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17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18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穀,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9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20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1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2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3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4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5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