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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10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11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揭幕人。
袁绍就这样走上台前，但他却并非揭幕第一人。第一人是陈蕃。陈蕃是大名士，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名士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的意见领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与陈蕃并列榜首号称“三君”的，还有外戚窦武和宗室刘淑（汉灵帝祖父）。士人集团将窦武、陈蕃、刘淑三人公推为领袖，既是统一战线，也是人心所向。
换句话说，宦官集团该下课了。
于是陈蕃决定发难。他对大将军窦武的建议，跟后来的袁绍一样，也是尽灭宦官。可惜，临朝的窦太后也跟后来的何太后一样，并不同意格杀勿论的方案；而这种全面树敌的做法，则逼得宦官们为自己的生存拼死一搏。
这是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的事。当时窦武担任大将军才九个月，汉灵帝也只有十三岁，一切均在宦官集团的掌控之中。结果窦武兵败自杀，带领八十多个学生前去抗议的陈蕃也被捕下狱。一个宦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不死的，看你还能砸我们的饭碗，要我们的人头不？12
陈蕃死了，他的揭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然而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二十一年后，袁绍接过了陈蕃未竟之使命。而且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舞台上只留下了士族。
那么，士族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不能。
因为董卓来了。
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下达命令的是何进，出主意的却是袁绍。袁绍出这馊主意，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也是为了给何进壮胆，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董卓却早就盼望有这么一纸诏书。13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此人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汉灵帝去世时做到了并州的州牧。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东汉制度，县上是郡，郡上是州。州官有刺史，也有州牧。刺史从理论上讲只是监察官，州牧却集军政、行政、财政之权于一身，相当于清代的总督，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包括蜀汉丞相诸葛亮，都要担任或兼任州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州牧，当然因为有实力。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朝廷要他入京做官，他不去；要他交出兵权，更不肯。他的说法，竟是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难舍难分，自己则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实际情况，是董卓早就看出东汉王朝行将就木，因此拥兵自重以观时变。也因此，他刚一接到何进的命令，就知道机不可失，不但立即上路，还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老谋和壮事，顷刻之间就都有了。14
如此反常的态度，便让杀猪出身的大将军何进也不能不狐疑。他的办法，竟是派人宣诏要董卓停止前进。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只不过见来人大义凛然，才暂时驻军洛阳城西的夕阳亭。15
结果，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狭路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皇上有诏，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诸公身为国家栋梁，不能匡正王室安定社稷，害得皇上流离失所，有什么资格说退兵？16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向皇帝请安，询问情况。小皇帝刘辩哭哭啼啼，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再问旁边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则一五一十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小王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7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8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9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20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1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2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