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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这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么！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西周和东周，则有乡饮酒礼，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相当于“政治协商”。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而且为这党争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五十个邦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14]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15]
◎甲骨文的“臣”（甲二八五一）。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八年》称“男人为臣，女人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在古书中，民这个字，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在上古，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金文的“民”（克鼎）。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象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6]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7]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 * *
[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伦勃朗的画室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赫西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
[8]“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11]《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2]《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3]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4]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注本）。
[15]臣的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6]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颤动并破碎。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