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3）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拔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e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道：“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Wa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动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抽出电子房卡，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到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然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版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e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的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了悬崖，两次。我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除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很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的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下去。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我出了医院，收到了沥川的一大堆留言。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的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灯亮了。打量他，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的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识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
我呆呆的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沥川离开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院？”
“昨天。”
“出院了你就上班？上了一整天？”
“嗯”雨衣还在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说，接着就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又有些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要是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支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我找到钥匙，开了门，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央，四下一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别人一眼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托了。面上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把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挡对立传说：“请坐。”
沥川没有做，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只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止，不禁问：“沥川,你这的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拐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彻底弄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晕，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吗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最后，好像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吗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世，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呼呼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坦白地说，我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世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Ｏops!”
沥川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到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喧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关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麻木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顷刻之间，裸裎相对。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的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翌日醒来，沥川已经起床了。他去买了早饭。他说他自己得过一会儿才能吃东西。他仍然要吃那个增强骨质的药。
我八点半上班，他一直送我到单位的门口，然后，交给我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盒子：“你的Lunch。”
我接过来，问：“冰箱里没有菜，你怎么做的？”
“菜市很早就开门了，我出去买了菜，还问了隔壁的奶奶怎么做那个粥。希望你喜欢。”
“谢谢哦。”我去上班，沥川回家，他说他要继续做清洁。我有点想问他究竟会在这里待多久，不过，沥川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问也是白问，也就不问了。
中午沥川打电话来问我：“Lunch吃了吗？”
“吃了，早吃了。”
“你热了没？”
“没热，需要热吗？”
“怎么不需要热？你真是果蝇啊！”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
中午吃饭我打开了几个饭盒，同事们都震惊了。两菜一粥、一晕一素，还有水果沙拉和点心。我对沥川的手艺实在有点吃惊了。
五点半下班和同事们一起出来，沥川就在门口等着我。
他和我的同事握手，介绍自己，半开玩笑道：“您好，我是王沥川，是谢小姐的钟点工，负责清洁、做饭和接送。”
我窘到了。因为沥川西装革履、打扮光鲜，往那里一站，大家都以为今天这里有人要拍电影。
沥川开车接我回家，晚饭已经摆到桌上了。三菜一汤，我仍然得喝稀饭。
“你看，这样，生活是不是就有规律了？”
“是的。”我赶紧点头。
吃完饭，他牵着我的手出去散步，说：“你的腿为什么还是有点跛呢。”
我腿上的钢板，过了一年才拆掉，医生说愈合得不错。我仍然喜欢体育，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
“我不觉得啊。也没人跟我说啊。”
“真的有一点儿，一丁点儿。”
“那就是残疾了。”
“我带你去瑞士动手术。”
“我哪儿也不去。”
回到屋里，他拿着一个小篮子，上面盛着巧克力和一大包他做的饼干，拉着我，去敲对面家的门。
他将碗还给关奶奶，递给她那篮子礼物，又送了两个红包，郑重地谢她，又说：“关奶奶，我不在的时候，小秋多亏您照顾了。这是给您孙女的一点见面礼，请收下。”
“哎哟，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两个红包，我其实只有一个孙女。”
“另一个红包是给您的，不成敬意，买几件衣服穿吧。”
关奶奶欢天喜地地收了，末了，还问：“王先生，你这一身打扮挺富贵的，你不是钟点工吧？”
“我是的。”
“那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啊？”
“我…义务的。”
关奶奶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笑了，说：“小秋真有福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