在加利的抑郁的职业女性，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剥掉合伙人的外壳，她会变成满腔热血、带着点嬉皮士调调的女大学生。再之前，是一个笨拙的少女，一个瘦弱的、不和陌生人讲话的害羞女孩，一个长着大眼睛的婴儿，一个在母亲的肚子中毫无知觉地漂浮着的胚胎，以及最初的，一片虚无。仿佛她与世界毫无关系，从未存在。
也许，她并没有逐渐忘记喝酒的习惯，也没有剥掉身上的这些外壳，只是雨声掩盖了世界的一切喧嚣，而她需要的仅仅是独自一人在厨房里，听着雨点落在屋顶上的声音。
厨房在老屋这一侧。
他们首先建起的是一个四平方米的小房间，也就是现在的书房，他们在这个小房间里睡觉、做饭，干活用的工具也堆在这里。之后建了厨房和环绕着它的阳台。最后，他们建了门廊（现在装上了轮椅专用的小斜坡）、一个小工具房，还有后来他们睡觉的小阁楼。
那时，他们会到屋外洗澡，有时候就在雨中洗澡。他们住的地方很小，并不舒适，装修的木屑弄得到处都脏兮兮的。他们每天都很累，浑身酸痛，但在罗莎的记忆里，那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基恩只在新屋那一侧活动，因为他的轮椅太大，进不了老屋的门。于是，老屋就成了她的专属空间：在他们两人的秘密花园中，一个只属于她的秘密花园。
雨下得更大了，宽大的屋檐并不管用，雨水打进了屋里。
罗莎一扇扇关上厨房和书房的门窗，它们是用精致、密实的深色木材制成的，是基恩为数不多真正完成的作品之一。也许是因为他们当时刚到这儿，基恩想试试自己的手艺。他精准地测量了尺寸，还在缝隙间加了封条，以防雨水渗入。但大雨倾盆时，雨水还是会渗进屋子，弄湿屋里的东西：枕头，床垫，厨房里的抹布，袋子里的餐巾，装在罐子里的盐、面粉和糖，衣柜里的衣服和抽屉里的东西。
在这片雨林里，几乎每天都会下雨，有时候还会连续下好几天。
有一次，在他们做厨房的收尾工作时，连续下了七天雨。有时，雨势会变小，让人以为要停了，但过一会儿或几个小时后，雨又会倾盆而下。
即使在不下雨的日子里，雨林似乎也总是被一片水汽笼罩着。
如果不算没有盖子的衣箱、没有抛光的书桌、没有完成的工具房和天花板，老屋算是完工了。屋顶的横梁和石棉瓦都暴露在外，为这一侧营造出一种乡村风情。建成的时间太久，地板已经开始剥落，需要重新上漆了。但在罗莎眼中，这样的地板就像风化的石头一样，有着别样的美感。
相反，新屋一侧停留在了未完成的一片灰色之中。屋里大部分的门、几扇窗户和天花板都还没装上，工具房也没弄好，粗糙的木地板像是刚被锯开的一段段木块，每块之间的缝隙还没填上，墙壁光秃秃的。家具也很简陋，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和缺了抽屉的床头柜，客厅摆着罗赫略帮忙做的难看的架子，来摆放他们收集的贝壳和石头。
建新屋的过程中，基恩开始说自己的左手臂疼。但因为他一直很忙碌，罗莎以为是干活累的，没怎么在意。直到某个周日，他们在柴火灶上煮豆子时，她看见他赤手拿着烧红的炭块。
“你在做什么？”她大吃一惊，问道。
他转过身来，手里仍然拿着炽热的炭块。
“我不知道，”他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的手感觉不到炭火的温度，却被烧伤了。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非常可怕：一种慢性复合硬化症，会不断恶化，而且无法治愈。罗莎永远忘不了诊断书上那两个直白的词。不断恶化，无法治愈。
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药物，基恩的病情发展得很快。
他们终于把新屋收拾得可以住人了，基恩却不能再干活了。他们雇了达玛丽斯和罗赫略来帮忙，一开始只在有需要时才叫他们过来，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来。
