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爬上坡顶，完全迷失在思绪之中，琢磨着这些苦涩的念头时，忽然觉察到了另一个生命。她抬起头，看见一匹马站在小径上，马离她大约六米远，山梁在那里转向下坡，通往一条小山谷。她吓了一跳，惊叫道：噢！但马似乎并不吃惊。它站着一动不动，没有在吃东西。她似乎没有打扰它的清静。感觉很奇怪——就好像它在等她。这是一匹白马，肌肉发达，侧腹部偶尔颤抖，一双又大又圆的黑眼睛似乎在睿智地打量她。它嘴里有嚼子，脖子上有缰绳，但没有马鞍。它望着费伊，就好像刚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正在等她回答。
“哈喽。”她说。马似乎不怕她，但也并不显得友善，只是似乎暂时被费伊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看它等待自己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的样子，感觉其实有点诡异，但费伊不知道她该做什么或说什么。她朝马走了一步，马毫无反应。她又走了一步。依然没有反应。
“你是谁？”她问，她刚开口，答案就跳进了脑海：魅魔。过去了那么多年，她站在一道山梁上，底下是巨浪拍岸的乱石港口，这里是挪威，全世界最北的城镇。她发现自己掉进了童话故事。
马直勾勾地看着她，眼睛眨也不眨，像是在说：我知道你是谁。她觉得自己被它吸引，想伸出手抚摩它，想摩挲它的侧肋，想跳上马背，让马带她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那会是一个适合我的结局，她心想。
她走近那匹马，她抬起手抚摩马的面颊，它依然没有退缩。它依然静静等待。她抚摩它双眼之间的地方，那里的触感比她之前想象的要坚硬许多，那里的颅骨非常接近体表，只有薄薄一层皮毛和骨头。
“你在等我？”她对着马的耳朵说，灰色与黑色的马耳上有一些银色斑点，样子像是瓷质茶杯。她琢磨着她能不能跳上马背，问题在于她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将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接下来就简单了。马甩开四蹄奔跑，十几步就能来到不远处的悬崖边。落进大海只需要几秒钟。人生如此漫长，却有可能结束得这么迅速，她觉得很惊讶。马还在等她。
这时，费伊听见了一个声音，风带着这个声音从底下的山谷飘上来。一个女人正在走向她，嘴里用挪威语喊着什么。女人的背后，就在她的背后，是一幢房屋：四四方方的小屋子，屋后有个面对大海的凉台，有一条小径通往摇摇欲坠的木头栈桥，屋前有个大花园，有几棵云杉，有一小片草场，养着几头山羊和绵羊。屋子的外墙是灰色的，经历了日晒雨淋，但在几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屋檐底下和百叶窗背后——费伊看见了旧日涂料的残存痕迹：鲑肉红。
看见这些，她险些坐到地上。屋子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但她依然能认出来。感觉依然很熟悉，就好像她曾经来过许多次。
女人走近了，费伊发现她是个结实的年轻女人，大概和萨缪尔差不多年纪，有着费伊在这个国家时常见到的那些外貌特征：白皙的皮肤，蓝色的眼睛，长长的直发，颜色介于黄金和棉白之间。她微笑着对费伊说了句什么，费伊听不懂。
“肯定是你的马吧。”费伊说。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她只能冒昧地使用英语，但她别无选择。
然而女人似乎不觉得受到了冒犯。她得到了这个新信息，侧着头像是思考了几秒钟，然后说：“英国人？”
“美国人。”
“啊，”她点点头，像是费伊的答案解决了一个重要谜题，“这匹马有时候会乱跑。谢谢你拦住它。”
“不是我拦住它的。我看见它的时候它就站在这儿，更像是它拦住了我。”
女人自我介绍：她叫莉莉安。她穿一条人字纹的灰裤子，布料似乎很结实，浅蓝色毛衣，一条像是自己织的羊毛围巾。她是谦逊北欧人的活样本——沉静而优雅。有些女人就是能毫不费力地用好一条围巾。莉莉安抓住马缰绳，两人一起走向那幢屋子。费伊心想她会不会是我的远亲，因为这里百分之百就是她在找的地方。这么多细节都对得上，尽管她父亲讲述的版本有所夸张，此刻她看清楚了：屋前不是田地，而只是花园；没有长长一排云杉，而只有两棵；海边的也不是什么宽阔的栈桥，而只是一个年久失修的小码头，估计只能容纳独木舟停靠。费伊心想不知道父亲是存心吹牛骗人，还是离家多年后，在他的想象中，屋子变得越来越巨大和雄伟。
莉莉安在和她攀谈，问费伊从哪儿来，玩得开不开心，打算去哪儿。她建议费伊可以去尝试哪几家餐馆，可以去附近的哪些景点看看。
“这是你家？”费伊问。
“我母亲的。”
“她也住在这儿？”
“那当然。”
“她在这儿住了多久？”
“差不多一辈子。”
