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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
他们是来历不明的。考古发现显示，奥尔梅克文明几乎一夜之间在沼泽地里崛起，只有后果没有前因。特奥蒂瓦坎人更是奇怪，他们的“圣城”据说是按照太阳系的模型建造的，建造者自己却神秘失踪，只留下一座空城。难道特奥蒂瓦坎真是外星人的遗族，奥尔梅克真是殷商的遗民？[2]
文明的道路从来就不千篇一律，也没有一定之规。
中华文明就更是特立独行。
中国不像印度，前有古代文明，后有古典文明。中国也不像希腊，前面有克里特文明，后面有古罗马文明。中国当然更不像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人、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轮番为治”。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但这正如所有的长江大河，尽管沿途有支流汇入，却并不能改变主流的性质。
这个主流，起先叫夏，后来叫华夏，现在叫中华民族。
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即中华文明。这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这里面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没错，被西方人视为“古代文明”的商，有可能是个异端或异类。但这也只是一个民族在他的青春期有那么一点“逆反心理”，曾经离家出走，在外撒野而已。很快，他就会回到那“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谱里面，仍然有他的一席地位。
中华，不是什么“古老文明的幸存者”，她原本就有顽强的生命力。
同样，古代文明、古典文明、现代文明的三段论，也不符合中国国情。[3]但以其他文明为参照系，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比如印度。
翻过喜马拉雅
印度与中国，有太多的相似。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印度也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中国的两河，是黄河、长江；印度的两河，则是印度河、恒河。但西亚那个两河流域，是四通八达一马平川的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和印度却与世隔绝。在冷兵器时代，好战的西方蛮族对这两个地方其实鞭长莫及。很少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够彻底摧毁我们。于是，两种同样古老的文明，便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南部，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并坚忍不拔地走到了近现代。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但喜马拉雅一山之隔，中华与印度又呈现出诸多不同。印度人的文明在中国的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就已经更新换代。第一代据说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叫“印度河文明”，也叫“哈拉巴文明”。第二代才叫“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后，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出来的。印度河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
我们的文明则没有断代，只有扩容。作为“文化圈”，夏的地盘很小，大约只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其他地区，并非“夏雅”，而是“蛮夷”。商的势力范围就大多了，已能挟青铜文化在南方建立据点。西周文化圈更大，影响所及，北至辽河，西至陇右，南至两湖甚至两广，东则远至今之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4]当然，商人和周人，起先都只能在这些边远地区建立点状的文化孤岛。蛮夷们是各行其是的，比如四川的“三星堆文明”。但到后来，所有的小文化圈，包括巴蜀，包括闽粤，也都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分子。
国家的道路也两样。没错，印度也是从部落到国家。他们的部落叫“迦那”或“维什”，酋长叫“罗惹”。他们最早建立的也是城市国家，甚至也曾有过“列国时代”，类似于我们的“春秋战国”。不过，印度的列国并没有“天下共主”。而且，还既有君主国（主要在恒河平原），又有共和国（主要在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麓）。不像我们，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都是君主制。
以后的航程就更不同。从秦汉开始，中国是统一长于分裂。混乱时间最长的魏晋南北朝，也只是半分裂状态。印度则相反，是短暂的统一，长期的分裂。甚至从甘婆王朝到笈多王朝之间，竟有三百多年史实不清。最后，还变成了穆斯林的王朝和英国人的殖民地（见附录表4）。
中华连续而聚合，印度松散而间断。[5]
但分裂和入侵，却并没能中断和消灭印度文明，这又是什么原因？
文化的力量。
历史上的印度，其实是屡遭外族入侵的。从公元前518年开始，先后侵略过印度的有波斯人、马其顿人、条支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贵霜人、匈奴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最后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最奇怪的，居然是雅利安人自己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只有二百多年；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和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反倒都有三百多年（见附录表5）。
这就让人大跌眼镜！印度文明的延绵不绝，究竟是靠什么来维持和实现的？
宗教。
有光就有影
宗教，是印度人的生命线。
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印度人这样痴迷于宗教。他们可以没有国家，也可以没有民族，就是不能没有宗教。他们甚至可以不必拘泥于一定非得是某种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行。印度教分为吠陀教、婆罗门教和狭义的印度教，也行。没有宗教，不行。
事实上，文明的嬗变，文化的传播，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兴衰，在印度都与宗教息息相关。孔雀王朝，是信奉佛教的。它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放下屠刀皈依佛门后，派到邻国的就不再是军队，而是弘扬佛法的高僧。这让他得到了“转轮圣王”的称号，佛教也因此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笈多王朝，则是信奉婆罗门教的。但跟孔雀王朝一样，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宽容。结果是印度文化在这个王朝的治下达到鼎盛，堪比盛唐，产生了《沙恭达罗》那样的伟大作品。还有外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居然把佛教传到了他们的故乡中亚，然后又传入了中国。
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克巴大帝不但政策宽松，还娶信奉印度教的女子为妻，这又怎么能不“天下归心”？相反，采取高压政策的德里苏丹王朝，就遭到了南部印度教王公的反抗；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则加速了王朝的灭亡。[6]他的宗教政策，只不过给邻国和西方人的侵略留下了可乘之机。
阿克巴大帝曾经说，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显然，这位皇帝是英明的，他看得很透彻。
也许，还可以说说犹太。
犹太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这只能归功于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宗教，那个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事实上，只要相信自己的上帝雅赫维是“唯一的主”，相信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可惜，印度人和犹太人的经验，对我们都不适用。
我们也是文化力量特别强大的民族。中华的历史，是国家可以分裂，但文化依然如故；外族可以入主，但文化必须认同。因为“亡国”只关乎一家一姓一政权，文化的毁灭才是天大的事。因此，秦变成汉，隋变成唐，甚至宋变成元，明变成清，只要文化或文化精神不变，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中华还是那个中华。
但，我们的文化力量与宗教无关。
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民族。佛教传入前，中国人竟不知宗教为何物。佛教传入后，最初也被看作“方术”。没错，中国人也曾崇拜鬼神。但很快，我们的态度就是非宗教的了。孔子的说法，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信则灵，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实用主义的中庸之道。上帝存在吗？鬼神存在吗？冥冥之中确有神秘力量吗？如果你觉得管用，那就只当他存在好了。
这，难道也是信仰，也是宗教？
信仰对于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必需。宗教也一样。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宗教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人家为什么要有？第三，我们为什么没有？
巫术的儿子
宗教是巫术的“次子”。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在时间表上，只有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排在它的前面。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有巫术。印度人的“四库全书”《吠陀本集》，就有不少上古时期巫术的记录。我们民族，更是如此。
巫术，为什么必须有？
为了肉体的生存，也为了灵魂的安顿。
肉体的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这就会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如果技术手段不够用或不管用，便只好病急乱投医。比方说，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这就是“巫术”。
显然，如果目的只是解决现实问题，巫术的办法并不管用。所以，科学必然诞生。但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就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可以说，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因此，巫术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是的，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嫡长子”。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这是科学终于取代巫术的原因。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心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几千年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巫术还会有两个“儿子”，这就是宗教和哲学。
因为科学并不万能。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科学回答不了的，比如“第一推动力”，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而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靠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7]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
退出历史舞台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
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国界的国家
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