八年后，基恩坐上了轮椅。
那时，罗莎心中充满愤怒，她甚至想过，基恩的病就是对他那虎头蛇尾的性格的报应。
现在，她走出书房，顺着连通两侧屋子的走廊进入新屋一侧，穿过客厅，走进卧室。她以为基恩会在房间里，坐在轮椅上，支撑不住的头耷拉在肩膀上，因而当她发现他不在时，她很惊讶。
轮椅是电动的，基恩的手指还能活动，他可能坐轮椅去别的地方了。他喜欢坐在面朝花园的窗户边。
罗莎觉得基恩应该不会在屋外，但她还是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基恩果然不在外面。雨水让窗外的世界变得灰蒙蒙一片，已经看不见大海和天空了，雨滴随着大风四处飘落。罗莎感觉到落在脸上的雨点，冰冷而锋利，像钢刀似的。窗边的地板被雨水浸透了，她关上了窗户。
她走回客厅，那里的地板也湿了。除了推拉门的门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窗户。罗莎将黑色塑料布铺开。那是罗赫略留下的，给他们当挡雨的窗帘用。她又压了几块石头，以免风把塑料布吹起。
她去了浴室，基恩不在那儿。
她朝后院望去，基恩也不在那儿。
她不知道他会去哪儿。
“基恩，”她知道他不在屋里，但还是大声地喊他的名字，“基恩！”
如果基恩在屋外，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赶在雨势变大前回来。
以前他会在屋前的花园里看海，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但有一次，他的轮椅翻了，他顺着悬崖滚下去好几米。没多久罗赫略就把他救回来了，身上只有几处擦伤。但从那以后，他几乎不再到屋外去了，即便出去，也不再走远。
天色很暗，如同夜晚一般。狂风与雨水像海浪一样袭来，将屋顶吹起，又狠狠摔下。响声过后，罗莎听到远处传来长长的雷声，就像美洲豹的低吼。
罗莎的脑海中浮现出基恩在屋外的样子，他的轮椅可能陷在坑里，被树根、石头或任何什么其他东西卡住。他的头抬不起来，浑身湿透，在雨中瑟瑟发抖。或者他可能又从悬崖边滚落，雨水灌入他的耳朵，泥土埋住了他，而这次，罗赫略也救不了他了。
当她发现还有比这些想象更糟的可能性时，她惊慌失措：如果基恩已经不在了，如果他几天前、几个月或几年前就死了，而她把这事忘了呢？
她吓坏了，跑遍新屋的每个角落，寻找基恩存在的证据。
她看见基恩轮椅的颈枕就放在他那一侧的床上，按摩的精油和药瓶摆在床头柜上。她看见几个她收藏的贝壳掉在客厅地板上，其中有个缺了一角的六角海螺壳，她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或者什么也不是。她看见基恩的衣服挂在衣柜里，有衬衫、裤子，抽屉里有他的睡衣、袜子和内裤。她还看见他的牙刷和剃须膏在洗手台上，抽水马桶上是他的书。
基恩的东西都在。
只有他和轮椅不在了。
罗莎无法平静下来。他的东西还在并不意味着他没死。也可能他死了，但她没有勇气清理他的东西，因为她并不会为不用再照顾一个瘫子而感到释怀，反而觉得悲痛、自责和愤怒。
她抬头看着镜子，想从镜中的脸上找出这些情绪的蛛丝马迹，但她看到的是她最恐惧的脸——她奶奶的脸。一个头发花白、凌乱，浓妆艳抹的老妇人，一个怕别人看见而被锁在家里的疯女人。她被绑在床上，这样就不用人跟在她后面到处乱跑，时刻提防她把自己弄伤。最后，她被扔在客房的一张垫子上，蜷缩着，嘴巴大张，手臂和双腿上的皮肤松松垮垮。
罗莎苦恼地翻着睡袍口袋，寻找手机，想给达玛丽斯打电话。达玛丽斯就是她的现实，能告诉她为什么基恩不在了。
哎，罗莎夫人，您怎么忘了呢，达玛丽斯可能会说，昨天，基恩先生和罗赫略一起去城里看病了呀。
手机不在口袋里。她知道，接下来她一定会拼命把家里翻个底朝天，就像上次她的手机不见时一样，几天后才在冰箱冷冻层里发现。
但她什么都没做。
