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求诸己，当我们观察西方生活并加以叙述和描绘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呢？
九
在欧洲，在布满了花坛、草坪、喷水池和各式各样的雕像、各式各样的古典的哥特式尖顶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厦的欧洲城市，在各种各样的黄头发、栗色头发、红头发、灰白头发的人们中间，你突然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同胞，遇到了黑头发、黑眼睛的轩辕氏子孙，这不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吗？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台湾同胞。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波恩大学汉学系，这些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本不是汉学系的，但是出自对祖国的作家、祖国的亲人的感情，他们主动来见我们，主动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只一句话就引起了我们的欢呼，我们热烈地握手，我们交换了亲切的目光。分别了几十年，终于，我们有机会见面了。然而，这是在德国、在波恩啊，什么时候，我们将在北京或者上海、基隆或者台北见面呢？
我觉得特别难忘的是在贝多芬故居参观的时候，两名留着长发的台湾留美学生（她们来德国旅游）主动地用英语问我：“你们是中国人吗？”我回答说：“我们来自北京。”然后，她们表示希望和我们一起参观和听取解说。最后，我们又共同在故居的留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的活泼、开朗、友善的笑容，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里，我们会见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自台湾的许桂芬女士。冯牧同志对她说：“现在，来自台湾的和大陆的同胞，能够比较轻松、比较自然地见面和交谈了！”许桂芬女士高兴地说：“早该如此！”后来，她也参加了我们与学生们的会见。
当然，历史的负担、隔阂和台湾当局反共宣传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在波恩的德国之声电台，我们见到了几位来自台湾的华语广播员。其中有一位自称京剧迷的小伙子，就提了一些“大陆的杂志都是官办的吧？”“报纸上的稿子有群众写的吗？”“《人民日报》有没有副刊？《人民日报》篇幅为什么那么小，只出四开的？”之类的问题。我们告诉他，办刊物的作家团体是群众团体，告诉他许多重要报刊采用的群众来稿占到版面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民日报》天天都有副刊，而且不是四开而是每天对开两张，星期天对开一张。他没有再说什么了，但好像还是不大信服。“到北京去玩玩吧！”我们说。我相信，大陆和台湾人民互相接近、互相了解，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其次，在德国看到的中国人最多的就是开餐馆的了。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中国餐馆开设在繁荣的商业区。当你看到“大上海饭店”“亚细亚酒家”“远东餐厅”之类的中文招牌时，当然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特别是汉堡的“亚细亚酒家”，烹调精美，其对祖国来客之热情，实在是已经达到了“友谊第一，不惜不赚钱”的地步。在这些地方用饭，德国朋友对中国的烹调技术也是颇多溢美之词。像什么“德国人会住，法国人会穿，美国人会玩，中国人会吃”之类的说法，俨然中国的发达程度与消费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正像我们在中国也常见到来自德国的奔驰牌汽车和拜耳药片、日本的丰田汽车与精工手表行销全球一样，我们在德国的城市也能到处看到中国的菜肴，中国的烹调技术理应享受到这种“五大洲畅通无阻”的世界性声誉，对此，我们当之无愧。然而，伟大与历史悠久的祖国啊，难道你除了宫保鸡丁和糖醋鱼片以外，就拿不出更先进、更像样的技术成就吗？你当年拿出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时候的进取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在一个中国餐馆里遇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女青年。她因为在德国有亲戚，经政府批准离开了祖国，德国政府准许她长期在德居住，然而条件是不能给她解决就业问题。她在德国无所事事，西方的生活不是她所能习惯的，西方人（包括德籍华人）的圈子不是她所能轻易打入的，丈夫又生了病（与她共同来德国的）。她见了我们，肝肠寸断地哀哀哭泣，使她的上海同乡、我们的翻译王浣倩同志也陪着哭红了眼睛。她想祖国，想上海，想姆妈，想同学和友人。离开了祖国，就像离了根，丢了魂，她哭诉说，她宁愿回祖国继续到农村去“插队”。她的诉说怎样地赢得了我们的同情，激起了我们爱祖国、念祖国的深情。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多灾多难的、艰难前进的祖国啊，你的儿女对你充满了痴情！即使他们当中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时离开了你，身体离开了，心离不开、魂离不开啊！多少儿女在为你而流泪，多少儿女在为你而心焦，多少儿女一想到你还不像你应该有的那样的强大和富饶，他们是死不瞑目的呀！
十
生活的轮子愈转愈快，生活的河流愈流愈急。访德归来，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十几天访问的记忆，已经差不多淹没到没完没了的会议、写作、校对清样、东奔西跑里了。
真是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总会留下来一些永远忘不了的亲切的怀恋吧？
