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8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9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26页图制作。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10晋,其实也是“混血儿”。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1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2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3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4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5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6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7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