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真是孩子气得可以!谁都知道,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一战,是不折不扣的“决战”。然而身为统帅的项羽,想到的却不是决战,而是快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也就是说,痛痛快快打一仗,速战速决,尽快了结。
的确,诚如王伯祥先生所言,快战和决战是不一样的。决战有胜负难分、一决雌雄的意思,也就是还有求胜的想法。快战则只求痛快于一时,不过逞强示勇而已,完全不计后果。作为统帅,是应该取“决战”呢,还是应该取“快战”呢?当然是前者。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谁也不可能在开战之时即稳操胜券,只有打起来再看。所以,即便兵临城下,敌强我弱,危在旦夕,也不能轻易放弃胜利的希望。苟如此,则没准真能杀开一条血路来。兵法有云:“置于死地而后生,陷于亡地而后存。”依此,则楚军也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然而项羽似乎不想再打下去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战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是啊,他原本没把那天下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退出人生时有一个精彩的谢幕,能最后再痛快一回。
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痛快吧!
刘邦就不会这么傻。
与项羽的战无不胜一路凯歌相反,刘邦一直都不怎么顺。当然,刘邦也不是没打过胜仗。秦都咸阳是他攻下的,秦王子婴是向他投降的。按照当初的约定,“先入咸阳者王”,刘邦原本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天下之主,至少也该当一个关中王。但是怎么样呢?还不是只好将咸阳拱手相让,一任项羽去烧杀掠抢,自己则忍气吞声地去当汉中王。显然,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有实力才有发言权。刘邦实力不如项羽,因此虽然有“道义”(先入关中,灭秦受降,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也只好闭上自己的嘴巴。
的确,如果个顶个地进行比较,刘邦处处不如项羽。不但家族背景有天壤之别,便是个人素质也不可同日而语。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攻城则城池皆破,杀敌则敌胆尽丧。刘邦会干什么?就会喝酒嫖女人。在整个举兵灭秦和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计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有一座城池是他自己攻下来的,也没有一场战斗是他亲自指挥的。他惟一的本事,就是问张良、韩信、陈平他们,“为之奈何(可怎么办呢)”?可以说,同项羽相比,刘邦一点能耐本钱也没有。难怪项羽会在骨子里看不起刘邦了:这种东西,也配和我争天下?
说起来刘邦的成为领袖,至少开始时有一半是运气和侥幸。二世元年,陈胜起义,天下震惊。各地方豪杰一哄而起,云集相应,“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夺县自立成为一时之时髦,刘邦所在的沛县也不例外。然而杀死沛县县令以后立谁为主却成了问题。依地位、资历、人望,似乎应该立萧何或曹参。萧何是沛县狱椽,曹参是沛县主吏,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行政能力的人。然而萧曹二人都是文吏,比较胆小怕事,心想这领头造反弄不好可是杀头灭族的罪,还是让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痞儿无赖刘小去干为好。万一事败,咱充其量不过是个“胁从”,当不了“首恶”。由是之故,刘邦这才当了沛公。
这个看起来偶然的事件其实有着必然。萨孟武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是。一种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是。文人是没有份的。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也没那个力。即便参加造反起义,也只能攀龙附凤,跟在豪族或流氓的屁股后面,当个军师,做个幕僚,出点主意,使点计谋,断然是当不了领袖的。所以楚汉双方的首领,只能是豪族项羽和流氓刘邦,不会是萧何、曹参,也不会是范增、张良。
文人为什么当不了造反皇帝呢?因为造反起义,争夺地位,说穿了,是一场豪赌,非有天大的胆子不可。这个胆子,又与本钱有关。本钱特大的敢赌,一无所有的也敢赌。豪族敢赌,是因为本钱大,输得起。流氓敢赌,则是因为没本钱,输不怕。不就是失败了没好果子吃吗?我本来就没吃过好果子。干他一下,没准还能捞他两个吃吃,岂不赚了一票?《水浒传》里写吴用策动阮氏三雄造反,阮小七便说:“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因此但凡有此类机会,真正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都是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的。干嘛不去?不去白不去。
文人可就要三思而行了。文人都是聪明人,而聪明人从来就成不了大气候。聪明人遇到事情,往往想法比较多,想得也比较细。等他前前后后都想妥帖了,没准机会也过去了。即便机会没过去,他们也多半不会干。因为文人也是有本钱的人。这本钱比豪族少,比流氓多,不多不少,很是尴尬。他们多半有些薄产,有些家小,妻温良,子懦弱。熬一熬,也许能混个士绅。再不济,也能混个温饱。要他们拿这一点小本钱去豪赌一把,舍不得也豁不出去。所以只有吴用这样的光棍才会落草为寇。而吴用辈之所以“下海”,则又因为他们的本钱之一是知识学问。知识学问是要用的。不用,就等于没有。怎么用呢?一是卖给皇帝,去当国师;二是卖给强盗,去当军师。当然最好是卖给皇帝。如果卖不了,就卖给强盗,反正不能闲着。何况“成者王侯败者寇”,过去的强盗也可能变成皇帝。苟如此,岂非开国之勋?这便是起义军中又总有文人掺和的原因。总之,文人总是要“仕”的。治世,则仕于朝;乱世,则仕于野。挑头造反,则不可能。
流氓就不会想那么多。流氓什么都没有,却有胆量。而且,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只有胆量。你想吧,他们没有家财,不怕破产;没有职务,不怕罢官;没有地位,不怕丢人;没有知识,不怕说错话。那他们还怕什么?怕死?笑话!谁不会死?不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吗?我本来就买不起棺材。不就是身败名裂吗?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名。不就是不得好死,要千刀万剐吗?对不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要能把皇帝拉下马,咱就赚了。就算拉不下,能吓他一跳,咱们也算没有白活。反正,“我是流氓,我怕谁”?当年的刘小,后来的刘邦,大约就是这种心态。
 但,如果你以为刘邦只是个“傻大胆”,那就大错特错了。
刘邦虽然是在并无太多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出场的,但他一上场,就有了明确的现场感,也有了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过,这里说的成功,是指“最终的”。因此,也允许暂时的失败,却一定要反败为胜。像项羽那样,觉得胜利无望便自暴自弃,只求一个漂亮的亮相和谢幕,以维护自己的英雄体面,这样的傻事,刘邦是不会干的。
所以,为了那最终的胜利,刘邦做了许多项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礼贤下士,倾听忠言,改正错误,克制欲望,以及在入秦之后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等等。这使他大得人心。既得天下百姓之心,又得谋臣将士之心。事实上,刘邦最大的长处,就是知人善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曾和群臣讨论项羽为什么失天下、自己为什么得天下的原因。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应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却能为我所用,因此我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能不失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