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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 [11]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毕达哥拉斯根据勾股定理绘出的可以无限重复的图形,因为形似树,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树。图中两个相邻小正方形面积的和等于相邻大正方形的面积;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喜欢把数描绘成各种几何图形,正所谓“凡物皆数”。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urg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
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12]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13]
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14]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15]
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16]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17]
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图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教诗文板,其作用是提醒信徒们神的存在,通常被挂在犹太会堂东墙。在伊斯兰帝国,尽管会受到一些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仍然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一神教,并被称为“有经人”。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