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仲礼竟不为所动。
无可奈何的柳津回到了宫中。他悲愤满腔地对问计于自己的梁武帝说:陛下有邵陵王,老臣有柳仲礼,全都不忠不孝,反贼又哪里能够平定?[36]
也只能指望台城的守将了。
◎梁都建康图
守城的主将萧坚是邵陵王萧纶的世子(王储),然而这位侯爷却是典型的酒囊饭袋。当时侯景掘开了玄武湖引水灌城昼夜攻战,身负重任的他却只知酗酒,完全不理军务,也不知道奖励将士抚恤百姓。结果,忍无可忍的部下在黎明时分放下绳子,把侯景的人引入城中。
台城因此失守,萧坚也掉了脑袋。
乱兵入城,其他人也顶不住了。萧坚的弟弟萧确倒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惜就连奋力作战的他也败下阵来,只好跑回宫中报告台城沦陷的消息。
梁武帝躺在卧榻上淡定地问:还能一战吗?
萧确说:不能。
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你赶快出城,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我和太子担忧。大梁的江山由我得来,又由我自己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37]
也许这是真心话。也许吧,也许。毕竟,之前的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梁武帝却在位四十八年,执政的年头是整个南齐王朝的两倍,确实可以死而无憾。
但,果真如此吗?
只有更糟
梁武帝肯定死不瞑目。
不能说梁武帝是无道昏君。是的,他勤政,十冬腊月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他朴素,不饮酒,不食肉,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素菜。他节俭,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他谦恭,对待宦官都彬彬有礼。他克制,五十岁以后就不过性生活,简直就是苦行僧。[38]
历史上,有这样苦哈哈的好皇帝吗?
没有。
梁武帝甚至也是仁君。普通民众犯了死罪,他总要痛哭一场才下令行刑;王公贵族横行不法,更只是叫来哭骂一顿就算了事。比如萧正德,是曾经叛逃到北魏的。但当他又逃回来时,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丰侯的爵位。
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菩萨。
然而萧正德对梁武帝的回报,却是既要他的官位也要他的命。台城被攻破后,萧正德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拿刀去杀了梁武帝和皇太子。如果不是侯景提前派兵守住宫门,这两个人早就没命了。[39]
问题在于,萧正德固然禽兽不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侯景攻入台城后,号称前来救驾的联军立即就地自动解散,总司令柳仲礼还投降了侯景。进入台城后,他甚至先拜侯景后见皇帝,气得他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来见我![40]
这一切,梁武帝可曾想到?
当然想不到。
梁武帝其实是很希望长治久安的。而且,由于亲历了宋与齐、齐与梁两次改朝换代,他的治国格外用心。就连姑息纵容萧正德这样的败类,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朝祸起萧墙的覆辙。至少,他本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结果却是更糟。
更糟是肯定的。实际上台城被围时,各路诸侯之所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就是想借刀杀人,听任侯景与梁武帝和皇太子龙争虎斗,两败俱伤后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很清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父亲。
所以,台城刚刚沦陷,他们就一哄而散;武帝尸骨未寒,他们就手足相残。这其实是重演宋和齐的悲剧,但等而下之的是还要引狼入室里通外国。萧正德投靠侯景,武帝的孙子萧詧(同察)投靠西魏,萧纶投靠取代了东魏的北齐,萧绎则既投靠西魏又投靠北齐。
于是,就在南梁封侯景为汉王的同时(公元550年),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第二年,北齐又封萧绎为梁相国。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武帝的子孙纷纷向北方“夷狄”俯首称臣,把自己变成了卖国贼。
南梁也终于灭亡。
实际上武帝一死,南梁就亡了。后来的简文帝其实是侯景的傀儡,梁元帝其实是割据的诸侯,梁敬帝则不过建立陈朝的跳板。时机一到,陈霸先就逼他禅让了。换句话说,南梁其实只有一个皇帝,寿命只有四十八年,跟宋和齐一样并没跳出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当然值得反思。
反思从刘裕就开始了。刘裕是以寒门和军人的身份推翻士族阶级之东晋的,因此他为自己的新政权确定了三条原则:皇权必须加强,天下不可共治,士族应该下课。也因此,宋、齐两朝都大量起用寒门庶族担任中央要职,地方军事重镇和军政大权则交给封为藩王的皇族。
也就是说,寒门掌机要,军权托宗室。[41]
结果怎么样呢?
同室操戈,内乱频起,一朝倾覆。
吸取了前朝教训的梁武帝开始调整政策。一方面,他恢复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吏部甚至按照《百家谱》记载的郡望门第给高级士族授予高级官位。另一方面,具有工作能力的寒门庶族仍被任用,以便处理实际政务。宗室诸侯更是地方实权派,不像在宋、齐那样受人监视。[42]
梁武帝认为,这样就能摆平皇族、士族和庶族三方面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均衡和制衡。如果更理想一点,这三股力量还能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帝国的大厦。
可惜他落空了。
首先,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变成腐朽的阶级,此后又遭受了宋、齐两朝八十多年的遏制,怎么可能重振魏晋时期的雄风?他们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出来,恐怕只能腐朽得更快。五谷不分如建康令王复,甚至连马都不认识,一口咬定那是老虎。靠他们保家卫国,岂非天方夜谭?[43]
皇族也不争气,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为非作歹不知廉耻。梁武帝的六弟、萧正德的父亲萧宏,甚至与武帝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通奸,还密谋篡夺皇位。这样的人,哪里靠得住?[44]
能依靠的,只有庶族。
但,且不说庶族本身良莠不齐,就算清一色都是君子也很难获得社会认可。毕竟,门阀制度在魏晋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个百足之虫可是死而不僵。现在,梁武帝又老调重弹,庶族怎么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华人社会就没有了核心价值,只剩下门第观念(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如果连这也被废除,请问拿什么填补空白?[45]
梁武帝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办法是九个字:兴国学,行德治,崇佛教。
国学在南梁其实就是儒学,或太学,武帝的创新则是为儒家五经设立五馆。五馆是五经博士讲课的地方,也是候补官员考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获得官职,而无论出身如何。事实上,由于五馆生员以寒门子弟为主,因此它其实就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前身。[46]
这大约是萧衍政治中最可圈可点的。
然而他的以德治国却是一败涂地。比如萧宏,曾经被人举报家有库房百间,疑为私藏兵器。梁武帝闻讯亲自前往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金银财宝,仅仅钱币就藏了三十间房子,每间一千万,共计三亿。梁武帝看了大为放心,兴致勃勃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呀![47]
请问,这是什么德育和德治?
事实上,堆满萧宏库房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侯景围台城时,就曾经向城中士民散发谋士代笔的传单。传单上说:请大家看看梁朝王公贵族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吧!这些家伙不耕不织,却锦衣玉食。如果不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他们的钱财又能从哪里来?[48]
侯景虽然混蛋,这话说得却并不错。
如此看来,梁武帝的艰苦朴素便该视为虚伪。这种虚伪虽未必是他本人的,却可以肯定是体制的。而且,正因为他的以德治国其实是体制性的虚伪,才会死到临头都没人救援,哪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国学和德治能够救梁?白日做梦。
现在,救命稻草只剩下了一根,那就是宗教。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梁武帝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与他息息相关。更何况,正是宗教而非其他,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那就来看宗教。

第四章 宗教问题

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