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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也跟秦一样，亚述人善于打天下，不善于治天下。他们维持帝国统治的手段除了暴力，就是高压。亚述国王每征服一个地方，往往实行三光政策。如果要带走战败国的人民做奴隶，则会先弄瞎他们的眼睛。
不得人心的暴虐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火焰从成堆的尸体中向上升腾。在无法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瓦解反抗的力量，帝国实行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方说，将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再把巴比伦、库萨尔、阿瓦、哈马斯和西徐亚的人民迁到撒马利亚。
移民是大规模的。比如公元前713年的豪尔萨巴德城中，便聚集了四百万不同战败国的人民。他们分到小块耕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室。但，一旦土地被出售或赐予，这些人也得全家归属于新的主人。
亚述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一政策是神来之笔。在他们看来，来自不同地区、民族也不同的移民背井离乡，素不相识，举目无亲，又岂能结成反抗联盟？这些无助的人只能听命于帝国，并从最高权力那里获得生存的希望。
除了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混编起来居住，帝国还把其中的壮劳力和能工巧匠抽调到建筑工地。亚述的建筑无疑是壮丽而辉煌的，比如豪尔萨巴德。按照规划，这座方形要塞边长两公里，王宫则建在被干砖抬高的平台上，每个入口都用琉璃瓦装饰，并由巨大的石像来守卫。
豪尔萨巴德是萨尔贡二世新建的都城，又叫都尔沙鲁金，意思是萨尔贡之城。然而它从公元前717年开始动工，直到公元前705年也没有完全建成。这一年，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伊朗的途中被杀，豪尔萨巴德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它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变成一片废墟，并被历史学家称为“萨尔贡的壮丽错误”。
其实亚述帝国又何尝不是壮丽的错误？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岸，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与此同时，亚述巴尼拔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长。根据他的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被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有的还经过了亚述巴尼拔的亲自修订，有的则被注明是他收集来的。
这，莫非就是他们的文治武功？
可惜，这位博学多才的“万王之王”并没想到，此时的帝国其实已危机四伏，就连统治者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甚至曾经导致多次宫廷政变，连年的征战则耗尽了帝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他们的暴政，哪怕国王陛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崩溃来得迅猛异常，而且彻底。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跟中国的殷纣王一模一样。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亚述帝国的灭亡让西亚人民额手称庆，巴比伦则在迦勒底人的手中得到复兴。这座城市历来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圣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亚述人的蹂躏。萨尔贡二世的继承人甚至放火烧毁了它，并把灰烬当作纪念品存放在自己的亚述尔神庙中，也赐给那些效忠他的居民。
如此倒行逆施当然不得人心，亚述帝国的灭亡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然而重建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似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六十七年后，巴比伦打开城门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他是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来的，并将创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个人，就是波斯皇帝居鲁士。
☆、波斯：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是在公元前538年进入巴比伦的。
这一年，中国的孔子十三岁。
孔夫子当然不会知道波斯，对南征北战也没兴趣，因此绝对想不到居鲁士在巴比伦享受的待遇：铜铸的伊斯塔尔大门向他洞开，他的身上披着从华丽浮雕上反射过来的阳光，脚下则堆满了欢迎群众献出的花环。
没错，居鲁士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非作为侵略者或征服者来到新巴比伦王国的。
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胜利了。
居鲁士也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作风和政策与亚述人截然相反。他并不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被俘的米底国王获得了一条生路，吕底亚国王则被聘为随身顾问。
这是一种“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像，引自《世界简史》36页。
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同样表现出他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被征服者信仰和习俗的尊重。他每天都要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并让原来的官员们继续各司其职，就像在米底和吕底亚。这就不但赢得了祭司和官员的支持，也保证了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居鲁士是高明的。
而且，即便按照孔夫子的观点，这样一种既不滥用权力更不滥杀无辜的政治，也应该算作仁政。
仁政的受惠者之一是犹太人。半个世纪前，弱小而独立的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随着他们被刺瞎双眼的国王，被戴上镣铐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却解放了他们。第二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允许这些巴比伦的囚徒回到故乡，并把巴比伦人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还给他们，以便他们重建祭祀中心。这真是功德无量，以至于犹太人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赛亚”。
居鲁士的善举让他威名远扬，他的仁政则让帝国日趋稳定并发展壮大。没有证据证明居鲁士这样做，是汲取了亚述帝国灭亡的教训。但可以肯定，波斯帝国收获的不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是地方对中央的支持。
继承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是大流士。
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