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会议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表示讨论会的郑重其事和对那几位头面人物的尊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吓!他们竟然下作到跑到民营书店过官瘾来了,这同在街头捡烟屁股过烟瘾有什么两
当然还有更下作的。比如卖论求官、落井下石、拉帮结派、自吹自擂等等。总之是登龙有术,治学无心,因此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东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数日尚在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数日后即摇身一变,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或者东拼西凑抄抄剪剪炮制“巨著”,被人发现硬伤又厚着脸皮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不是官气,而是痞气 这些毛病,自然并非北京学术界的“专利”,但,似以北京为尤甚。

  北京学术界的这种毛病,说到底,就是浮躁之气。
许多人都发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少了许多儒雅,多了几分粗俗;少了许多平和,多了几分浮躁。就拿和龙应台“吵架”的那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来说,人家不过是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叫了一声“同志”,就大为光火,挑衅地问:“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犯得着
如果说粗俗多见于市井,那么,浮躁便多见于学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说,表面化、轻浮、躁动,是八九十年代京师文化的特征。浮躁之风改变了北京学术界风气。一些人急于成名,大部头的一专著一频频问世,但只要轻轻一拧,那水分就会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往外流。一些人热衷于当“主编”,实际上不过是邀集些”枪手”,或招集些学生,“编辑”(实为拼凑)有“卖点”的“丛书”。另一些人则被各种飞扬浮躁的东西冲昏了头脑,“项目、资金、论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标满天飞,取代了对真正学术目标的追求,真正关心人类命运、宇宙本质和学术真理的头脑为浮躁的学风压倒”(郑刚《岭南文化的风格》)。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准则,只知道北京的学术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闹剧开场,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被频繁地制造出来,然后迅速推向全国,而外省那些做梦也想“跑步进京”的风派学人们,则趋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年北京学术界张扬的种种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难发现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同时也不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其实不提也罢,并不妨碍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甚至可以说,某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新主张、新提法,根本就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把赵丽蓉变成了“麻辣鸡丝”,或者像北京某学人那样把孟子(Mencius)译成了“门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词、老概念、老口号、老主张、老提法,很需要有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因为它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弄清过。但没有人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做这种工作出不了风头出不了名,与“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没什么关系。
看来,北京学术界由平和而浮躁,并非完全因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气和痞气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赶时髦,鼓吹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一变而为“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来说,就决非胆小怕事或见风使舵,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滩 1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1:00
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 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上海实在是太重要 它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种秘密。
为了弄清这些秘密,我们还是从外地人对上海的看法说起。

              一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