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丹那刑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描述的顺序有点儿乱，所以，才让你每字每句都要听仔细了。另一方面，蚁川爱吉于十一月二十九号晚上，在自己家里杀死马场番太郎后，便直接将他塞入预先准备好的皮箱中。但是，那只皮箱是膳所转让给若松的Z皮箱。蚁川在皮箱中，放入眼镜跟车票，好误导别人以为，犯罪现场是在近松的防空洞中。到了第二天早上，在谎报内容物是薄盐鲑鱼后，他便把东西寄了出去。”
04
“接下来，在四号当天的傍晚，蚁川爱吉来到若松车站，领取装着尸体的Z皮箱后，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一样，坐上司机彦根半六的货车，来到了二岛；他跟近松千鹤夫一起，把Z皮箱抬到车站附近后，便将它和近松千鹤夫一开始，寄放的X皮箱加以调换，把装着尸体的Z皮箱，寄送到汐留车站。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所以说，Z皮箱里会有尸体，是理所当然的事，而X皮箱里则是打从一开始，就连一根马场的头发都没有。”
丹那刑警静静地，像个孩子似的，重重点了点头，然后点上了香烟。
“这么说，从新宿寄到若松站的那个、装了尸体的Z皮箱，在外层的草席底下，也绑上了纵横交错的细绳喽？”
“没错，由近松千鹤夫打包的，谎称内有古董的X皮箱的绑法，是直的绑两条，横的绑四条，用的是马尼拉细麻绳、而蚁川爱吉打包的Z皮箱，同样也是用马尼拉细麻绳，绑法也丝毫不差，就连装在上面的货签，用的也是同型的木片。不管是绳子、货签还是货签上的文字，一定是事先就准备好了，因为两只皮箱的包装，一定要完全相同，不然会被二岛车站的站员看穿的。我想关于这一点，蚁川爱吉应该仔细叮咛过近松千鹤夫很多次，可能还画了图解寄给他吧。不过在他的遗书中，这个部分讲得非常简略，所以，这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想象。但我认为，这与事实应该相去不远才对。”
“他想得可真周全啊！……”丹那刑警不禁长长叹息一声。
“这是他身为机械工程师的天性。从那天晚上，货车停在二岛的十字路口时，发生的事情，也能看出他的深谋远虑一一他预料到我会找出货车司机，所以特地促使司机，记得他往返车站与货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以便让司机做出对他有利的证言。的确是老谋深算啊！”
话在这里暂时打住，鬼贯警部喝下一大口冰凉的绿茶，润了润嗓子，丹那刑警看着他，也跟着抽了几口烟。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毫不怀疑：蚁川爱吉从若松车站领出的、声称装着薄盐鲑鱼的皮箱，就是X皮箱；我不只是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还一直陷在那虚构的逻辑里，不能自拔，唉，连我自己，都对自己哑口无言啊！……”鬼贯警部苦笑着说，“我们为了X皮箱中的尸体，到底是在何时何地，被换到Z皮箱这件事，而头痛不已，但事实却只不过是，皮箱被整个调换过来，所以彦根半六与站员所说的那十四、五分钟，就已经很足够完成了。
“我不是说了，两只皮箱与马场番太郎的尸体，是构成这个诡计的三大要素吗？到此为止都还是正确的。可是，虽说要构成这个诡计，这三项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因此而断定，这三个要素一定要在一个时空有所交集，这就是我的失误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在某个时间点上，只要两只皮箱，就能构成这个诡计的基础。虽说如此，但并非只要有两只皮箱，就能够完成这个诡计，还需要加入整出戏里，最重要的角色——尸体，才能够组成这个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诡计。所以举出三个要素这个思路，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但是，乖乖地掉入了蚁川爱吉设计的陷阱这一点，不管怎么看，都是我输了。”
话是这么说，鬼贯警部却没有露出丝毫懊恼的神情，还轻笑了几声。
“我们之前都没发现，皮箱是在蚁川家被替换的呢！”丹那刑警低声叹息着。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蚁川爱吉拥有跟膳所善造同一款型的皮箱，以及运输行的老板，曾在蚁川家打包这两件事，这就等于一切的资料，都早已提供给我们了。所以说，如果我真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名侦探，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应该会两眼发亮，快刀斩乱麻地把这谜团给解决了吧！……反过来，从逻辑上来说，除了那个时候以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这么一说，的确是那样没错……”丹那刑警双手抱胸，怅然若失地叹息着。
