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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41年，利奥三世死于水肿病。在反对派看来，恐怕这才体现了上帝的愤怒。何况此前在君士坦丁堡还发生了地震，尽管同年拜占庭也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这笔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
圣像破坏运动却仍在继续。公元754年，利奥三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召开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皇帝有权干预教会。会后，许多修道院被迫关闭或者变成兵营，大批教士被迫还俗，大量教产也被收归国有。愤怒的罗马教皇则针锋相对地宣布，给予拜占庭皇帝及其追随者以“绝罚”处分。依照教规，受到绝罚处分的教徒将被教众孤立，而且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皇帝当然不会被吓倒，案子却翻了过来。两个支持圣像的女人——女皇艾琳（Irene）和皇太后狄奥多拉（Theodora）让利奥三世的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后者甚至在843年让东部教会做出决定，将反对圣像崇拜的人开除教籍。[6]
但这已是利奥三世去世以后太多年份的事，彻底失望的教皇也早就开始谋求他人的支持。为此，他不惜把王冠戴在了蛮族的头上，从而翻开了欧洲历史新的一页。
给野蛮人加冕
教皇联合的蛮族是法兰克人（Frank）。
法兰克是日耳曼人（Germans）的一支，而日耳曼人就是古罗马帝国的“五胡”，只不过他们建立的国家年头都超过了我们的十六国，西哥特王国的时间甚至比北魏还长。但日耳曼王国中最为兴旺发达的，还是法兰克。[7]
这个王国的故事，我们在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中已经说过。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三件事，这就是建立采邑制，皈依基督教，实现罗马化。结果，法兰克变成了超级封建大王国，并成为抵挡伊斯兰渗入欧洲的屏障。
罗马教皇却显得弱势。
事实上，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怜的罗马就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由于君士坦丁堡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教皇不得不自筹资金，用以养兵和贿赂伦巴德人（Lombard）。那些曾经的蛮族近在咫尺，而且无时无刻不是虎视眈眈。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伦巴德人终于向罗马发起进攻。教皇史蒂芬二世（Stephen Ⅱ）向伦巴德国王行贿无效，向拜占庭皇帝求援无果，只好佩戴着基督的圣像，赤脚率领教士和信徒游行，向神祈祷。最后，就连这一招也不管用时，教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是的，他决定向法兰克王国求助。
这时法兰克王国的执政者是丕平（Pepin）。矮子丕平是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的儿子，职位是宫相。宫相就是宫廷的总管，但在查理·马特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事实上查理·马特也是法兰克的曹操，建立封建制就是他的杰作，并且由于击败阿拉伯人的进攻而获得了马特（铁锤）的称号。因此，丕平也很愿意把自己变成曹丕。
公元751年，通过贵族会议的程序，法兰克的傀儡国王将王位禅让给了丕平，当时的教皇则对此表示了祝福。他派出使者为新国王举行了涂油礼。当神圣的液体倒在丕平头上之日，谁都没想到一个新时代其实已经来临。
首先诞生的是教皇国（Papal States）。
教皇国其实是丕平的酬谢。这不仅因为前任教皇派人施了涂油礼，更因为新任教皇史蒂芬冒着寒风和大雪，翻过阿尔卑斯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可是罗马教廷设立以来，教皇第一次踏上法兰克的国土，对于曾经的野蛮人当然是意外的惊喜和非同寻常的鼓舞，丕平不能不激动万分。
毫无疑问，教皇大人其实是来求援的，而丕平正好也要求助。他的民族备受歧视，他的王位也来路不明，这些都需要正名，更需要上帝的祝福。因此在篡位之前，丕平曾派遣使者访问罗马，请教皇指示究竟谁该当国王。
教皇立即意识到这是树立权威的绝佳时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废立君主的特权。史蒂芬二世当然更明白个中利害，于是亲自为丕平重新举行加冕礼，宣布上帝将法兰克赐予新国王，还赠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这样一来，两位新贵也就同时有了保卫圣城的义务。
感恩戴德的丕平决定投桃报李。754年和756年，他率领部队两次南下，打得伦巴德人满地找牙彻底臣服。丕平将伦巴德人吐出来的肥肉慷慨地赠予教皇，意大利半岛的大片土地归属了罗马教会，政教合一的教皇国由此建立。
这当然是拜占庭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土地是帝国的而非教会的。然而教皇却不失时机地拿出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声称这不过是兑现君士坦丁当年的承诺。对于这一谎言，君士坦丁堡只能沉默。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激怒教皇还是激怒丕平，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是查理曼帝国登场。
查理曼帝国是丕平的儿子查理建立的。此君在位四十六年，征战五十三次，灭亡伦巴德，击退阿拉伯，征服萨克森（Saxony，撒克逊人的一支），打败阿瓦尔，把疆域扩大了几乎一倍，让占领地的人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意思是伟大的查理，或查理大帝。
伟大的查理不再满足于只做国王，何况其王国的版图已经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这难道还不是帝国？
加冕是迟早的事，需要的只是时机。
时机说来就来。公元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因不得人心而被罗马贵族废黜，只身逃往法兰克，投奔查理曼。查理曼很清楚利奥三世被废的原因之一，是跟自己走得太近。因此在第二年，他便亲自带兵将教皇护送回国，并把他重新扶上圣座，自己则陪伴教皇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教皇决定报恩。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晚上，罗马城内的圣彼得大教堂灯火通明，庄严肃穆的赞美诗在穹顶回响。当查理曼跪下来祈祷时，教皇轻轻地走到他身边，然后将一顶华美的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教士和信徒们齐声欢呼：查理·奥古斯都，上帝加冕的伟大而温柔的皇帝万寿无疆！