屋前的花园生机勃勃，灌木、青草和花卉郁郁葱葱，几乎没有人工整理过。这是个闹哄哄的古怪花园，鼓励大自然肆意生长得乱七八糟。莉莉安把马牵进围栏，关上摇摇欲坠的木门，用绑成结的一小段麻绳闩上门。她感谢费伊帮她找到离家的马。
“希望你的假期玩得开心。”她说。
尽管这就是费伊来挪威寻找的地方，但她此刻只觉得舌头打结和精神紧张，不确定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不确定该如何解释前因后果。
“听我说，其实我不是来度假的。”
“嗯？”
“我在找人。其实是家里人，我的亲戚。”
“叫什么？也许我能帮你。”
费伊咽了口唾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安德烈森。”
“安德烈森，”莉莉安说，“这个姓氏很常见。”
“对。可是，听我说，我认为就是你这儿。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我的家里人曾经住在这儿，就是这幢屋子。”
“但我们不姓安德烈森，”她说，“我们家也没有人去美国。你确定就是这个镇子吗？”
“我父亲叫弗兰克·安德烈森。他在这儿的时候叫弗里乔夫。”
“弗里乔夫。”她说，她望向上方，聚精会神地思索这个名字为何如此熟悉，答案似乎过了好一会儿才揭晓。然后她忽然想到了，低头盯着费伊，视线灼人。
“你是弗里乔夫的亲戚？”
“对，他女儿。”
“啊，天哪，”她说，抓住费伊的手腕，“跟我来。”
她领着费伊走进屋子，首先经过食品储藏室，架子上摆满了精心装瓶、腌制和贴标的蔬菜，然后穿过温暖的厨房，炉子里在烤某种糕点，空气中弥漫着酵母和豆蔻的香味，最后走进一间小客厅，木地板咯吱作响，木质家具像是手工制作的古董。
“在这儿等一下。”莉莉安说，放开费伊的手腕，走进另一扇门消失了。这间客厅很舒适，铺着地毯，有许多靠垫，墙上挂着照片。应该是家庭照片，费伊走过去细看。没有眼熟的人，但有几个男人的眼睛长得很眼熟，很像她的父亲（抑或仅仅是她的想象？）眯着眼睛看人的样子，眉毛生长的角度，双眼之间的细纹。到处都是台灯、吊灯、烛台和灯架，大概是为了在漫长的黑暗冬季把这里照得亮如白昼。巨大的壁炉占领了整整一面墙，此刻没有生火。另一面墙摆满了书籍，朴素的白色书脊上印着费伊看不懂的书名。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这个古朴的房间里显得格格不入。隔着门，费伊听见莉莉安在说话，音调柔和，但说得很快。费伊对挪威语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因此这种语言对她来说只是个声学现象，元音有点平淡，像是低了半个音的德语。和美式英语以外的绝大多数语言一样，它的语速似乎特别快。
没多久，门开了，莉莉安回到客厅里，她的母亲紧随其后，见到她的时候，费伊感觉就像在照镜子——两个人的眼睛，两个人拱起肩膀的姿势，年龄对两个人面容造成的影响。那女人也感觉到了，因为她看见费伊就陡然停下了脚步。她们对视良久，都一动不动。任何人在场都会明白无误地认出，她们二人是姐妹。费伊从那个女人的五官看到了她父亲的面貌特征：颧骨、眼镜还有鼻子。那女人怀疑地侧过头，一头灰色的乱发在头顶用带子扎了起来。她穿着纯黑色的衬衫和旧牛仔裤，点缀着无数家务琐事留下的证据：油漆和抹墙粉，还有裤腿和膝盖上的泥点。她光着脚，用一块深蓝色的破布擦手。
“我叫弗雷娅。”她说，费伊的心猛地一跳。她父亲讲的每一个鬼故事里都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而他给她起的名字正是这个：弗雷娅。
“很抱歉打扰你了。”费伊说。
“你是弗里乔夫的女儿？”
“是的。弗里乔夫·安德烈森。”
“你从美国来？”
“芝加哥。”
“所以，”她自言自语道，“他去了美国。”她朝莉莉安打个手势。“给她看看。”她说。莉莉安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在沙发上坐下。这本书很古老，纸页泛黄发脆，两片皮革保护封面封底，正面有个搭扣。费伊见过类似的书册：他父亲的《圣经》，里面有家谱树，写满了外国人的名字，父亲曾经给她看过，对那些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太胆小，不敢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莉莉安膝头的《圣经》也是这样，头两页是家谱树。但她父亲的那棵树止于费伊，而哈默费斯特的这棵树却在继续蓬勃生长。莉莉安是弗雷娅的六个孩子之一。孙子辈填满了下一排，再往下还有几个重孙辈。这个家族兴旺得需要换一页才能写完名字。弗雷娅的名字之上是她父母的名字，母亲叫玛尔特，而另一个名字被涂掉了。弗雷娅蹒跚着走过来，站在费伊的面前，弯下腰，指着那个地方。
“这就是弗里乔夫。”她说，指甲在纸页上压出一轮新月。
“他也是你的父亲。”
“对。”
“他的名字被涂掉了。”
