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情让人向往，还因为它是唯一真正的自由恋爱，唯一真正的自主选择。妻子是父母的媒人选的，所以最难产生爱情。妾就要好一点，多少有了点主动权，不再是“娶媳妇”，而有可能是“找爱人”了，所以“妻不如妾”。但是纳妾仍然要“报批”，远不如将婢女“收房”来得自由，所以“妾不如婢”。然而纳妾和收房，又都只是单方面的主动，当然比不上双方的主动，所以“婢不如妓”。不过狎妓虽是双方主动的行为，无奈这种主动的背后有金钱驱使，就不大说得清是“主动”还是“被动”。至少妓女的主动性，难免带有做戏成份，哪里比得上双方冒着风险的偷情？所以这才有了最后一句话：“妓不如窃”。
从“妻不妾”，到“妓不如窃”，其中有性也有爱。但即便仅仅只是性，也总是主动要比被动有趣。对于女性，就尤其如此。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是最无恋爱自由的。丈夫是父母和媒人指定的，又无权纳男妾、收男婢、狎男妓。这样，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要想体验一下恋爱的自由，性爱的自主，自己给自己当一回家，作一回主，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情。所以，在偷情的案例中，女性主动的事例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其原因，多半就在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偷情，乃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叛逆，而叛逆，也正是偷情令人向往的原因之一。
的确，叛逆本身就是有魅力的。什么是叛逆？叛逆其实就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需要勇气，也要担风险，但克服胆怯、战胜风险，却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越是需要冒险才能获得的，其价值就越高，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也。所以，爬山的人，只怕山不险，冲浪的人，只恨浪不高。偷情既然要冒险，当然也就必然有趣，何况所“偷”的，还是“爱情”？
其实，青楼的魅力，也多少有这样的成分。因为狎妓虽不犯法，但人们又公认那毕竟不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这就多少带有了一点冒险（比方说被人视为“不正经”）的意味，这才大大地吊人胃口。不难想象，如果嫖妓竟像结婚一样“光明正大”，恐怕就真的只有色中饿鬼才会像上饭馆一样去逛妓院了。
不过，逛妓院毕竟最终并无风险，这就远远不如偷情来得刺激。事实上，不少人的偷情，也既非为了爱，亦非为了性，而只是为了体验“偷尝禁果”的滋味。准确地说，不是为了“禁果”，而是为了“偷尝”。其实，禁果如非被禁，原本是一点味道也没有的。仅仅因为它被“禁”，而且尝的方式又是“偷”，这才滋味无穷。鲁迅先生讲他一生中的最好吃的罗汉豆，是小时候在看社戏回来的路上偷的，道理就在于此。罗汉豆尚且要偷着才好吃，何况是“情”？所以，偷情偷情，有因情而偷者，也有为偷而情者，但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叛逆，都要冒险，当然也都会有难以忘怀的体验。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二）怀春与钟情
从婚姻的角度看，偷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婚前的，叫“私奔”；一种是婚外的，叫“私通”。“私”这个字，很能说明其偷情性质。因为在这里，私有两重含义，一是私下里，即“不公开”；二是私自地，即“不合法”。既不公开，又不合法，当然是偷偷摸摸，就像“走私”、“营私”或者“谋私”一样。要言之，但凡是不公开、不合法的男女关系（包括纯精神性的恋爱），都叫偷情。
未婚男女的偷情，有一个十分雅致的说法，叫“偷香”。偷香的故事发生在晋代。晋代贾充的女儿贾午，与韩寿相恋而私通，竟偷了其父收藏的晋武帝所赐之奇香送给韩寿。贾充发现后，便干脆把贾午嫁给了韩寿。所以，后来人们便把男女（主要是未婚男女）的偷情，叫做“偷香”；也叫“偷香窃玉”。窃玉和偷香一样，也有故事。大约是一位姓郑的男子所为，可惜其事已不可考了。只知道后人常把未婚青年男女的私相恋爱，叫做“郑生窃玉，韩寿偷香”，把恋爱的心愿，称为“偷香性，窃玉心”。不过，“偷香窃玉”的说法，虽然都有史实以为典故，并非虚指形容，但用于男女之间的私相恋爱，倒也别有情趣，而且十分准确。因为在这里，双方当事人要“偷窃”的，恰恰是和香、玉一样美好宝贵的东西——爱情。如果联想到中国古代常把女人的身体，称为“温香软玉”，则“偷香窃玉”的说法，就更多了一层双关意义。
显然，偷香窃玉的事情，是防不胜防的。
我们知道，男子钟情，少女怀春，乃是人之常情，并非什么礼法之类的东西所能控制和压抑。有一个故事是大家熟知的。这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被一位老和尚收养，住在深山老林的古庙里，什么人也没见过，自然也没见过女人。后来小和尚长大了，老和尚带他下山去买东西。这下子见到女人了。小和尚便问：“这是什么？”老和尚答：“吃人的老虎。”回去以后，小和尚神情恍惚，若有所思，老和尚知道他在想山下的事，便问他：山下面，什么东西最好、最可爱？小和尚毫不犹豫地回答：吃人的老虎。
这个故事没有下文，不知那小和尚最后是不是甘冒被“吃”的危险，仍然下山去找“老虎”。但不怕死的人肯定有。一首西北民歌唱道：“板子打了九十九，出来还要手拉手；大老爷堂上定了罪，回来还要同床睡。”可见男女之间的相爱，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意思是说寡妇要再嫁，就像天上要下雨一样，是挡不住的，只能随他去。寡妇再嫁尚在无可如何之列，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要恋爱，又怎么管得了？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代，恋爱还是挺自由的。
