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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14]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15]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16]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19]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20]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21]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11]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2]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后来被司马光采信,载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三月条,遂成为定论。但两《唐书》均无此说,十分可疑。
[13]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职时间是:姚崇三年三个月,卢怀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个月,苏颋三年一个月,张嘉贞三年一个月,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张说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个月。
[14]见《新唐书·李林甫传》。
[15]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6]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政》,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17]本段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彭丽华《安史之乱》。
[18]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李林甫传》。但《新唐书》认为这一情况并不属实,是大理寺长官“妄言”,却不知证据何在。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八载二月条。
[20]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21]见《新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初条。
杨玉环专宠
杨玉环成为唐玄宗的女人,是在骊山温泉宫。
六十六年后,诗人白居易根据民间传说和艺术想象追述了当时场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呵呵,天生丽质的小女人被精力充沛的老皇帝折腾得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的故事,因此赐浴之日并非乍暖还寒时节。选在君王之侧的杨玉环也非“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读如冒)的王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李隆基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22]
如果较真,这是乱伦。
华清宫为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李唐皇族而言,乱伦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太宗皇帝就占有了弟媳妇,高宗皇帝则收编了父皇的女人武媚娘。不过,这两人纳娶的是寡妇,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却是现任王妃,这让寿王情何以堪。
然而寿王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暗自庆幸。实际上李瑁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是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也是宁王李宪的养子。当年,由于武惠妃所生子女接二连三夭折,李瑁便被送到了宁王府中,由宁王的元妃抚养成人。
宁王和惠妃都非比寻常。前者是李隆基的大哥,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他让出来的,所以死后谥为“让皇帝”。后者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玄宗皇帝的宠妃。因此,李林甫等人便曾经一度极力主张立李瑁为皇太子。
可惜李林甫押错了宝,寿王的特殊身世反倒使他与储君之位无缘——不少人视武氏家族为李唐仇敌,唐玄宗也不愿意宁王系统过于得势。最后,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忠王、后来的肃宗李亨。
对此,原本无意于东宫的寿王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想到的是,父皇不但夺他之位,还要夺他之妻,而且原因居然还是怀念他的母亲。据正史记载,寿王之母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后,玄宗皇帝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冬天驾临骊山时,睹物伤情,更是郁郁寡欢。环顾左右,三千佳丽竟是粉色如土。直到高力士揣摩上意,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邸接到温泉宫,陛下的脸上才绽放出久违的笑容。[23]
怀念一个女人,就让她的儿媳来顶替,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同样,一个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却偏要跟儿子抢女人,也不知是何道理!
大约只能说,有权就是任性。
不过,任性的皇帝也不得不遮人耳目。他在骊山偷情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初二,下敕昭告天下,宣称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自愿度为女道士。而且,一本正经地,道号太真。[24]
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度》中剃度图局部。
放完这个烟幕弹,两人就兴高采烈泡温泉去了,时间竟是在当月。当年十月,第三次幽会骊山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干脆大模大样住进了兴庆宫,饮食起居仪同皇后。宫中则按照民间对家庭主妇的称谓,管她叫“娘子”。[25]
想当时两人一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因为就在第二年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天宝。与皇祖母武则天相反,玄宗并不喜欢改元。他在位四十四年,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先天。第二次是713年亲政,改元开元。这个年号沿用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要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