“我母亲涂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呃，你们怎么说的来着？”她望向莉莉安，寻求帮助。她用挪威语说了句什么，莉莉安点头表示明白，说：“哦，你是说懦夫。”
“对，”弗雷娅说，“他是个懦夫。”她望着费伊，等着看她对这句话的反应，看会不会触怒她。弗雷娅很紧张，或许在等着和费伊大吵一架。
“我不明白，”费伊说，“懦夫，为什么？”
“因为他离开了。他抛弃了我们。”
“不，他移民了，”费伊说，“他想为自己寻求更好的生活。”
“对，为他自己。”
“他从没提过他在这儿还有一个家。”
“只能说明你不怎么了解他。”
“能说给我听听吗？”
弗雷娅用力呼吸，望着费伊的眼神似乎是不耐烦或厌恶。
“他还活着吗？”
“活着，但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太老了。”
“他在美国是做什么的？”
“在一家工厂做事。化工厂。”
“他过得好吗？”
费伊思考了一会儿，想到她看见父亲一个人的那些时刻，想到他如何和其他人保持距离，如何离群索居，如何活在自己建造的监牢中，孤零零地站在后院里盯着天空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不，”她说，“他似乎总是很悲伤，还有孤独。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听她这么说，弗雷娅似乎缓和了一些。她点点头，说：“留下吃饭吧。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晚饭是面包和炖鱼，她边吃边讲述往事。母亲在弗雷娅长到能理解这些事情之后就告诉了她。故事始于1940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弗里乔夫·安德烈森的消息了。和哈默费斯特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是个渔民。他十七岁，刚结束码头给儿童安排的工作，也就是清洗渔获、掏内脏和剔骨。如今他在船上做事，这份工作从方方面面说都要好得多：报酬更丰厚，乐趣更多，更激动人心，尤其是把整整一网鳕鱼、星鲽和难看又难闻的狼鱼拖上船的时候，大家都同意打狼鱼比给它掏内脏更轻松。他们从早到晚待在水上，忘记时光的流逝，因为夏天北极圈内的太阳从不落下。他感到很自豪，因为他能熟练地使用这个行当的各种工具，浮标、渔网、木桶、钓线和鱼钩整整齐齐地存放在船舱里。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坐在最高一根桅杆上的瞭望台里，因为全船就数他的眼神最锐利。他看见一整个夏天时常会拐进海湾的隆头鱼鱼群，看见海面上有一片地方水花四溅，他大喊“有鱼了！”，所有人都会跳下床，戴上帽子，开始工作。他们会放下小船，两个人一艘，一个人摇桨，一个人拉网，他们会在小船间拉起渔网，他在高处指挥他们行动，直到鱼群游到附近，他们包围鱼群，把无数沸腾的鱼儿抬出水面。这是一种权力，是他们对蛮荒大海的控制，他们觉得自己势不可当，尽管若是来到离嶙峋海岸太近的地方，假如他们的航海经验不够丰富，他们那艘渔船肯定就会报销。
弗里乔夫比大家能记得的任何人都擅长找鱼群。他有全镇最锐利的一双眼睛，只要回到岸上，他就会吹嘘自己的本事。他说大海是一张纸，只有他能读懂上面的文字。他很年轻，有一点钱，在酒吧里消磨时间。他认识了一个叫玛尔特的女招待。说他和她坠入爱河恐怕并不准确，更像是两人都感觉到了只属于年轻人的某种欲望，而他们凑巧能够满足彼此。他们第一次做爱是在玛尔特家农庄附近的山上。那天他等到酒吧关门，陪她回家，两人躺在灰白色太阳照耀下粗硬的草地上。事后，她带他参观农庄，漆成鲑肉红的大屋，伸出海面的长长栈桥，长长一排云杉树，大麦地。她喜欢这里，她说。她是个有魅力的姑娘。
也是在那年夏天，战争开始了。所有人都以为哈默费斯特太偏僻，不具备任何重要性，然而德国人想找个城市来干扰盟军向俄国运送物资，同时充当德军潜艇的补给基地。纳粹军队要来了，这个消息在挪威的海岸线上传播，从港口到港口，从渔船到渔船。弗里乔夫那艘船上，人们在讨论逃跑。他们可以逃到冰岛去，在那儿开始新生活，或者继续向前走。有人说可以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去美国。但潜艇怎么办？潜艇才不在乎一艘小渔船呢。但水雷呢？弗里乔夫一眼就能发现，他们说。肯定能成。
弗里乔夫想相信部分年长者的看法，他们说德国人更想要码头，而不是城市，只要大家别抵抗，德国人就不会来烦我们，他们要打的是俄国和英国，不是挪威。但很快传闻四起，说的是南方发生的事情，月初的突袭，多个村镇被烧毁。弗里乔夫不知道该怎么想。下一次在哈默费斯特上岸的时候，他们将做出决定：留下还是离开。想留下的人可以留下。想冒险去冰岛的人将带上他们能搞到的全部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