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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四、晁错其人(2)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 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资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联为一体，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美？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被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劝农力本”的主张也被采纳，其他如“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则被拒绝（孝文不听）。不过文帝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奇其材），调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属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级别一样，但职责不同，是“掌论议”。
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
可惜，历史选错了人。
五、历史之错(1)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结果是“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他。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 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壖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闲，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壖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么人？是追随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辅重臣。这样一个人都搞不定晁错，别人又哪里斗得过？不难想见，这件事以后，晁错自然更加恃宠骄人。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
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 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五、历史之错(2)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