罗莎一动不动地站在镜子前，迷失在自己的镜像中。在她的脸后面，有一个只有她才能到达的遥远的点，突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浓重的虚无之中，消失不见。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如世界末日一般，她的丈夫杳无踪影。
第6章 看，我想到你了
看，我想到你了。她会这么对他说。
照片中，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嘴巴扭曲，脖子歪斜，双手蜷曲，似乎想把自己拧成一团。
他有一头白发，但能看出曾经是金黄色的。他一定是个外国人，来自欧洲或某个说英语的国家。一想到胡安·巴勃罗看到这段文字和这张照片后的神情，保利娜就感到无比快意。
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拍出这张照片。
她不会上前跟那个老头说，嘿，先生，打搅您了，我想给坐在轮椅上的您拍张照片，对，就这样，瘫着的，不不不，您别担心，您不用坐直，也不用微笑，而且不管您怎么做，您脸上的表情都不像笑容。
而保利娜脸上的笑容是真切的。一个短暂的、不经意的微笑。她的朋友马尔赛拉没有看到这个笑容，因为她正看着小船和大海，看着码头上忙碌的人们。没有海风，也没有太阳，湿热的天气几乎要让她们窒息了。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即便保利娜想要掩饰，也无法将这笑容抹去。
轮椅上的老头和一个如巨怪般身材高大的黑人在一起。所有有轮子的东西——装满行李和货物的手推车、自行车、摩托车——都可以从那个斜坡上推下来，但黑人并没有向前推动轮椅。他搬起那把配有马达和靠枕的豪华轮椅，轻而易举地将轮椅和坐在上面的老头搬下台阶，仿佛一切都是塑料泡沫做的。
保利娜将手放在包里的照相机上。她没有把照相机拿出来，因为她有点害怕那个黑人，他看上去似乎什么都做得出来，好像随时会用机关枪杀死所有人。如果那个黑人走开，如果他背对她几秒钟，或是跟别人聊天分散了注意力，比如和那个跟他们打招呼的瘦得像木棍一样的女士聊天，保利娜就可以在那一瞬间取出照相机，按下快门。她会给这个瘫痪的老头拍几张正面照，可怜的家伙，你看，你以后也会变成这样的，你这个婊子养的，狗屁胡安·巴勃罗。
保利娜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
她想起刚认识胡安·巴勃罗时，她对自己说，这个人值得托付一生，她向自己保证不会做任何疯狂的举动。上一段感情的失败让她深感疲惫，这次最好还是慢慢来，不要着急。
于是，在她的生命中，她第一次像个正常人一样谈恋爱。
她没有在他们第一次去酒吧时就在他耳边低语，没有用那蜜糖般的声音轻柔地说“我想尝尝你”。她没有在第一次接吻时就突然紧紧地抓住他，将他推到角落，也没有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更没有在客厅的沙发上张开双腿，一边用婊子般淫荡的表情看着他，一边自慰。在胡安·巴勃罗踏出第一步前，她什么都没有做。
在一起三个月后，他对她说，保利娜，我想，我们是认真想在一起的。听到这话，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用蜜糖般的声音轻柔地说，你说真的吗？胡安·巴勃罗缓缓地点了点头，闭上了双眼。但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他说，然后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她。
一开始，保利娜只觉得生活很不公平，狗屁，为什么在她唯一一次毫无差错地恋爱时，偏偏他要生病呢？她想哭，想发怒，但是她不能，因为她内心深处那蜜糖般的声音正轻柔地说，对她来说，他这种状况的男人多完美啊，你瞧，保利娜，这家伙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就这样，她以为找到了永恒的爱情。
