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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强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入，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便出落成与北京迥异的国际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北京作对。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上海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本世纪初，上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本世纪中，它又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上海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应。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入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水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上海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摆摊”。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摊子” ——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又是些什么样的“摊主” ——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皮条客、拆白党、交际花、维新党，全都踌躇满志，胆大妄为。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 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黄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上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变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临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甘有四国”。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革命先驱。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上海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上海的摊子越铺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它当然只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话，也是一种新方言，它不再是苏州话，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话（浦东话或崇明话）。上海话不但语音已和周边地区不尽相同，而且拥有大量仅仅属于上海市区的词汇（有的则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后才传播全国，如“沙发”）。总之，它已不再属于某个省份或州县，而只属于上海这个新的社区。
在这里，比较一下上海与北京，将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极高，包容量和吞吐量也极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吸弓卜卜地人才，吸收外来文化，终因兼收并容、吞吐自如、无所不包而蔚为大观。但是，北京的吸收和包容却不同于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装得下；上海则是摊子很开，什么都能来。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上海的吸收则是自由化的。简单点说，即北京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上海实行的是“淘汰制”，想来就来，悉听尊便，至于来了以后能不能成气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着
于是，北京与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个世纪前则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有来谋生的，有来投机的，有来避难的，有来享福的，有来求学的，有来创业的，也有糊里糊涂跟着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上海滩毕竟很开阔，谁都可以来的。
移民的结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壮大了北京，丰富了北京，却不能创造一个一体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上海的移民虽然来路不同动机各异，却共同创造了一体化的上海文化，并因为这种文化而统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
北京与上海的这种区别，其实也正是“城”与“滩”的区别。
什么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类的。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前已说过，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上海则不一样。因为上海是滩。什么是滩？滩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根本没有什么边际，也没有什么界限。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因为“圈子”与“滩”是格格不人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海滩上有圈子 没有。即便有，也很松散。滩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滩的开阔和自由，是个体与滩涂的直接认同和对话，而不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这样。他们的“圈子意识”远远弱于北京人。尽管他们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松散。更多的时候，还是“自管自，各顾各”。上海人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这种“滩涂意识”。
北京上海两地的民居，也很能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缩微品”。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里面的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却未必能与外面的人认同。我常常怀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识，是不是多少与这种居住环境有关。何况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上海市民约有半数左右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则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上海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那种从中央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丫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上海滩，而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贵贱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