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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回鹘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新疆的回鹘则在公元10世纪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实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早期伊斯兰正是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创造的游牧商贸文明，也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44]
半盘胡化
灭亡回鹘的是黠戛斯。
黠戛斯（读如侠加斯）在名义上是铁勒的一支，实际上却是白种人。他们身材高大，头发火红，皮肤白皙，眼珠则是碧绿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条顿民族（Teuton）的体质特征。换言之，活跃在大唐帝国的还有日耳曼蛮族。
蛮族是能够改写历史的，黠戛斯也一样。
不过，黠戛斯把回鹘打得七零八落以后，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直到蒙古人兴起之时才重返历史舞台。至于他们的后裔，在俄罗斯叫哥萨克（Cossack），是骁勇的骑兵；在中国则叫哈萨克（Kazak），是勤劳的牧民。
黠戛斯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们在汉代被称为坚昆。坚昆的习俗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是黑头发，便会视为不祥；如果是黑眼珠，则被看作汉将李陵的后裔。可见他们其实早已混血，但又坚持白人的身份。[45]
其实黠戛斯人不必在意，因为混血是大趋势。
趋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了，到隋唐两代更是愈演愈烈。之前还只是通婚造成的种族变异，后来就从自然发展到了文化。胡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仿效胡人习俗则蔚然成风，甚至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这就叫胡化，也叫胡风。
胡化是从长安波及全国的。这固然因为首都总是开风气之先，也因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侨民。安史之乱后，回纥在长安的常住人口总在千人左右，冒充回纥的粟特人数又要加倍。贞观年间的突厥侨民更多达万户，至少占到当时长安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数量可谓惊人。[46]
更重要的是，侨民当中不乏非富即贵的头面人物。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节，西域的高僧，粟特的大鳄，回纥的商人，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坚和主流。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买豪宅，建高楼，置田产，任要职，娶妻生子乐不思蜀，俨然中华帝国首都之一员。
与之交往的则是大唐的上流社会，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他们流连忘返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长安西市，纸醉金迷于胡人开设的高档会所，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派对，因为那里不但有好听的龟兹乐，好看的胡旋舞，好喝的葡萄酒，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当陪酒女郎。
对此，诗人李白曾直言不讳：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哈！难怪他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了。[47]
名流带头，追星族岂会无动于衷？
何况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很够刺激。打马球展示着雄性的力量，着胡服则体现出女人的性感。前者是波斯人的发明，所以叫波罗球（polo）。后者的特点则是衣袖窄小剪裁贴身，尽可能地凸显女性的身材和曲线，其风采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诗：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48]
呵呵，小蛮腰。
所有这些，都让长安少年的肾上腺受到刺激，荷尔蒙分泌增多。早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的李承乾，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他不但说突厥话，穿突厥衣，还在东宫院内搭起帐篷竖起狼头旗，一本正经地扮演起突厥可汗来。
演出极其认真。李承乾找来一批长得像突厥的人，让他们披着羊皮编着辫子扮作突厥武士，自己则假装可汗死在了牙帐里，然后命令这些群众演员按照突厥习俗割面流血号啕大哭，骑着马围绕牙帐默哀。直到这时，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来说：如果真能这样，岂不快哉！[49]
太子殿下如此，风气可想而知。
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她们的服饰则始终如一地“崇洋媚外”——戴耳环是跟波斯人学的，叫步摇；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学的，叫巾帔（读如配） ；发型是跟中亚人学的，叫髻堆 ；脸妆是跟吐蕃人学的，叫面赭。当然，她们绝不会只有一种装饰风格，但长安肯定是时尚的风向标。
她们的帽子更是与时俱进。唐高宗以前，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长可过膝；后来就只有丝网，垂到脖子；再后来改戴胡帽，露出脸蛋；最后干脆不戴帽子，露髻出行。[50]
总之，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身体越露越多，参加活动越来越频繁。她们甚至会身着男装骑着马去踏青或者打球。球场上，英姿飒爽的女人纵横驰骋娇声呐喊，围观的男人们则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51]
看来，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胡心”。[52]
这当然有问题。因此，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朝廷下令治理整顿，可惜收效甚微。这个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在文化上也变成混血儿。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吐蕃和回鹘的兴起，女人的妆扮改成了回鹘发型吐蕃脸，尽管她们被告知这绝不是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模样。[53]
请问，这该算是半盘胡化呢，还是全盘？
姑且算半盘吧！
但即便只有半盘，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长安城里“西餐厅”之多，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54]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55]
这样的皇帝，也属罕见。
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与皇帝关系很大。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员，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岂能不成风气？[56]
此外还有建筑。
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
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