但只要她犯一个小小的错误，两个月后再犯一次错误，就足以让严厉得军校模范生似的他下定决心和她分道扬镳了。
第一次犯错发生在一家车房汉堡店。
那天，他们刚看完一部电影，汽车啊爆炸啊，糟透了，她一点都不喜欢，肚子都饿扁了，头还疼，走出影院后她仍然觉得耳边的一切都在轰鸣，好像她仍然留在了影厅里。
他们各自点了汉堡，她反复强调自己的汉堡里不要放洋葱，和她在每一家餐厅里点每一道菜时对服务生要求的一样。长着青春痘、染过的头发像稻草一样的二十来岁的服务生说他明白了，不用担心。上菜的时候，那个傻蛋却给她拿来了一个塞满洋葱的汉堡。煮软了的、透明的洋葱。咬下第一口时，保利娜就察觉了，她差点呕吐。出于本能，她把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她叫回还没走远的服务生，指着汉堡对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洋葱吗？我不是说过了吗？大傻蛋！
服务生看着她，不知如何是好。而胡安·巴勃罗，这个对那部愚蠢的电影情有独钟的人站了起来，对她说不能这么对待别人。接着他在桌上留下几张钞票，坐上了一辆刚把一家人（妈妈、爸爸和两个跟服务生一样长着青春痘的少年）送到这里的出租车。胡安·巴勃罗甚至没动他的汉堡。
保利娜花了一周时间才说服他接听电话，又苦苦哀求他一个多月，告诉他那是一个意外的错误，都怪电影、饥饿和头疼，她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我向你发誓，胡安·巴勃罗，那天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她才让两人的关系恢复如初。
第二次犯错发生在她的公寓。
深夜一点。马尔赛拉和她的男朋友刚刚离开，他们四个人喝了两瓶酒，胡安·巴勃罗请她帮忙叫一辆出租车。你不留下吗？保利娜问道。胡安·巴勃罗说不，第二天早上他还得陪他爸爸去银行。而她就像没听到似的，亲昵地靠近他，在他耳边用蜜糖般的声音轻柔地说，我想尝尝你。宝贝儿，我得走了，他说。她抓住了他的裤裆。不，宝贝儿，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保利娜向前，试图拉开他裤子的拉链，但他坚定地按住了她的手，看着她的脸说，我说过不要了。你真的要走吗？是的。你这个婊子养的。什么？婊子养的，混蛋，你来了，撩拨了我，现在你倒想走了，晾下我自己。
保利娜疯了，开始扔东西。她把一个空瓶摔碎在地板上，还把纸牌扔在地上。等她回过神来，胡安·巴勃罗已经走了，她蜷缩在门边，哭得停不下来。
两周后，他接听了她的电话，只是为了告诉她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他们之间没有可能了。对不起。我原谅你。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了。不，不会再发生了。你真的要和我分手吗？真的，保利娜，你不要再坚持了。你不能和我分手！嘟嘟嘟。你这个婊子养的！
把胡安·巴勃罗介绍给她的马尔赛拉说，走，我们去我阿姨在太平洋海岸边的别墅度假吧。于是，在一个周六，她们穿过山脉，来到了这个码头，等着快艇载她们去目的地。
有人说，嘿，罗赫略，好家伙，好久不见。那个高大的黑人回过头，和叫他的人打招呼，那也是一个黑人，高大却不那么壮实。保利娜趁机从包里拿出照相机。咔嚓。一个坐在轮椅上饱受病痛折磨的老头。
保利娜的脸上又浮现出笑容。
看，我想到你了。她会在照片上写下这句话，一个“你”字让语气如蜜糖般轻柔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