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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也要杀人，或假装要杀。
[1]见《唐会要》卷二十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
[2]见《唐大诏令集·骊山讲武赏慰将士诏》。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武则天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说，这一点可以争论。
[4]关于这种看法，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六月条。但该条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不确，应为“四出其门”。
[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七月条。
姚崇拜相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由宰相贬为刺史。[10]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1]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12]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
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