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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后边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胜利当然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飘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成功，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殷商“不得人心”。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是这样吗？
是。证据，就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〇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〇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的文化人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4]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只剩下“德”。[5]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一再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6]
◎张叔平题拓本毛公鼎铭文。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7]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8]
显然，周公、召公、康叔，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9]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甲骨文的“德”（粹八六四）。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得失”，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即“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金文的“德”（何尊）。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的“德”（德鼎）。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10]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