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我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过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我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中国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的直奔龙泽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
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泽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泽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把支票放到钱包里。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陈东村笑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三十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我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和小冬在惊恐中几乎天天收到病危通知，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娇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
“不是还有我和你吗？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
我弟是超生，因为我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我爸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连我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有两万块。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存款。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
漫长的暑假，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我觉得精疲力竭，于是继续留在个旧。想稍作修整，应付未知的人生。七月的时候，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顺便看望一下老师，我心情不好，推三阻四，同学硬劝：“别人都可以不去，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熊老师会伤心的。”
无奈，傍晚时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认得我弟，更认得我爸。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因为超生被降职，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小秋！暑假来这里玩儿？”
“是啊，同学聚会。”
“听说谢老师…”她摸了摸我的脸，“唉，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她不提则已，一提，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
“哎哎，是我不好，好不易过去了，又提这事儿。”她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于是边吃苹果，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
过了一会儿，张大婶忽然又问：“对了，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到学校来找你，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他找到你了吗？”
我的手一抖，问她：“什么人找我？大婶您还记得他长的什么样子吗？”
“怎么不记得。小伙子长得太俊了，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痴了过去。不过，他好像腿不大方便，走路有点跛。”
我强装镇定，又问：“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唔…三年前吧，春节之前，寒假之后。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品。我说，你当这是北京故宫呢。什么纪念品。门口只有个文具店，卖些纸笔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还问我，门口的大街，是不是叫作西门大街。”
真是不能对伤心人提伤心事，我的泪又往外涌。
原来，沥川来过这里，我的家乡。
“他问我记不记得你。我说，怎么不记得。她们一家人我都记得。小秋上小学就调皮，动不动被老师罚站。哪里想到她后来成绩那么好，成了我们这里的状元。”她还以为我是为我爸的事伤心，赶紧把话往轻松处说。
我擦干泪，向她笑笑：“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北京来的。”
“也许是我说的话让他高兴了。那时，我孙子正在地上爬，他给我三百块钱，说是给我的孙子买糖吃。”因此，孙大婶牢牢地记得沥川。