“是啊，打一开始，解开谜团的线索，就放在我们的眼前了。这些话虽然我已经重述了多遍，但我还是得再说一次，我的注意力，完完全全被尸体吸引了，根本没有余力，想到塞入尸体以前的皮箱。我已经意识到，两只皮箱可能是在二岛站碰头时被交换的，却没有再更进一步联想到，两只皮箱曾在蚁川爱吉家会合这个事实。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尸体的移动上，造成了思考上的盲点。而送到若松车站的是X皮箱——反过来说，就是寄送到二岛车站，由近松千鹤夫领取的皮箱，就是Z皮箱——这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则遮蔽了我的双眼，让我陷入了动弹不得的窘境当中。现在回头一看，应该会觉得整件事情，实在是简单到可笑了，果然凡事都是哥伦布的鸡蛋①啊！”
①在一次宴会上，哥伦布又听见有人在讥笑他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就创造了海西边的那块陆地了吗？发现，哼，又算得了什么！”哥伦布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从盘子里拿个鸡蛋，站了起来，提出一个古怪的问题：“女士们，先生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竖起来？”鸡蛋从这个人手上传到那个人手上，大家都把鸡蛋扶直了，可是一放手，鸡蛋立刻就倒下了。最后，鸡蛋回到哥伦布手上，满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他怎样把鸡蛋竖起来。哥伦布不慌不忙，把鸡蛋的一头在桌上轻轻一敲，敲破了一点儿壳，鸡蛋就稳稳地直立在桌子上了。哥伦布离席而去时，还留下了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虽然是很简单的游戏，你们却没有一个人会做；知道怎么做之后，大家却都说太简单了！”故事说明有时候看似常识的东西，往往会因其过于普通而被人忽略，近而钻入牛角尖。
“不，一点儿都不可笑。这案子是警部您跟蚁川之间的智力对决吧；解开了这个谜团，代表您已经胜过他了啊！”丹那刑警笑着称赞道。
鬼贯警部的脸上，瞬间闪现意兴阑珊的表情。他有气无力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灯，用平缓的语调喃喃说道：“不对，胜利的人是蚁川爱吉那个小子。我想都没有想到，马场番太郎在柳河拍打桌子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按下了启动开关，让这起案子的齿轮，开始呼呼地转动了。我直到刚才为止，都紧咬着一个解释不放，跟看到风向鸡指着北方，就认定现在吹的是北风一样啊！……”
05
华灯初上，银座的柳树，冒着柔嫩的淡绿色新芽。在往来行人轻快的脚步中，感觉得出浓厚的春天气息。
鬼贯警部与丹那刑警结伴而行，在街上随兴漫步。
“银座已经差不多复兴起来了，真快呢！”
“因为这里充满了生命力啊，就像杂草一样。”
丹那刑警有话要说，但一直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在他们转人昏暗的小巷时，两人的谈话才终于进入了主题。
“鬼贯兄……”
“什么？”
“您觉得那位未亡人怎么样？”
“未亡人？……你指的是由美子吗？”
“嗯。”
“现在还说这个做什么？”
“我觉得她很好，如果有需要，让我去帮你说媒吧！……”
“哦，你吗？……”鬼贯警部意外地转头看向对方。
“你们两位如果结合，一定会成为一对神仙美眷的。”丹那的语调非常认真。
鬼贯警部并没有马上回话，就像是在数着地上的石板似的，一步一步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他用平缓的语调娓娓说道：“感谢你的美意。但是我这十年来，已经过惯了单身的生活，要是娶了老婆，我想我一定会烦得受不了吧！……一会儿说想做新衣服，一会儿又要我带她去戏院，生了孩子又来讨奶粉钱，要我费神应付这种麻烦事，我实在做不到。有时候，我会对你还有其他人，居然神经强壮到能扛着老婆这个重担活下去，而感到非常惊讶。大家结婚的时候都还年轻，所以，八成是见到适婚期女性照片后，被迷得跑去相亲，看了几眼就被爱冲昏了头，以为对方是天仙下凡，才跟她订下了所谓的‘白头偕老’之约吧！……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会被爱冲昏头了。谢谢你的建议，但我可能无法接受。”
“您太偏激了，试着去组建一个家庭吧！……”丹那刑警好言相劝，“妻子很可爱的哟！……把孩子抱在膝盖上的时候，一整天的疲劳，可是会一扫而空的！”
“或许你是如此吧，不过我呢，经过这十几年来，对女性的冷静观察，归结出了她们的普遍表象。”
“女性的普遍表象？”
“嗯，其实这件事，我自己放在心里就好了，不过说起来，嫉妒、傲慢、虚荣、残忍等等，都是女性的共通点。只要身为女人，不管再努力，都无法从这些坏品行中，摆脱出来。当然，你的太太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哈哈，是吗？……”
