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是否出自更长篇幅的叙述？出自以前勘探队的成员？假如真是那样，目的为何？前后共经历了多少年？
然而所有问题都需要等到返回地面的光亮之中再说。我就像个机器人，机械地拍摄着一串串词语——即使勘测员以为我拍的是白墙，或者偏离了真菌文字的主体——对这些支线语句，我试图保持距离，避免妄加猜测。与此同时，主线文字依然继续延伸，依然令人不安：……午夜阳光下的黑水中果实将成熟而黑暗中的金色果实将豁裂揭示出泥土中致命的柔软……
这些文字令我有种挫败感。我一路收集样本，但并不太专注。用镊子塞进玻璃试管里的这些碎片……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猜不会太多。有时，你能预感到显微镜无法揭示真相。不久，墙中透出的心跳变得实在太大声，我趁勘测员不注意，停下来戴上耳塞，以阻隔心跳声。我们戴着面具继续往下走，听力则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受到限制。
注意到变化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她。但向下行走一小时之后，勘测员在我下方的楼梯上停了下来。
“你有没有觉得墙上的字变得更……新鲜？”
“更新鲜？”
“最近写的。”
一时间，我只能瞪着她。我已适应目前的状况，尽可能扮演一名中立的观察者，仅仅记录细节。但我感觉那好不容易获取的距离感又悄悄地消失了。
“关掉你的灯？”我建议道，并同时熄灭了自己的。
勘测员犹豫不决。经过我上次的冲动表现，她得要过一阵才能再信任我。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回应这样一个会使我们立即陷入黑暗的请求。但她还是关灭了灯。事实上，我特意把枪留在腰带上的枪套里，她只需松开绑带，从肩头卸下突击步枪，便能以流畅的动作在瞬间将我消灭。这种对暴力的预期并无任何合理依据，却出现得太过容易，仿佛有外力将其塞入我脑中。
黑暗中，塔的心跳依然在我耳中震荡，随着墙壁抖颤的呼吸，文字轻轻摇曳。我发现，与记忆中楼上的各层相比，它们的确显得更有活力，颜色更鲜亮，闪光更强烈。此种效果甚至比墨水笔写的更为明显。明亮湿滑，新鲜的感觉。
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点，我抢在勘测员之前开口，以图将此发现据为己有。
“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书写文字，它可能还在继续写。”我们正在探索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中可能含有另一个神秘的有机生命体，而后者正用更多其他有机生命体在墙上书写文字。这使得儿时那片覆满植被的水池显得太简单、太单调。
我们重新打开灯光。我看到勘测员眼中含有恐惧，但也有一种奇怪的坚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
“你为什么说什么东西？”她问道。
我没明白。
“你为什么说‘有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什么人’？为什么不是‘人’？”
我只是耸耸肩。
“拔出你的枪。”勘测员说道，她的语调中带着一丝厌恶，但也掩盖了某种更深层的情绪。
我遵从她的吩咐，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然而握枪让我感觉笨拙别扭，仿佛这一举动并不适合即将面对的形势。
在此之前，一直是我领头走在前面，而现在，我们仿佛互换了角色，探索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显然，我们已建立起一套新规程，不再记录墙上的文字与生命体，脚步也快了许多，注意力集中在解读前方的黑暗，并且压低语声，仿佛怕人听见。我先走到弯弧处，勘测员在背后掩护，然后换她走到前面，我跟随在后。我们从没提起要返回。监视我们的心理学家就好像在千里之外。我们全身充斥着紧张不安的能量，因为也许答案就在下方。活生生会呼吸的答案。
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他在我体内的时候，一直仰视着我，通过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确记得我，但就像隔着一层雾气。不过这暂时也有点作用，能让他显得更真实，能让我假装一切正常。
但只是暂时而已。他回到我生命中只待了大约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便把他带走了。经过冗长拖沓的安全审核之后，我可以去观察所探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在那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地方，他们对他进行测试，试图突破他的平静与失忆，然而并不成功。他跟我打招呼，就像是老朋友——仿佛一个支点，让他的存在显得更可信——而不是爱人。我承认，我去看他是因为仍抱有希望：我曾经了解的这个人还有一星半点的残留。但我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即使是在那天，他仍用那种略带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
六个月后，他死了。在这整个期间，我始终无法逾越他的面具，无法找到我曾经了解的那个人，不管是通过我自己跟他的互动，还是后来看他们的面谈录像。勘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经过面谈，他们最后也都死于癌症。
无论X区域中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并没有回来。没有真正回来。
随着我们继续深入黑暗的地底，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丈夫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不知道我的感染对此会有何影响。我的历程与他相同，还是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是类似的经历，他的反应有何不同？而这又会如何改变往后的事？
地上的粘液越来越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碎片是下面那东西释放出的活体组织，因为它们在粘液里扭动。覆盖物的颜色变得更鲜亮，仿佛为我们铺设的金色地毯，好让我们踩着它去参加一场奇特而华丽的宴会。
“我们要不要回去？”我跟勘测员有时会说。
另一人则会说：“过了下一个转角，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对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好奇心的考验，看我们是选择无知还是危险。我们的好奇心与恐惧并存。我俩小心翼翼，一步步在粘滞的分泌物中行走。即使我们不停地前进，那粘液仍像要拖住鞋底似的，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最终将会趋于停止。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当勘测员拐过一个转角，她忽然退回来，撞到我身上，并将我推上几格楼梯，而我也并不抵抗。
“下面有东西，”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像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人。”
我没有指出尸体有可能就是人的：“它有在墙上写字吗？”
“没有——倚坐在墙边。我只粗略地瞥了一眼。”面罩里，她的呼吸又急又浅。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我觉得它是个人，”她忽略我的提问，继续说道，“我觉得它是个人。我觉得它是。”尸体是一回事；但不管经历多少训练，都无法让你准备好遭遇怪物。
然而，不调查一下这个新谜团，我们不能爬出塔去。不能。我抓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你说倚在墙边坐着的像是个人。那不是我们追踪的东西。这跟另一个人的鞋印有关。你很清楚。我们可以先看一眼，然后回到上面去。不管发现什么，我们都不再往前走了，我保证。”
勘测员点点头。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地下，这一想法足以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很快会见到阳光。
我们再次向下走去。此时，楼梯显得尤其黏滑，不过也许是由于我们紧张不安。我们缓缓行走，依靠右边空白的石墙保持平衡。塔很安静，停止了呼吸，其心跳突然减缓，比先前显得更遥远，但这或许是因为我只听见血液在自己头脑里奔流。
转过墙角，我看到那个身影，并用头盔灯将它照亮。假如我迟疑片刻，便永远不会再有勇气。那是人类学家的尸体，倚靠在左边的墙脚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仿佛在祈祷，嘴里有绿色的东西溢出来。她的衣服似乎有种奇怪的模糊感。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几乎难以察觉，我猜勘测员根本就看不见。我想不出有哪种情形，人类学家依然还能活着。我只是想到，心理学家骗了我们。她在高处守着入口，仿佛是一种威慑，突然间，那沉重的压力让我简直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