这没来由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一腔心事，那一晚，和同学们聚餐，自始至终，我一言不发，只顾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呕吐的余沥中。沥川不理我，已过了整整三年。我为什么还想着他，为什么还要给他发邮件，明眼的人都知道我在自作多情。我真是又笨又傻，无可救药。
想爱一个人，没运气；想恨一个人，没理由。
想逃避，没地方；想堕落，没胆子。
我居然一直是好学生。
父亲去世之后，我身心俱灰，整整三个月没跟沥川写email。回到学校，我忍不住又去了网吧。收件箱上还是一个0字。我于是写了一信极短的信：“Hi沥川，我爸爸去世了。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需要手术。我借了你二十五万块钱，等我一开始工作就会逐渐还你。也许你早已不用这个信箱了。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在这要紧的关头帮助我。我很感激。小秋。”
这封邮件发出后的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收到我的导师冯教授的一个电话。他说他手里有一封信，是寄给我的。但地址上写是“S师大英文系办公室”，所以就寄到了系里。正好他认得我，就替我收了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他的办公室拿。
我有点怕见冯老师，原因是他特别喜欢我，多次暗示我要考他的博士。而我对学习已产生了厌倦。暗暗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读完硕士，毕业找工作。
沥川能说很流利的中文，也认识很多汉字。但他说，他会写的汉字并不多。因为他爷爷教的是繁体，他嫌笔画太多，太复杂，没用心学。所以我从没见过他写中文。信封上的字果然是繁体，果然不流畅，所幸笔画还全，大小相当，所以也不是太难看。最重要的是，谢小秋的谢字，那个言字旁，是简体，却是我教给他的。我还就，虽说是简体，其实，草书的言都是那么写。
信封上面虽没有回邮的地址，贴的却是一张瑞士的邮票。我满怀希望地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张很精致的卡，微微地带着薰衣草的气味，淡紫色的背景，当中手绘着一丛白色的百合。没有字，没有落款。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所有的email，他全部收到了。
我拿着那张卡，心事重重。系里的女秘书笑着问我：“小秋，你集邮吗？这邮票还要不要？”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哦，什么？邮票？”
“是啊。我儿子集邮。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喜欢外国的东西。”
“喏，给你，我不要邮票。”我把信封递给她。
“哎，这信封里面的卡，香喷喷的，你也不要了？”
“不要了。”我笑了笑，“如果你儿子喜欢，就一起送给他吧。”
那一天，我去了一家首饰店。在自己的耳朵上打了五个耳洞，加上原来的两个，一共七个。左边三个，右边四个。那个给我打洞的小伙子说：“唉，好端端的美女变成了太妹。”然后我去了另一家店，在肚脐上穿了一个金环。
我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衣服都扔了，去买了一大堆长统袜。网状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要么穿小马甲，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觉得自己很性感。我喜欢料子很厚，样子很夸张的裙子。 我学会了抽烟，瘾越来越大，我周末去酒吧喝酒，常常醉倒。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我笑笑，和他打趣，无所谓。
自从收到了沥川的“慰问”卡，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
两年之后，我成绩优秀，提前一年硕士毕业。我的导师看着我，一脸的惋惜。
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五家都请我去面试。
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待遇最好、资历最强的那一家：九通翻译公司。
第21章
七月一日，我参加了九通翻译的第一次笔试。九通公司座落在东城区的永康大厦，占了十一层和十二层的全部。大厦的背面有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车马稀少，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场所。显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我一起参加笔试的有五十人之多。听说报名人数上百，这是人事部根据履历第一轮筛选的结果。其实他们只要两个英文翻译，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笔试挺难，考完出来，很多人抱怨做不完。我勉强做完，不敢保证质量。出来时，有个北师大的女生问我：“那个‘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你是怎么译的？”
“The rimy bark, slippery with rain, is forty spans around. And kingfish-blue hues, high up into the sky, two thousand feet above.”我说。