“唐璜不是为了找到理想的伴侣，而四处留情吗？……如果这不是他的推托之词，那我想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白费工夫而已。我不知道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但理想的女性，不可能像那样到处都有吧！……即使觉得对方似乎是理想的女性，也只不过是被她戴在脸上的顺从与贞节的面具，给彻底迷惑了而已。回到主题，我想，由美子小姐也是一样——我是基于礼节，才不一口咬定，而是用‘我想’这种说法……想象一下吧，娶她为妻，将她放在身边时，她美好的假象就会崩解，露出藏在面具之下的本性，这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鬼贯警部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下去了，他为了自己笨拙的说明技巧，无法说服对方而感到懊恼，但是要叫有妇之夫丹那刑警，理解单身主义者的心理，本来就是缘木求鱼吧！
“我说丹那，”最后，鬼贯警部开口说道，“有一句话说得好，‘故乡是身在远处思念的地方①’，我对由美子小姐的思念，就是这种心情。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丹那刑警回应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的冷漠。
①日本诗人室生犀星的诗句，
创作笔记
鲇川哲也
单从《黑色皮箱》的内容来推测的人，很容易会以为我是从克劳夫兹的《桶子》得到灵感，但我之所以会想到写这个故事，其实是因为读了横沟正史的《蝴蝶杀人事件》。更准确地说，是读了他写自己创作逸事的随笔后，才让我构思出这个故事的。
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横沟先生那本小说的内容，似乎是说：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把低音提琴的琴盒，从东京送到大阪，再从大阪送到东京时，基本的诡计就诞生了。
总之，读过这篇作品之后，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在让火柴盒往来于A、B两点时，脑中突然就浮现了这样一个诡计。那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迸发出来的诡计，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只有这部《黑色皮箱》，没有让我费尽心思、苦思良久，当时我只是在暖炉炉架上，放了块砧板当桌子，然后就坐在那儿，一直写下去而已。
至于取材的环节，也只有到战争时，我被疏散的地方——一处多山地区的小车站，询问小型货物寄送的手续而已。而鸦片的价钱跟缅甸米等，所有额外的知识，都得自过去购买的报纸文章。当全心全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资料就会向自己飞来，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佩特罗夫事件》已经印刷出版了，我希望第二部 作品，能够写出更加充实的东西。过去曾经患过病的肋膜，还没有完全恢复，结果这次胸部又出了毛病。到了下午，我的身体就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不适感。对这样的我来说，写作就是唯一的生存意义。跟现在的作家比起来，当时我时间实在太多了，所以，能够慢条斯理而仔细地写文章，从这一点来看，我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吧！
连过年时都没有停下来，到完成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我就把八百张原稿装在手提箱中，前往东京，看准机会，将稿子拿给黑部龙二、中岛河太郎、渡边剑次等推理小说通，恳请他们赏脸一读。这部长篇小说在撰写的时候，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而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没有机会可以印刷出版，所以，我才希望上面提到的诸位，能够将读后感告诉我，聊慰我无法满足的心愿。不过，当时我没有考虑到的是，要求对方读八百张手写的稿纸，实际上会给别人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原稿是已经完成了，但有一件事，令我十分不安，那就是故事中的主要诡计，是否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呢？虽然我自己认为，已经读过不少本格推理小说，但说到外国的作品，我没见过的可就多了。如果有外国作家，已经写了同样构想的作品，那我就得放弃这部长篇。使用同样的诡计，在推理小说界是个禁忌，要是犯禁，那身为推理小说家的良心，就会受到置疑。所以，在三位先生都回答“并没有前例”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跟现在不同，过去的无名新人，想发表长篇作品几乎不可能，本作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把这部原稿，用报纸包起来，放进了柜子的角落。