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8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16)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39]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40]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41]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42]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43]
至于王珪，更是阿弥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参知政事的，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宁元年八月，那两人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王珪却对神宗说，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圣裁。[44]
担任宰相后，王珪变得更加乖巧，决不多嘴多舌，一切听从皇帝指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45]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绾他们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没错，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也主张集权。但，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宋神宗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因此，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王安石也必须走人，哪怕没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变得非常无趣，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尽管为了厉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打发到外地，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但这绝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赵宋官家最喜欢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铁板一块，也不撕破脸皮，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由皇帝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帝王之术”吧！
不过，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没出大乱子，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都对这祖宗家法心领神会，小心翼翼维持着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点，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搅黄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马光搅黄了。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朝。哪怕轮流坐庄，也不错。
问题是，司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
[33]吕嘉问参与王雱违法乱纪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4]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5]见《论语·八佾》。
[3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日条、卷二百三十九熙宁五年十月丁亥日条、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日条、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正月辛亥日条、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八月庚寅日条、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庚戌日条、癸丑日条及戊午日条。
[3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日条。
[3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熙宁八年十一月丙戌日条。
[4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
[4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熙宁五年七月条。
[4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辛未日条。
[4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
[44]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条，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
[45]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五十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五月庚戌日条。
司马光复辟
司马光进京那天，万人空巷。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下旬。二十多天前，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已经在洛阳住了十五年的司马光接受程颢的建议前来送别大行皇帝，刚刚走到殿门就被卫士认出。他们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啊！百姓们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儿一条活路吧！[46]
司马光惶恐不安，也心潮澎湃。
很难说正史的这段记载有没有夸大其词，但高层和底层都有人对变法不满则恐怕是事实。尽管导致不满的原因各不相同，比如权贵集团因为改革本身被动了奶酪，普通民众则因为执行有误加重了负担，但不满却一模一样。
不满是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不讲道理的。
这很麻烦。
更麻烦的是，现在行使皇权的人恨透了新法。此人就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实足年龄不到八岁半，只能由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47]
实际上这位太皇太后非比寻常。她是将门之后，曾祖父在太宗时便以武功起家。母亲则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因此从小就在宫中生活，与英宗皇帝青梅竹马，神宗赵顼和岐王赵颢都是她的亲儿子。她的地位，谁能挑战？
何况老太太的道德品质也无可挑剔。她从不为自己牟取私利，就连高家盖房子搞装修都是她掏私房钱。有一次神宗的奶妈来走后门，太后说：你来干什么？又想重蹈外戚干政的覆辙，替人说情要官吗？下次让我看见，立马杀了你！
于是大家都说：女中尧舜啊！[48]
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司马光也是公认的君子。女中尧舜加臣中皋陶，首先就占领了道德高地。最高权力被道德理想和民意基础武装起来，那可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高太后和她姨妈兼婆婆曹太后共同反对的新法，则必死无疑。
事实也是如此。垂帘听政两个月后，太皇太后就调整了中央政府的班子。一位后面将要讲到的变法派人物改任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他担任门下侍郎。这时，由于神宗的元丰改制，宰相不再叫平章事，改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第一宰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第二宰相。副宰相也不再叫参知政事，改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四人。所以，司马光此刻的职务是第一副宰相。[49]
司马光也当仁不让。一个月前，他的主张还只是对新法进行甄别：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现在却全面否定变法，指控青苗、免役、市易和其他新法都是“生事之臣”的肆意妄为，不符合先帝本意。至于废除新法是否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这位历史学家也有解释：太皇太后做主，明明是母改子，怎么是子改父？
此言一出，高太后如释重负，复辟派也一片叫好。至于那八岁半的小皇帝，当然也没有意见。他发表意见，并把那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到九年以后。[50]
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纵33.8厘米，横130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诏旨和奏状的给事中，吕公著更担任了副宰相尚书左丞。至于宰相蔡确和韩缜，则既不团结，又都被弹劾，下台只是迟早的事。[51]
形势大好，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然而做起来却其难无比。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可能达成共识，就连苏轼和范纯仁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役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强支病体致函中央政府，声称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已将贱体托付医生，将家事托付愚子。国事未有所托，现在就拜托仁兄了。
他还说：恶法不除，我死不瞑目。[52]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53]
看来，他也死不瞑目。
免役法的成败得失，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苏轼的故事也将在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对司马光的决定也不赞成。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政策要有延续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轼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54]
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改差役，不妨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要改也最好先试点，循序渐进。何况宰相应该抓大放小集思广益，最忌谋自己出。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下面的人就会揣摩上意谄媚逢迎，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纯仁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55]
也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了。实际上，从担任副宰相门下侍郎算起，司马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时间，加上闰月也只有十六个月，任宰相后七个月就病故。拜相那天，司马光躺在床上不能动，太皇太后派人将诏书和印玺送到府上，又颁下恩旨特许他不必朝觐。司马光却不敢当。他说：不面君岂能视事？终于在病情好转之后奏对于帘前，然后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