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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