她看着我，抿嘴笑：“为什么用kingfish-blue? 不就是blackness吗？”
“黛色不完全是黑色吧。黛色其实是青黑色，也就是blueblack。”
“那你为什么不用blueblack，而用kingfish-blue?”
我没回答，淡笑。
“明白了，”她叹了一口气，“炫技，是不是？嗯，我倒和你译得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完全遵守原诗的词位。”
“古诗好就好在对仗，所以我尽量不改动词位。我比较喜欢直译。”
我们一起走过长廊，她忽然低声说：“你觉不觉得这次的题出得挺怪的？前面要我们译标书，后面要我们译那么难的古文。又不是考博，犯不着吧？”
我举手：“严重同意。出题的人肯定是虐待狂，我从没见过这么郁闷的试题。”
说完这话，我看见她悄悄地向我递了一个眼色，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西装笔挺，打着黄色领带的年轻人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我。
我嚼着口香糖，对他说：“这位同学，你也是来考试的吗？”
他冷冷地说：“不是。”
然后，他不理我，径直地走进电梯，消失了。
目送他离开，那女生很夸张地“哇”了一声，作花痴状：“刚才那位先生，好酷哦！”
我笑笑。
和沥川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已令我对所有的俊男免疫。我爱他如此痴狂，经常半夜打开台灯，悄悄地看他熟睡的脸。
第二天，公司来电，通知我和另外九个人参加一对一的口试。我的口语本来就是强项，和沥川相处时，经常受到他的点拨，变得越来越强。再加上我还有好几年在咖啡馆打工与外国人闲聊的经验。
我笔试的成绩并不是最好，但九通对我的口语很满意。两天之后，我和最后三位竞争者去见了他们的总经理，萧观。
我对翻译界的情况并不太熟，但萧观这个名字，我还是听说过。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父母都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是我的导师冯介良教授的师姐。他们的名字常双双出现在英文教材上。萧观早年在国家通讯社的驻外分社，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翻译。之后从商建立了这个公司。听说商运亨通，没几年就发了。当然，除了翻译，在他叔父——一位香港巨商——的支持下，他还涉足房地产等其它投资。目前九通在全国各地有二十七家分公司，业绩非常突出，是去年本市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萧观，心里暗暗气馁。原来他就是那天在我身后打量我的人。他看上去二十八九岁，清峻、沉稳、神态闲雅，一脸诗书气，不像个企业家。正如冯老师说的，是个做文化生意的。
“你就是谢小秋，”他坐在大班椅上，缓缓地说，“冯教授打过两次电话推荐你。”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在一次闲聊中告诉过冯老师我要申请九通。果然是好老头，不声不响地替我张罗。
我看着他，知道笔试的考卷，肯定出自他手。便在心底盘算自己还有几分希望。我说：“我无意走后门。”
“冯教授说了你很多好话，但他也提醒我，你的专业过硬，但有些个人的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他不说。不过他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萧家和冯家是世交。两家携手历经了文革。冯静儿从小就赶着萧观叫哥哥。
“我没什么毛病。”我说，“我的毛病您绝对可以容忍。”
他从自己的办公椅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打量我：“有没有人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应当穿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一套便装。其实也是我最近买的最贵的一套衣服。颜色是鲜艳了些，和下面的毛料长裙一配，很像当年的三毛。我觉得，我这身打扮，挺符合我所追求的波西米亚的气质。其实前几次我都穿着一本正经的西服西裤，就这一次，因为要和最后几位名校的高材生竞争，我的资历、水平和他们相比，都不是特别突出。故尔出此险策，想以奇制胜。
“人事部的王先生说，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笔译，一切都在计算机上完成，基本上不用和客户当面打交道。再说，”我咬咬嘴唇，“我只有一套西服，次次都穿它。你们天天看，难道不厌吗？”
大概觉得我的解释特实在，他放下了这个话题。
“还有，为什么，你的耳朵需要那么多耳环？我看着都麻烦，难道你戴着不麻烦？”
你是选材还是选美？那话冲到我喉咙，被我咽了下去。我的回答简短扼要：“我近几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找人算了命，说是五行缺金。”
他沉默片刻。我以为，他终于可以饶了我了，不料他又说：“谁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可以嚼口香糖？”
“我紧张。”
“你，紧张？”他不冷不热地说：“你第一个交卷，对吧？”
这话又戳到我的痛处。那天试卷上明明写着考试时间一百二十分钟，我到时交卷，尽管心里知道有不少答案不完善。不料，剩下的人都叫没做完，都按卷不交，结果，真正交卷的时间往后拖了十几分钟。
“我只是按时交卷。”
我在心里恨自己，真是有病，为什么每一句都要顶他一下？
“好吧，”他看了看表，说：“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毛病？”
“没了。”