但放得越久，我就越担心：会不会有人在短篇中，使用了跟我一样的诡计，因为人类的思考，都是很相近的，浮现在我脑中的点子，说不定也会浮现在其他作家的心里。我并非二十四小时，都在忧心这件事，但某些时刻，这种忧虑就会涌上心头，令我焦虑不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写出这些事情，或许会让人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特别有洁癖或是神经质，可是，所谓的“推理小说”，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像黑部龙二先生的本名是荻原光雄，渡边剑次先生的本名为健治一样，“中岛河太郎”这个名字也是笔名，但我之前并不知情。当时中岛先生剃着光头，看起来就像睿山的荒法师，可他的本名却是非常温和的“薰”。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在心中大喊不妙，因为在小说里的医学生日记中，提到一个理光头的魁梧男性，而我给他取的名字就叫薰。这完全是个偶然，我想中岛河太郎先生应该也知道，这完全是个偶然，但他看到手写原稿上，这一段时作何表情，一想就觉得奇妙。
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懒散的人，所以《黑色皮箱》在哪一年完稿，何时印刷出版，我连记都没记下来。不过，回想起来，大概有四年或五年时间，这篇原稿都躺在拒子里的吧！当时，我仍旧是个无名的新人，处于无法不对自己的将来，感到极度悲观的状况中。而这些不平焦躁的发泄口，就是与当时前途光明的新人们之间的交往，我从他们那儿，打听推理小说界的消息，或让他们评论我的作品。
就在这时候，有一天，我从其中一名友人那里听到“讲谈社正在募集新作长篇小说”这句话。“A先生跟B先生都要投稿。”他说。A先生跟B先生当时都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推理作家了。然后，他附加了这一句：“你也可以写啊！”
我对“你也”这句话，感到很不髙兴。在日本首屈一指的“讲谈社”要征稿，自然是谁都可以去投稿的不是吗？而且，我还从那位友人脱口说出的“你”、“也”，这种说法中，过敏似的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快的含意——他在否定当时身为推理小说界一员的我。所以，我那时心里就想，这件事用不着你来管！简单来说，我的被害妄想症已经到达颠峰，甚至会为了一个助词，而大发脾气了。
言归正传，我在这位友人的知会下，才知道了这个企划，于是想用尘封多年的长篇，来决一次胜负。投稿规定好像是五百五十张左右吧，为了配合这个企划，我把八百张的初稿缩减后，再加入女性角色——我在写初槁的时候，认为纯粹的逻辑小说，就应该要像算式一样。因此，为了剔除多余的异物，我就没有让女性出场。
虽然有许多强劲的对手，在委员会中也有像木木髙太郎先生那般，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模仿《桶子》而持反对意见的评审，但最后本作总算入选了。之后听说，渡边剑次先生在幕后支持我，江户川乱步的外甥松村喜雄先生也说“表舅，这篇还挺不错的”，来为我敲边鼓。
我入选的事情，似乎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内定了，但就如我一再强调的，对身为局外人的我来说，这种信息，完全流不进我的耳朵里。我只能日复一日地，盯着庭前的松树想着：“如果落选的话，我看我只有上吊一途了……”不卖座的作家，通常都是很贫困的，我当然也不例外。
当讲谈社送来“你已入选，请尽速来社”，这封令我高兴万分的电报的当天，不巧正下着大雨。我没有雨伞，无法前往东京，只好打了个电报，谎称肚子痛，请他们谅解。当时我住在茅之崎。
我到东京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讲谈社将我这个新人，当做真正的作家一般看待，教了我这个对出版界很陌生的新人许多事。对一直以来，都无人闻问的我来说，当时所有的事情，都让我感到不解与困惑。直到今日，我仍然难以忘怀，诸位编辑先生对我的好意。
就这样，这篇习作总算成为真正的长篇小说，得见天日了。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写一些有关我笔名的事。读者诸君应该也知道，当落语家的身份从“前座”升到“二目”、最后升到“真打”时，每升级一次，就会改一次艺名。我在不得志的时候，笔名也同落语家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换。从中川透、中川淳一、那珂川透、中河通等名称，到蔷薇小路刺麻吕这种堂上华族①败家子似的名字，甚至还有如青井久利、Q·卡姆巴亚·格林这种国籍不明的笔名。在我打工的地方，大家用蔬菜来形容同事的时候，胸部的毛病再加上长得苍白、又瘦得像根黄瓜的我，就被称作“绿黄瓜”，Q·卡姆巴亚·格林这个古怪名字，就是从这里得来的灵感。
①明治维新以后，旧贵族转为华族，堂上华族为华族中原本在公家做事的人.
