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的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