最初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26-333年修建，后毁于战乱。16世纪重建，工期长达120年，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布拉曼特和卡洛·马泰尔陆续主持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完工。
又一位罗马皇帝就此诞生。
查理曼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场面惊呆了，甚至试图制止罗马人的欢呼。显然，没人向他事先通知教皇的计划，因此尽管这皇冠确实是他想要的，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王国现在变成了查理曼帝国。只不过这个名字正如拜占庭帝国，也是后人的称呼，当时的正式说法却是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天底下又有了两个罗马帝国，两个罗马皇帝，就像东罗马和西罗马。
但，为什么是罗马，不是法兰克？
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中国的五胡都认同华夏，建立政权后都自称中华皇帝，那时的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也都认同罗马，只要他们曾经生活在罗马文明圈，或者皈依了基督教。不认同的都是圈外的，比如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这样看，罗马不愧为影响世界的伟大文明，有着自己的道统和文脉。
其次，在罗马文明圈中，只有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才是皇帝（恺撒则是副帝），他们的国家也才是帝国。否则就只能叫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只能叫王国，就像胡人的首领只能叫可汗，国家只能叫汗国。元首不叫奥古斯都的帕提亚和阿拉伯也被称为帝国，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罗马人是不承认的，正如隋炀帝不会认为日本天皇是皇帝。
第三，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类似于中国的天子。称天子的都是中华皇帝，称奥古斯都的当然也都是罗马皇帝。就连副帝的称号恺撒也被沿用，俄国的沙皇就是恺撒的意思。这个时候，奥古斯都或者恺撒是说拉丁语还是斯拉夫语已经不再重要。想想看，拜占庭人不就说希腊语吗？
因此，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并称他为奥古斯都，就意义非凡。这不仅意味着承认法兰克人属于罗马文明圈，可以成为罗马世界的领袖，也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意向——如果教会必须依附于某个皇帝，那么，罗马的效忠对象就将由拜占庭变成法兰克，尽管两个帝国的皇帝其实都不是罗马人。
这时的拜占庭人真是沮丧至极又痛苦万分，却也只能面对现实。因此，尽管许多人坚持认为，野蛮人和外国人不适合皇帝的职位，但经过反复权衡，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承认了查理曼的帝号，承认他也是“罗马人的皇帝”。[8]
此后，两个“罗马帝国”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查理曼帝国将孕育三个新的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则将走出低谷实现复兴。现在，我们的目光却必须转向阿拉伯，转向那勃然崛起的新帝国、新宗教和新文明。因为只有看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唐。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与海风吹拂的拜占庭不同，阿拉伯帝国的诞生之地贫瘠而荒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岛，被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阿曼湾环绕的这个地方，三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一条永久性的河流，大部分地区是碎石平原、熔岩区、沙漠或旷野。干燥而灼热的草原上长着可供骆驼食用的灌木丛，适宜农耕的绿洲则寥若晨星。[1]
于是，阿拉伯半岛虽然夹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之间，却仿佛被造物主遗忘。直到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陨落多年以后，这里依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静，响起来的只有驼铃。也许，除了真主，谁都想不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会兴起一种伟大的、影响世界的文明。
这是一个奇迹。
新文明的创造者是阿拉伯人（Arabs）的一支，叫贝都因人（Bedouins，又译贝杜因人或贝督因人），意思是“荒原游牧民”。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主要靠饲养骆驼和马、羊为生，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沿固定路线迁徙，游牧的距离常常在一千公里以上。只有少数有幸住在绿洲的居民种植大麦、小麦、甜瓜和椰枣，或者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于是椰枣和骆驼便成了这个半岛最具特色的风光和象征。
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伊斯兰文化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亲近绿色，并把天堂称为天园，地狱称为火狱。是啊，半岛最炎热的地方夏季气温超过50摄氏度，沙漠的地表温度更高达70摄氏度以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有谁不向往绿色之园呢？贝都因人的生存条件确实太艰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