或许会有人认为，我是因为当时郁郁不得志，所以希望借改笔名来改运，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么想过，只是觉得：反正自己是个默默无名的新人，笔名取什么，都无所谓罢了。
决定用鲇川哲也这个名字，是写完《黑色皮箱》之后。当时讲谈社的编辑，叫我快点儿取个笔名，我慌乱地想了又想，却想不到适合的名字。于是我就借用《黑色皮箱》之中的人物名称来救急，然后重新给那个角色一个叫蚁川的姓。所以，我的笔名并没有什么特殊来历。
人性的探寻——鲇川本格的真内涵
笠井洁
以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为起点的逻辑推理小说（在日本被称为“本格派”侦探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后，阿加莎·克里斯蒂、S·S·范·达因和埃勒里·奎因等人的杰作，陆续被翻译并介绍到同时代的日本，从江户川乱步发表《两分铜币》的1923年到1935年，日本兴起了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一波髙潮；顺带一提，第二波髙潮始于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在杂志上连载的1946年到1960年。第三波高潮以绫辻行人的《十角馆杀人预告》为出发点，兴起于1987年，并一直延续到如今的2006年。
从埃德加·爱伦·坡的时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偶尔闪现过一些本格侦探小说的作品。
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著作，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诸如《巴斯克维尔猎犬》等——一批以歇洛克·福尔摩斯为侦探主角的阿瑟·柯南·道尔系列作品。可是一战之前，英、美两国都没有出现过数十名专业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同时进行创作活动的现象。即便是阿瑟·柯南·道尔，其主业也是历史小说的创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美等国才真正将本格侦探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进行区分。
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流派，诞生于一战所造成的文明史冲击中。在一战期间，机关枪、长距离大炮、毒气瓦斯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陆续投入战场，延续四年的战争，让七百余万人失去了生命。德国东西国界线上的战壕，被支离破碎的尸体，掩埋成一座尸山。这场惨剧，动摇了十九世纪称霸世界的欧洲文明的根本。当时一度畅销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正是对这段历史最完美的阐释。欧洲的衰亡，同时还意味着作为近代文明之主体的“人”，这一概念的死去。
在此之前，欧洲一直致力于培养“自由平等的、精神深处拥有无限潜力的、充满个性的人”，而这个人类的概念，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作用下，被掩埋在战场的、无姓名、无意义的大量尸体给摧毁了。
就这样，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一辈人群中，出现了许多本格侦探小说的新写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场死伤不可计数的战争，已经摧毁了当时大众的精神，使之一蹶不振，而这种以杀人为娱乐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大众病态的嗜好。因此，本格侦探小说才会在一战后大范围流行。可是，这种理解却是肤浅的。或许“人性”已然被战争摧毁，而本格侦探小说的出现，则正是为了这一概念的救赎，这种意志从一开始，便深深镌刻在本格侦探小说的灵魂深处。
人类初次体验的大规模杀戮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残留下来的大量尸体，都使得埃德加·爱伦·坡所发明的侦探小说这一形式，带着二十世纪的特征，被加以极端化。二十世纪的战争，让人们体验到了何为大量死亡。为此，人们急需将那些已然成为过去的、有尊严、有个性的“人”的死，变成虚构故事加以复活。
与那些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战场的死者相比，本格侦探小说里的死者，被饰以了双重的光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变成了拥有特权的死者。第一重光环，便是犯人制定的、精致而详尽的犯罪计划；第二重光环，则是侦探为破解犯罪计划，所进行的精致而详尽的推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美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本格侦探小说，恐怕就是为了拼尽浑身解数，同二十世纪无名之死的阴影相抗衡吧。哪怕这种抗衡，仅止于虚构的故事而已。
日本的本格侦探小说第一波高潮中，其代表作家便是江户川乱步〈以埃德加·爱伦·坡的日语发音为谐音的笔名》。江户川乱步在创作初期，曾发表过不少逻辑推理路线的短篇小说，但其创作风格，后来逐渐转向冒险和奇异幻想的领域。
发表了众多侦探小说翻译作品，同时也热心培育日本作家的《新青年》杂志总编辑，后来转行，成为专业作家的横沟正史，也曾以创作英、美的逻辑推理小说，亦即“本格侦探小说”为目标，但始终无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由此从中看到了某种局限性。如此一来，“第一波高潮”的时代，最终只能以英美豳译小说为中心，虽说期间也出现了乱步的《阴兽》和横沟正史的《珍珠郎》等优秀的作品，但日本作家所创作的本格侦探小说，还是成果寥寥。