七月底，我去了辽宁省的几个城市。当我和从维熙、刘心武、谌容坐在一辆面包车上从沈阳驶向鞍山的时候，当青纱帐、小山坡、草地和河流不断从窗外驰过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对西德的访问了。在西德，我们不也是这样地奔跑在大地上吗？不论德国还是中国，欧洲还是亚洲，法兰克福、科隆、柏林还是北京、大连、乌鲁木齐，不都在同一个地球上吗？天空、地面、海洋、航线、公路、铁路和水路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闭关锁国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德国人和中国人，柏林人和北京人是生活在同一个大地上的。让我们在大地上漫游，在大地上寻求，更多地去寻找友谊和知识吧！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赞美西德的环境保护，赞美他们的工厂和汽车的消烟装置，赞美他们的覆盖面积占全国土地百分之三十七的茂密森林吧！当飞机飞回到我们祖国上空的时候，缺少森林的地面是显得多么光秃啊！让我们不带偏见地赞美德国人的干劲儿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们是一个被摧毁了的国家，是一个被“元首”搞得家破人亡、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国家，是一个遍地废墟的国家，是一个被占领而且至今柏林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的国家，是一个被腰斩的国家，是一个丧失了荣誉、信仰、自豪和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国家。三十五年过去了，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家园，取得了令全世界惊羡的成绩！难道我们今天比战后的德国更困难吗？难道我们的广阔的领土、勤劳刻苦的人民、在坎坷的道路上锻炼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丰富的资源、三十年的底子和丰富经验还不如一九四五年的德国吗？只要别乱斗了，别再把精力用在整人上，别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鹿“打”成马，再费上三牛一虎之力去论证马不是鹿就行了。
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观察西方社会的弊病和难题吧。我们称赞他们的一切应该称赞的东西，却绝不称赞那些不应该称赞的东西。许多德国朋友自己也是抱着批判的严厉态度，我们又何必盲目崇拜一切呢？
我们生活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技术水平与他们全然不同的国家。然而，我们又是生活在共同的大地上。同样生长着绿树和红花，同样行走着汽车和火车，同样有挽着手热恋中的少男和少女，人民同样有着争取幸福和解放的愿望和有着用自己双手建设自己的生活本事。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漫游，定居下来开垦土地和建造房屋，我们的国家也是能建设好的，而且应该更好，更好！我们有多少本来应该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本钱，却没有用这本钱取得应有的成就啊！
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前进的中国影响着前进的世界。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几乎可以天天看见有关中国的消息。前进着的世界也不可能不影响中国。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和报刊上，也愈来愈多地出现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消息。
六月十六日，我们来到了号称国际航空港的法兰克福机场。我们交验了护照，办好了登机手续，与不辞辛劳地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与克利斯朵夫先生告别。当我们转过身来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离开机场，然而我感到我已经走在通向北京、通向东直门和东四的道路上了，正像六月四日在北京机场的海关交验我们的护照以后，当庄重精悍的海关警察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出境印章，当我们走到自动升降和调节距离的首都机场的登机舱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在走向德国。
中国作家在德国所走的路，正是在中国所走的路的继续，而如今在哈（尔滨）—大（连）公路上奔跑的面包车，不也正继续着柏林的面包车的路程吗？对德国的访问是结束了，然而，在大地上的漫游，在大地上的寻找、劳作和思考却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的人生旅途是不会结束的。让我们继续赶路吧，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友谊，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心和更多的进步吧！
1981年1月
2.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
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关于美国的），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静悄悄的）、高尔基大街（两边都是商店）、赫尔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别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作“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儿，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细小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城市。
这就是苏联？
莫斯科国际机场庄严典雅。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紫色的铜环，这确是一个盛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但天花板因此而显得低矮了，也影响了光照。
入境手续办理得缓慢而且仔细。边境警察的面孔没有表情，他仔细地审视着你的面孔，对照着你的护照上的照片，并把你护照上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脸部（我的眼镜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脸上，虽然我护照照片上的眼镜的镜框是另一种式样）。
海关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开他的装有印刷品的纸箱子，纸箱子用短刀划开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关的检验。
包括持有苏联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也同样地履行着一切接受检验的手续。这是严肃的。
只有一点，莫斯科国际机场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说机场候机大厅的广播，先“嗡”那么一响，好像是敲响了一个音叉，然后是细声细气的温柔的女声广播，广播里可以听到“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