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周礼》上的一条规定：“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月也，奔者不禁。”仲春即阴历二月，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植物发芽、动物交配的季节，也是男男女女们最易萌动春心的季节。于是，便特许男男女女在这个月份里，自由恋爱，自由结合，无论幽会偷情、做爱私奔，一律不予禁止。岂止不禁，从“令会男女”看，好像还要由政府出面，来组织春游联欢会。
这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在这个开心的日子里，大自然春天的躁动和男男女女春心的躁动融为一体，形成热情洋溢的生命交响。请看《诗．郑风．溱洧》的描写：“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翻译过来就是：溱水与洧水，正好一处处春讯弥漫；少男和少女，正好一个个手持泽兰。女孩子说：“我们去看看吧！”男孩子说：“已经看过了呀！”女孩子说：“再看看嘛！洧水那边，场面又大又好玩。”少男和少女，说说笑笑，相互赠送了芍药花。
实在应该感谢这首诗的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美丽的民俗风景画。虽然时隔三千年，但读其诗如见其状。那少年的纯真、少女的娇美，仍跃然纸上；那春天的气息、青春的活力，仍扑面而来。这实在是我们民族两性关系十分健康美丽时代的一个真实写照。
另一首诗也十分美丽动人的，这就是《诗．召南．野有死麇》：“野有死麇（jun），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簌（su），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shui）兮，无使尨（mang）也呔！”翻译过来就是：獐子打到了，就该用白茅草去包捆；少女怀春了，就该由美男子去勾引。美男子说：“林子里有小树，野地里有死鹿，白茅草的绳子捆得住，姑娘呀你真是美如玉。”女孩子说：“慢一点，轻一点，不要掀起我的佩巾，别让那长毛狗乱叫呀！”看样子，这是一位青年猎人和一位怀春村姑的恋爱故事。青年猎人在山野里打死了一只獐子。当他用白茅将猎物包好时，却一眼看见了天真美丽的姑娘，于是立即向她求爱。姑娘也许在一旁已看了许久，早为猎人的英武所吸引，所以立即欣然允许，只是希望他动作温柔一点，也不要惹得黄狗乱叫，惊动他人。说完这些话以后，这对一见钟情的恋人大约就走进密林深处，去共享男欢女爱的快乐了。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每当早春二月，或阳春三月，少男少女们便可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的好事，很快便成了历史。以后，男女青年们便只能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提线木偶一样去完成双方家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而且，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男女青年还必须被严格地隔离开来，不得随便交往。尤其是女孩子，那种“与世隔绝”和“不见天日”，就像被隔离看护的麻疯病人。
这种被标榜为“门风谨严”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其实是十分不人道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它甚至只能造成一种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贾府那位老祖宗说的：“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前已说过，这种事情，在贾老太太看来，是既不像话，又不可能。像不像话我们姑且不论，可不可能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只要是正常发育的少女，一到青春期，便会春情萌动，很自然地产生与异性交往的愿望。这时，情窦初开的少女，极易为“吉士”所“诱之”。中国封建礼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要“设男女之大防”，尤其是要把少女们，深藏于闺中，以为只要这样一来，她们便“眼不见，心不烦”了。
其实，礼教的设计者恰恰忘了一条“祖训”，即“湮不如导”。春情的萌动就像洪水一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进行科学的疏导。把少男少女们像隔离犯人一样硬隔开来，其结果，恐怕不是“眼不见，心不烦”，而是“眼不见，心更烦”。中国古代许多爱情传奇，都描写了少女们的“伤春之病”，而且都写得相当准确和生动。从这些描写看，“伤春病”的症状主要有：厌食、失眠、慵懒、伤感、喜怒无常、神情恍惚、坐卧不安、对景生情，看见花开花落便莫名其妙掉眼泪等。这可能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心理变态现象，否则作家们不可能描写得那么生动准确，而诸如“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类的诗句，也不会引起那样普遍而强烈的共鸣。比如，与汤显祖同时的一位娄江女子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之后，竟“断肠而死”；另一位杭州女伶商小伶，也在演出《牡丹亭》时“伤心而死”。如果不是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何至于此？这就正如汤显祖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了。
于是，中国古代便有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恋爱方式——一见钟情。