“你知道，”他顿了顿，说，“剩下的最后四个人，学历，水平相差无几。对于我们来说，选谁都可以。我们当然会选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
“我特好相处，”我说，“我向您发誓。除了衣着古怪之外，我是人见人爱。”
“嗯。”他点点头，踱回自己的椅子，坐下来，用笔在我的文件夹上划了一下：“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们最近刚接了几笔合同，英文部特别缺人。你有英文名字吗？”
“没有。”
“在这里工作的所有英文翻译，必须要有英文名字，尤其是拼音里有X和Q的。”
我是XXQ。
“小秋这两个字，对老外来说，不是很难吧？”我的话音里有一点点乞求的意味。
“不行。”他的话音斩钉截铁。
“那就请您给起一个吧。”
“安妮，怎么样？”
“好吧。”恶俗，还不如干脆叫我安妮宝贝好了。
我的办公室在十一楼1107号，英文部。和我共一间房的，是与我同时进公司的另一名女生，唐玉莲。虽说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临窗，且隔音效果良好，但房子有一整面墙是透明玻璃的。所以，无论你干什么，外面的人都看得见。
唐玉莲的个子不高，五官长得很精致。我觉得，很有点伊能静的味道。
我打趣她：“嗨，你是不是伊能静的妹妹？”
她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恨死伊能静了，每个人都说我像她。K歌的时候都逼我唱她的歌。”
“你比伊能静好看。”我打开电脑，“真的。”
“上午的培训真累啊。那个萧总，真能说。我早就想上厕所，看他一脸的严肃，吓得不敢去，真真折磨死我了。”她一个劲儿地抱怨。
“我也是。我有点想戴耳机听歌，想了想，不敢。对了，那个英文部的主任，真是个美眉。”
“她是萧观的现任女友。你要表现好哟，不然人家会吹枕头风的。”
“现任女友？”我问，“你刚来，怎么知道？”
“我有同学在法文部，经常八卦。萧观同学年少多金、风流倜傥，前后有N届女友，多是自动投怀送抱。就是现在这位陶心如主任，也是追他追得好不辛苦。前些时萧总胃病住院，陶姐姐不是广东人，天天为他学煲汤，唉，希望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难怪中午吃饭都没看见你，原来是听八卦去了。”我笑，“我有雀巢咖啡，你也来一杯提提神吧。”
读书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可是九通规定，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好吧好吧，咱们快点开始干活。”她把怀里抱着的一叠文稿递给我，“这是分给你的。得按期交稿，赶不完就算违约。”
我没坐下来，径直去冲了两杯咖啡。
回来时，看见唐玉莲已经在电脑里飞快的打起字来。我从包里掏出一本巨大的韦伯斯，问她：“你不要字典吗？”
“我有最新版金山辞霸。我的计算机上装满了各种翻译软件。”
我想求她给我也考一份。想了想，没张口。与她初次相识，不知底细，还是不要随便求人帮忙吧。她指着桌上一个U盘，说：“喏，全在这里，你拿去装吧。信不信由你，满管用的。”
“谢谢。”
她有一台非常小巧的索尼手提。我没有手提，从来都是去学校的机房或者网吧上机。我的作业都是手写的。是的，我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我一进公司，看见每人都配有一个台式机，桌上都有一个十九寸的Dell显示器，心中已是窍喜。
我打开文件夹，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萧观会出这些令人抓狂的古文试题了。
我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几家拍卖行的拍卖手册。上面全是中国古董：有书法、绘画、瓷器、印章、家俱、玉器、青铜器等等。每件拍卖品都有一大段关于此物来源和价值的祥细说明。在说明中成段成段地引用奇崛古奥的文言，是免不了的事儿。
我禁不住抬头问：“哎，玉莲，你翻的都是些什么？”
她在计算机面前狂打，头也不抬：“标书。工程标书。你呢？”
“拍卖行的手册，严重郁闷。”
标书其实是这里的翻译比较常见的工作，我事先也有打听，在申请工作时，特意狂补了一大堆工程词汇。
“幸亏这活儿没分配给我。”她说，“我的古文不好。中文这头就不懂，英文那边怎么译？听说，这些手册以前都是先由底下人译过，部主任审阅，再交萧总二审。可见他有多么不放心。其它的文件，标书什么的，部主任审阅之后就可以交稿了。”
我呷完半杯咖啡，着手译第一个手册。一共十件古董。八大山人的画、宋徽宗的花鸟之类。头一件就是乾隆帝的一套石田玉印章。每个印章的四面都有铭文。我译了一上午，把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典故辞典、和林语堂的在线辞典翻了个遍，才译出来其中的一条。
合同上写着，十五天译完。我必须在十天内交出初稿待审。
这十天，我平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紧张得连澡都没时间洗。第十天的早上，我把电子稿和打印稿各一份，交给了英文部的主任陶心如。她花了一天时间替我改，让我更正之后，交萧观终审。
陶心如改得不算多。她把我的一些形容词改得更加古雅。不愧为主任，果然有功力。
我把更正稿传给萧观。一个小时之后，他电邮打回来了第一页，词语、句式、改动多多。
萧观打电话过来说：“我只改第一页，你自己研究自己有哪些毛病。然后，把后面的一一改过。再传来我看。”
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研究他的路数，又花了一天的时间修改，然后，传给他第三稿。
第三稿很快就打回来，我译的第二页，他又做了不少改动。然后说，照此法修改后面的几十页。
我一直改到合约到期的倒数第一天，前前后后改了五次，他才让通过了我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