针对这一现象，最为普遍的解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日本社会，尚残存着大量半近代、半封建的因素。美国侦探小说史家霍华德·海格拉夫曾经进行过如下论述：在不存在现代化司法制度的国家，不可能出现本格侦探小说的流行。因为那样的社会，警方带有偏见的调查，和对疑犯的严刑拷问，占据了主流，相反，客观的证据收集，与经过合理推断、指证犯人，这些本格侦探小说必备的要素，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日本以1867年的改革（即明治维新）为契机，与封建社会诀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前，这个国家一直都处于以天皇为绝对权力的专制主义状态，其民主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到1930年前后，侵华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天皇国家的强权主义，更加暴露无遗，市民的自由被彻底压抑。当时担任日本共产党干部的作家小林多喜二①先生，在被警方逮捕后，因遭到严刑拷打而惨死狱中，这一镇压事件，充分说明那个时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备现代化的司法制度。再举个例子，侵华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曾模仿纳粹德国和意大利，以“扰乱治安”和“不合时局”为理由，禁止了侦探小说的出版。
①小林多喜二（1903-1933），别名乡利基、堀英之助、伊东继，日本著名作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小林多喜二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1928－1929年，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运动，思想上产生了飞跃，写出了第一部 长篇小说《防雪林》（1928）、报告文学《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中篇小说《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1929）等作品。1930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以后，又写了《沼尾村》（1932）、《为党生活的人》（1933）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表现了日本的工农运动和日本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斗争，塑造了一批革命者形象。小林多喜二与中国进步文学界有较多交往，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定影响。
可是，单纯因为二战前的日本，尚处于近代化初期的独裁主义状态下，所以，本格侦探小说无法得到长足发展，海格拉夫的这一论述，究竟能否准确概括“第一波髙潮”的局限性呢？至少在日本，到了1935年前后，已经有许多读者，成为翻译侦探小说的拥趸，日本本土作家，也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因此，“第一波高潮”的真正局限性，应该如江户川乱步所说的，在于本格侦探小说的“本格性”，亦即作品“理论性”的不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美两国的本格侦探小说，迎来了全盛时期。可是，日本并没有正面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波高潮”的作家们，也都不曾目睹过掩埋战壕的尸山。如果说一战造成的文明史冲击，让英、美的侦探小说，在战时便兴盛起来，那么，日本的“第一波髙潮”对这种冲击，就是毫无感应的。因此，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一点出发，去寻找以“本格性”、“理论性”为中心的，“第一波髙潮”之不彻底性的根源。
随着侵华战争转化为日美间的战争，1945年，日本终于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在美占领军的指挥下，日本采用了强调国民主权，和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天皇的地位转变为国家的象征。同时，司法制度也实现了现代化。如此一来，继1867年的改革之后，1945年的改革，终于让日本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为此做出的牺牲却是巨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牺牲了三百万国民，以东京为首的各主要都市，都在美军的战机下，变成一堆瓦砾。一战中毫发无伤的日本人，在二战中却不得不直面这一惨状。而横沟正史则在战后第二年，便发表了杰作《本阵杀人事件》，紧接着，又接连完成了《蝴蝶杀人事件》《狱门岛》这两部作品。三部作品的质量，丝毫不逊于英、美在战争期间，出版的本格侦探小说杰作，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那些杰作的优秀作品。并且，被评价为横沟正史之最髙杰作的《狱门岛》，还采用了东南亚战场的复员士兵，作为故事的主角。以此为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二波高潮”便勃然兴起。
