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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奸臣严嵩(2)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 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 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惟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一、奸臣严嵩(3)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二、混蛋嘉靖(1)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45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汉武帝，54年；第四明万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价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 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二、混蛋嘉靖(2)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