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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44]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46]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47]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48]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
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49]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50]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1]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2]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3]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这就像《三国演义》为了抬高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刘备、孙权、鲁肃。[4]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
穿帮是在时间表上。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被“绑架革命”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
世民说：大人一定要举报，儿不敢怕死。
李渊说：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乱说就是。
世民只好反复劝进。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为国也由你！[5]
按照这个说法，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倒可以“胁从不问”的。但是请问，裴寂请客吃饭之后，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如果收编，则造反的决心已下，不必再装糊涂。如果没有，则他们制造李渊“被嫖娼”一案岂非多余，既诬陷了高祖，也诬陷了太宗？[6]
如此信口雌黄，学术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这里说的“利”当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比如妖魔化隋炀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
顺便说一句，以史为鉴，正是唐太宗的主张。
可怜他爹，也只好去做窝囊废。
然而黑白不容颠倒。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李渊绝不是糊涂虫，更不是窝囊废。他的糊涂和窝囊是装出来的，觊觎之心反倒早已有之。否则，他为什么要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两路，一个去潜结英俊，一个去密招豪友？[7]
按兵不动，只是为了稳操胜券。
因此，一旦看准时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已经看出李渊有异动迹象的两个副留守，准备按照隋炀帝的监视命令对其采取行动，却被李渊逮捕杀掉，罪名自然是捏造的。这时，他可没有片刻犹豫和手软。
这样看来，贞观史臣和司马光们的篡改历史，真可谓弄巧成拙，反倒显得世民少不更事，李渊老谋深算。实际上李渊就像当年的孙权，比谁都沉得住气。正如王夫之所说，他是处至危之地，观天下之崩，伺机而动，以求一逞。[8]
而且一旦动起来，就比谁都狠。
没错，他盯住了长安。
长安本是帝国的首都，只是由于隋炀帝要打通南北重整山河，政治中心才东移到了洛阳。这就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一线，成为逐鹿中原之各路诸侯的必争之地，长安反倒被人遗忘。在那风云激荡的年头，长安也像太原一样出奇地安静，成为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
然而长安毕竟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拥有长安，以长安为新王朝的发祥地，对于李渊这样的武川军阀、周隋故旧和关陇勋贵，不但名正言顺，而且驾轻就熟。何况镇守长安的是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李渊想要，岂非囊中取物？
李渊却没有轻举妄动，他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协议：攻下长安后，土地人民归李渊，女人财宝归突厥。这当然因为突厥在北，长安在南。从太原南下取长安，如果被突厥抄了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李渊也谢绝了突厥准备派遣的大军，只接受了他们的马匹。他可不想引狼入室受制于人。[9]
搞掂了突厥，李渊又去忽悠李密。他写信给自命为反隋盟主的李密，表示衷心拥戴他奉天承运，自己只要能再封于唐就心满意足。于是骄狂的李密不再留意李渊，一心一意攻打洛阳，反倒成了替李渊阻拦东路兵锋的挡箭牌。[10]
最重要的一招，是举义旗不举反旗。李渊宣布，南下的目的是复兴隋室，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这就规避了人臣造反的罪名，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炀帝一死，他就立即撕下假面具，毫不客气地做起皇帝来。
隐患都已排除，现在可以动身。
七月初五，李渊率军三万誓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攻克长安。次年三月十一日，杨广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一个王朝倒下了，另一个王朝站起来，只不过这新王朝还必须再接受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长安。
清晨的阳光照例洒在通往皇宫的路上，路边伫立的禁卫军有如兵马俑般面无表情。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并肩而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很坦然，尽管头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李世民在父皇面前告了他俩的刁状。[11]
但，这又不是头一回。
是的，建国八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势同水火。原因很简单，从太原首义到统一中华，李世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以说，大唐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然而按照宗法制度，储君却只能是李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