直到战后复兴逐渐达到髙潮，战败的记忆也被悄然淡忘的20世纪60年代为止，“第二波高潮”都一直持续着。该时期发表的本格侦探小说，数不胜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坂口安吾的《不连续杀人事件》、髙木彬光的《刺青杀人事件》以及与之相媲美的鲇川哲也的《黑色皮箱》。
跟《不连续杀人事件》及《刺青杀人事件》一样，《黑色皮箱》也将故事的舞台，安放在了二战之后、化作一片废墟的日本本土上。不过，《黑色皮箱》却把年代设定在了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949年，从这个设定也可以看出，作品中所描绘的日本社会，刚刚从战败后的混乱状态中挣脱出来。
大火肆虐后的废墟上，逐渐建起了简易小木屋，战时混乱不堪的列车运行时间，也开始恢复正常。即便如此，血腥的战争记忆，也还是深深地镌刻在了《黑色皮箱》出场人物的灵魂深处。且不说充当侦探这一角色的鬼贯警部，其昔日的恋人，近松千鹤夫的妻子——由美子，也同样未能挣脱战争的梦魇。作者还在书中暗示，最后选择了近松千鹤夫、而非鬼贯警部的由美子，曾在中国东北，遭到苏联士兵的强暴.不仅如此，近松还为了自保，刻意无视妻子的惨痛经历。因为这一番战时经历，近松夫妻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由美子在听闻丈夫自杀的消息后，甚至不为所动。
在1956年出版的《黑色皮箱》之前，鲇川还有一部同样是以鬼贯警部为侦探角色的处女长篇，即1950年刊登在杂志《别册宝石》上的《佩特罗夫事件》（出版年份是1960年》。《佩特罗夫事件》讲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鬼贯警部在大连担任警官时调查的一个事件。从客观上来讲，鬼贯警官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一员①，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直至日本战败归国。
①本篇解说是笠井洁在《黑色皮箱》中文版面市之际，受新星出版社的邀请，特意面向中国读者撰写的，因此文中不免有讨好中国读者之意，其实鲇川哲也对鬼贯警部在中国搞侵略是持肯定、赞扬态度的。
鬼贯警部的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鲇川哲也的人生。鲇川哲也1919年生于东京，小学时跟随担任“南满洲铁路”测量师的父亲移居大连。期间虽然因为学业，一度返回过日本，但直到1944年，全家回国之前，鲇川几乎都是在大连生活的。
可是，虽说在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大连长大，鲇川哲也却并没有成长为肯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青年。从政府禁止发行侦探小说这一举措，也可以得知，当时几乎所有热衷于侦探小说的青年，都是厌恶军国主义、崇尚自由民主的。其中甚至还有诸如《死灵》作者埴谷雄高那般，被以共产主义者之名，投入监狱的侦探小说爱好者。
鲇川哲也的这一思想立场，在最初的被害者——马场番太郎的人物设定中，也可略略窥见一、二。作品中的登场人物蚁川爱吉，是这样评价马场的：“在我们那个崇尚自由的校园里，他根本就是一只格格不入的毒蝎子。他是极权主义的盲目信奉者，也是视自由主义为仇敌的军国主义分子。”
作者在作品中，将马场番太郎定义为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者，并把为人數衍、性格卑劣的近松千鹤夫，设定为利用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谋求私利的小人。而来自同一所大学的一对友人——膳所善造和蚁川爱吉，以及充当侦探角色的鬼贯警部，则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风潮，报以反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被送到东京汐留车站的一个黑色皮箱里，装着马场番太郎那已经腐烂的尸体。而寄出那只箱子的，则是归国后，开始染指毒品交易的近松千鹤夫。最后，杀害了马场的近松，似乎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投身濑户内海自尽了。如此，在《黑色皮箱》中出场的两名死者，都是从学生时代，便与“崇尚自由的”膳所、蚁川、鬼贯警部等人为敌的人物，亦即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者，和唯利是图的小人。
经过鬼贯警部的调查和推理，确定了真凶的身份，而真凶在被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留下一封说明真相的遗书自杀了。遗书中记载了他本次犯罪的动机：“我不仅对马场，甚至对令日本陷入今日之惨境的所有军国主义分子，都心怀不满，这一点想必你能理解。对战争满怀憎恶，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一定不难理解我胸中的苦闷……总之，我为了成为和平国家的一分子，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我就是怀着如此进退维谷的心情，挥起了手中的櫻木手杖。”
“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 进退维谷的心情”——真凶这些悲痛的话语中，包含了“侦探小说只能在现代司法制度之下得到发展”这一海格拉夫式的平庸合法主义，所无法兼顾的过剩性质。参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们，因为“肯定”了战争的暴力，从而脱离了“人”的范畴。这样的人们，为了“否定”暴力，重回“人”的范畴，又不得不再次“肯定”那些“暴力”。作为加害者，被卷入那场二十世纪最大的杀戮战争中的青年们，不得不带着这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度过自己的余生，最后死去。