所谓“一见钟情”，就是只见了一面，还没有弄清对方姓甚名谁，是亲是友，就猛然一下子“爱”上了，而且“一口咬住”，始终不放。甚至极端一点，像杜丽娘那样，只不过是在梦中与柳梦梅相遇，并未真正“见面”，也一往而情深，而且不达目的，便是死了也不罢休。这虽然是剧作家的艺术想象，却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韦庄《思帝乡》云：“春日游，杏花飞满头，陌生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所谓“谁家少年”，就是根本不认识。既不知道他是谁，当然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有婚约，以及是否也爱自己。但仅仅只是无意中看了一眼，便拿定了主意，要“将身嫁，一生休”，而且“纵被无情弃”，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便会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甚或是诗人、艺术家在胡说八道。
然而，这种爱，既可能，又可贵。
首先，男女之间的情爱，原本就包括性吸引的成分，而性吸引又主要表现在一个人的年龄、相貌、身材、风度等方面，与他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等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一见钟情的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那些“养在深闺”的少女，平时根本无缘与其他同龄异性接触，“少见”便难免“多怪”，也就难免“一见”而“钟情”。沈仕《锁南枝》曲云：“雕栏杆，曲径边，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腿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溜烟。谢得腊梅枝，把他抓来个转。”明眸一送，若痴若呆，正是这样一种怀春少女猛然间见到英俊男子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其实是“男女都一样”的。《西厢记》中的张生见了崔小姐，不也是“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吗？其次，这种爱慕和眷恋无疑是超功利的。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和因素呢？没有。既不图他功名富贵、万贯家财，也不图他高门豪族、耀眼头衔，爱的只是他这个人，只是他本身，而不是社会给予他的“附加值”，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爱情来得太突然，便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相反，在婚姻被看作交易，爱情被当作筹码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承认，这种“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情，不但难能，而且可贵。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与人的生命本能相联系的，因而是最内在、最深层、最个性化也最不可替代的一种情感。所以，爱情有时会重于生命。
于是，便有了殉情。
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有一天，一个少男在华山畿与一位少女相见，一见钟情。但是，因碍于“男女之大防”，无法表达爱慕之情。回来后，少男朝思夜想，相思成疾。后来，少男的母亲在华山畿找到了那位少女，相告情由。少女听后，深为感动，便将自己的“蔽膝”交给少男之母，嘱她暗藏在少男的寝席之下。这位男子发现后，欣喜若狂，将蔽膝紧抱怀中，吞食而死。少男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往华山畿安葬。当送葬的车子经过少女家门时，驾车的牛便停下了脚步，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这时，少女已在家中梳妆完毕，走出门来，悲声唱道：“华山畿！君既为侬（我）死，独活为谁施？欢（古代女子对所恋男子的爱称）若见怜时，棺材为侬开！”结果，棺盖应声而开，少女纵身跳入，殉情而死。这个故事，几乎和《梁祝》一样悲壮。所不同者，在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尚有同学之谊，而这一对恋人只不过见了一面，是“一见钟情”。
从怀春、伤春，到钟情、殉情，中国传统社会中少男少女的恋爱真可谓“多灾多难”。首先是不被理解，其次是不得批准，最后则可能还要遭到批判。“私定终身”的事，虽然在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但诗歌里唱唱可以，小说里写写可以，舞台上演演可以，生活中“以身试法”则断乎不可。因为“戏者戏也”，戏剧不过只是游戏，是艺人们弄出来给大伙儿解闷的，哪里当得了真？“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谁要是假戏真做，那才真是“犯傻”。犯傻的结果，轻一点的，是遭人耻笑：“哪有大姑娘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婆家的？”重一点的，弄不好还会有杀身之祸：男的打死，女的沉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一对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下场：存妮投水自尽，小豹子则被当作“强奸犯”判刑，而这件事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见传统力量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