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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一位农村大妈，她可能目不识丁，但她知道孔夫子。她知道孔子的态度和观点，知道逢年过节大家要互致问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为人诚信。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一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追崇。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孔子，在这个年代是一个文化指称。孔子代表的是中华整体文化在心灵上的唤醒和复归。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子》的原因。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相互制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谓人一生的历练，从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要到达七十岁才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强调一种和谐。
学问有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通透”二字——通达透彻，能够渗入生命，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中国人格一直是在儒道相济的理念里学会成长的，这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在其社会理想上都是儒家，在其自然理想上都是道家。”这么一想，儒与道不简简单单拥有一种严谨的学理意义，它也是我们每一个朴素心灵可以分享的一种文化权利。
解读经典，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去完成这样一番体悟，我想，不是一个年头，一段经历，一个文凭可以回答得了的。也许这一生中永远在成长，永远在感悟，我今天谈的是今天的感悟，20年后，30年后，还有那个时候的感悟，21世纪是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人心容易迷惑，大家要追寻简单的真理，国学开始复兴。《论语》讲的就是“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另外，我们正好赶上大众传播时代，现在有《百家讲坛》这些途径，让一些有研究的学者，真正用自己的感受去体悟、去激活象牙塔里的东西，通过大众传播这个平台，还原到每个人心里去。媒介时代是外在原因，跟多元时代人心呼唤的内在原因，碰在一起，内外相合生成这种现象。作为一名传媒学者，我的学问一刻没有间断过。而向大众讲《论语》、《庄子》，也是我的使命。《百家讲坛》的定位是面对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要求15岁的中学生都能喜欢，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为了炫耀学问，去和大家讲版本考据，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面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大众传媒首先要尊重大众。
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学问的胜利，而是传播策略的胜利。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我信奉“道不远人”，也就是真理离人心不远，要找到身边的小故事去诠释经典。《论语》简单朴素，流传千古，我的传播策略，就是要在故事情节中，让大家感悟道理，让老百姓活在经典之中，从内心完成唤醒，而不是外在灌输式的接受。
第11章 易中天品武汉
非常高兴回到我生活多年的武汉和大家见面来谈一下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的问题。重点谈武汉，也谈其他城市。为什么要谈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这个问题呢？因为一个城市的个性，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着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地区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前我们讲发展的时候总认为发展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发展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城市曾经给出过一个题目就是《文化与发展》。我说这个题目要是放在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认为文化和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我是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流行一种服装叫喇叭裤，这个喇叭裤有的人可能知道，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喇叭裤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臀部和大腿包得很紧，裤腿很大，像一个喇叭。喇叭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问题青年的标准服装。那个时候的问题青年的标准是上身穿t恤衫，下身穿喇叭裤，手上拿着收录机，收录机里面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招摇过市。80年代初，这种服饰开始流向校园，我们大学生也开始穿喇叭裤，于是校方有点紧张，我们新时期的大学生怎么能穿得跟街上的流子哥哥一样。但是学校做得非常地人性，没有开批判会，没有开报告会，而是在校园贴一个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然后我们的同学在下面贴一个小标语：请问什么裤子吹得响？
结论是什么裤子都吹不响。那时文化和发展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十年以后我的想法变了，十年以后到198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十年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得最快的是哪儿呢？是广东。广东是什么地方呢？广东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当时的喇叭裤t恤衫，听收录机，邓丽君的音乐都从广州的高第街批发出来的。所以改革开放头十年以后，我发现最先发展，最先富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后来有人总结了一条经验，发现有一个规律，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中央的政策是对地方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是广东发展起来，福建滞后，上海也滞后，1988年我到上海出差，买一包飞马牌香烟还要票，广东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就往下想，为什么广东人、福建人、上海人、北京人对中央的这个政策有不同的态度呢？是文化。是因为这些地区有不同的地域文化，我们先说广东这个地方。广东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天高皇帝远。有一句话说，北京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地方上的，上海人看所有的人都是乡下人，广东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你到北京去，北京它这个地方从元代就是首都了，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首都，所以北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央的。到北京去他们往往会斜着眼睛看人，哪儿来的？你们地方上的就是不行。他是中央的人，所以他要讨论国家大事啊，他北京想的都是大事，都是放眼全球，胸怀世界的。所以十六大之前我到北京去打一的士坐在副驾驶，建议大家要了解北京打的士就坐在副驾驶。挺客气的，您来了？是。干什么来呢？出差。出什么差呀？十六大？不是。司机说我瞧着也不像。知道十六大干什么吗？我说听说是中央领导要换届。对，知道换谁吗？我说那会不是没开吗？这您都不知道呀，告诉您吧，胡锦涛啦，温家宝。都是他哥们儿一样的，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他旁听来着。他是中央的人，所以他要议论应该睁哪只眼睛，应该闭哪只眼睛。
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城市，老板要算账，下面的小市民也要算账，上海人考虑的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必须要算，那么他算下来的结果就是想象中央下一回睁哪一只眼，闭哪一只眼。而且上海作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埠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城市，它是完全按照现代城市的理念来建造的。所以上海市和北京市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城市，用一句话就是上海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别人都是乡下人。在上海来说外地人等于乡下人。所以你到上海去你要会坐公交，到上海坐公交你上车以后不可以一手抓住（如果没有座位的话）那个杆，然后面对停车的方向，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就把通道堵塞了。如果你按错的方向站的话，那上海人就要说你了。所以上海人看所有人都是乡下人。
而广东人它看所有人都是北方人，因为在广东以北就算北方了。比方说我是湖南人，长在湖北，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南蛮，广东人说我是北佬。而且距离把广东和中原地区长期的隔绝开来，清代康熙年间从北京到广州的标准行程是56天，如果要寄一份特快专递当时叫八百里加急27天，你说27天中央的一份红头文件才下达广州，什么事都已经办完了。而且广东这个地方的语言和中原不通，比方说我们武汉人湖北人说话北京人能听懂，广东人说话北京人肯定听不懂。有一句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因为他一说官话，是北方人就听不懂。有一个笑话是广东人到北京，在餐馆里面想吃水饺，武汉说饺子。他问服务员，小姐水饺多少钱一斤？小姐说流氓。因为小姐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他发音太不标准了。服务员很愤怒地说流氓。广东人说6毛？那两碗啦。这实在是太普遍了。这是不能对话的。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面，历代王朝对广东这个地方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东人习惯看上面闭一只眼。所以就创造了广东经验，就叫做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怎么样用好，用活，用够，用足？凡是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不准做的都是可以做的。广东人开会很好玩的，现在开会了，现在我用普通话来宣读一下中央文件。念完了以后他说我们现在开始讨论问题了，他开始说广东话了，最后实实在在的事情用广东话来说，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广东率先发展起来了，福建落后了。因为福建这个地方是打怕了的，福建这个地方比较乖，福建这个地名不是平就是安。福建人看睁着的眼睛，上海人讨论琢磨中央下回睁哪只眼，闭哪只眼，北京人议论中央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所以这是跟文化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每个城市都要发展，包括我们武汉也是要发展的。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的文化。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