日本的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二波髙潮”，是在作者与读者，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的情况下兴起的。作为“第二波髙潮”代表作的《黑色皮箱》，正是人们脑中，鲜明战争记忆的一种反映。
可是，上文所论述的，只是该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已，归根结底，《黑色皮箱》依旧是一部本格侦探小说，不具有过多社会因素。
1945年以后，日本出现了以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和《野火》为代表的，众多描写战争体验的作品。在描写被战争摧毁的“人性”这一点上，《黑色皮箱》和大冈的《武藏野夫人》，有着共同的主题。顺带一说，大冈升平虽然是著名的主流文学作家，但在战前，便已经是出名的本格侦探小说爱好者，甚至还实际创作过《事件》这一侦探小说体裁的作品。该作品还获得了1978年度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大奖。
与主流文学不同，本格侦探小说对世界大战的描写，并不仅止于小说主题的层面。本格侦探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本格”，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构筑起来的高度逻辑性。犯人设计精致的杀人计划，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层光环）；侦探用以发现真相、指证犯人的精致推理（第二层光环〉，这两层光环，最终实现了对惨遭战争破坏之“人性”的救赎，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借助“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形式。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都没有大的改变。
《黑色皮箱》的真凶为了逃脱杀害两个人的罪名，使用两个行李箱，进行了复杂的尸体移动。其目的就在于让警方产生“两个被害人的杀害现场，在A地点而非B地点”的错觉。此外，真凶还在这一计划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车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诡计。
鲇川哲也的处女长篇《佩特罗夫事件》，同样是犯人利用“满洲铁路”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尸体移动诡计，是以英国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傅利曼·韦尔斯·克劳夫兹在1920年发表的《桶子》为参考，并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于以犯人利用列车时刻表，巧妙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侦探又通过推理，摧毁其不在场证据为主线的本格侦探小说，则可谓是鲇川哲也史无前例的独创。
与日本不同，欧美的长途列车，并非完全按照列车时刻表来运行。到站时间，通常都会与时刻表的时间有所差异。在这样的国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凶那样，制造不在场证据，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日本铁路的运行时间，是全世界最精确的，才让利用时刻表，制造不在场证据成为可能。
继《佩特罗夫事件》之后，日本又出现了无数模仿该作的时刻表诡计作品。甚至连鲇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之后，于1959年，再次发表了时刻表诡计的杰作——《憎恶的化石》，并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
真凶制定的巧妙犯罪计划中，处处充满了对“盲目崇拜极权主义，仇视自由主义的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着‘人性’外皮的非人类，理应处以极刑，而代表正义的行刑者，则不应在法庭上接受制裁①。”
①但是，作品中的真凶最后并未被逮捕，而是服毒自杀了。
日本作家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后，终于领悟了以救赎被战争毁灭之“人性”为己任的本格侦探小说精神。而且，这种“人性”的救赎，不用乖僻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犯人为了恢复人性而杀人，充当侦探的鬼贯警部，则用精确严谨的逻辑推理，披露了其罪行，最终“逼”得他服毒自尽。鬼贯警部虽然用严谨的推理，推翻了犯人堪称完美的犯罪计划，却不能就此断言，他完全代表正义。
小说中性格温厚的鬼贯警部，其实与真凶一样，是被战争摧毁了大半人性的受害者。
真凶在遗书中劝告鬼贯警部，让他“放下心来，结迎娶由美子小姐”。若鬼贯警部最终听取了他的劝告，故事或许会迎来幸福美满的结局吧。可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人，是注定无法轻易寻回“人性”的。于是，《黑色皮箱》便留下了这么一抹苦涩的忧愁，悄然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