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开玩笑吧？这是个玩笑，对吗？”勘测员说道。看她的姿态，像是要走下来证明我说错了，但她站在原地没动。
“菌类子实体，”我神情恍惚地答道，“构成了文字。”
我平静下来。同时，我感觉无法呼吸，或不愿呼吸，这显然是心理而非生理上的问题。我没发现任何生理变化，而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无关紧要。我明白，对于如此陌生奇特的东西，即使回到营地也不太可能有解毒剂。
首先，我试图消化理解这些信息，但发现它们令我动弹不得。这些文字由某种我不认识的共生菌类子实体构成。其次，文字上散出的孢子粉尘意味着，越往塔底走，空气中潜在的污染就越多。真有必要将这些信息告诉其他人吗？那只会让她们担忧。我断定，没有必要。也许有点自私。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带着合适的装备回来之前，必须让她们避免直接暴露于污染中。进一步的评估需依赖于环境与生物因素，然而，对于这些因素，我越来越确信，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我走上楼梯，回到平台。勘测员和人类学家似乎期待我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人类学家尤其焦躁不安，她的视线不断移来移去，就是无法静止。我或许可以编造信息，让她中断无休止的搜寻。但这些字荒谬而令人难以置信，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宁愿那文字是某种未知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样还能少一点谜团。
“我们应该回上面去。”我说道。我如此建议并非因为这是最佳行动方案，而是想减少她们暴露在孢子中的机会，直到可以看出它们对我有何长期影响。我也相信，假如留在此处，我可能会有回身走下楼梯继续读那文字的冲动，她们将被迫强行阻止我，然后我也不知自己会怎样。
她们俩并无异议。但随着我们向上攀爬，尽管身处封闭空间，我却感觉一阵晕眩，短暂的一瞬间似有一种恐慌感，仿佛墙壁忽然变得有点像肉质，而我们是在一头怪兽的食道里行进。
我告知心理学家我们所见到的状况，并背诵部分文字，一开始，她反应古怪，一动不动，显得相当专注，然后，她决定下去看一看那些字。我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警告她不要去。最后我说道：“只能站在楼梯顶端观察。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否有毒。下次回来时，应该戴上呼吸面具。”上一批勘探队至少留下了面具给我们，封装在一个箱子里。
“停顿并非有说服力的分析？”她凝神注视着我说。我感觉浑身一阵麻痒，但没有开口，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他人似乎都没察觉到她在说话。后来我才意识到，心理学家试图诱导我单独进入催眠状态。
我的反应显然落在她期待的范围之内，因为她爬下了楼梯，留下我们在地面上焦躁不安地等待。她要是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强烈的责任感。她或许会跟我一样，想要继续读下去，并且付诸行动，这一想法让我十分焦虑。我不知道那些文字的含义，但我希望它们是有意义的，好让我消除疑惑，也让我的所有疑问都能找到合理答案。这些思绪令我的注意力分散，不再惦记孢子对身体的影响。
幸好另外两人在等待时并无谈话的愿望，而且仅十五分钟过后，心理学家便笨拙地从楼梯井里爬了上来，一边眨着眼调节视力，一边走入明亮的光线。
“很有趣，”她站在我们面前平淡地说，同时掸去衣服上的蛛网，“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决定不再讲下去。
她的话近乎愚钝；显然我并非唯一作出此种评估的人。
“有趣？”人类学家说，“自从有史以来，世界上从来都没人见过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你就只是说它有趣？”她看上去就像要歇斯底里大发作。而勘测员只是注视着她俩，仿佛她们才是奇异的生物体。
“需要我帮你平静下来吗？”心理学家问道。面对她冷硬的语调，人类学家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然后凝视着地面。
我趁着沉默的间隙提出建议：“我们需要时间思考，也需要时间决定下一步行动。”当然，我的意思是，我需要时间观察吸入的孢子会产生多严重的影响，是否需要供认。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勘测员说。我觉得所有人当中，她心里最清楚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意味着什么：此刻我们或许正活在噩梦之中。但心理学家并不理会她，反而支持我的观点，“我们的确需要时间。今天接下来应该按原计划行事。”
于是我们回到营地吃午饭，然后集中精力“正常行事”，而我继续留意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此刻有没有感觉太冷或太热？膝盖上的疼痛是过去野外考察的旧伤还是新产生的？我甚至检查那黑色监测盒，但它依然毫无动静。我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随着众人在营地附近采集样本，测量数据——仿佛跑得太远会受到那座塔的控制——我渐渐放松下来，告诉自己那孢子没什么影响……尽管我也知道，有些物种的潜伏期可达数月乃至数年。不过我猜想，至少在未来几天里，我应该是安全的。
勘测员专注于在上级给我们的地图上添加各种细节。而人类学家跑到四分之一英里外，去查看几栋残破的小屋。心理学家留在自己帐篷里写日志，也许是在汇报周围的人有多愚蠢，也许只是逐时逐刻地详细记录上午的发现。
至于我，则是花了一小时观察一只红绿相间的小树蛙。它躲在一片又宽又厚的树叶后面。然后我又花了一小时追踪一只闪烁着虹彩的黑蜻蜓。它不该存在于海平面的高度。余下的时间，我爬在一颗松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海岸与灯塔。我喜欢攀爬，也喜欢海洋。我发现，凝视海洋具有宁神的作用。此处的空气如此清爽新鲜，而边界另一侧的世界则是摩登时代的常态：肮脏，疲惫，充满瑕疵，凋零衰落，矛盾重重。以前在那边时，我一直有种感觉，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徒劳地企图挽救我们自己。
X区域的生物圈物种丰富，这表现在鸟类的数量众多，从鸣禽到啄木鸟，到鸬鹚与黑鹭，等等。我也能略微看见一点盐水沼泽，我将注意力移向那里，得到的回报是短暂地看到一对水獭。有一次，它们抬头观望，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它们似乎能看见我在观察。这是我在野外常有的感觉：事物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我必须努力克服，因为它会破坏我的科学客观性。芦苇丛里有东西在移动，脚步笨拙沉重，但它距离灯塔更近，隐蔽得也更好。我无法分辨那是什么，过了一阵，植被不再受到扰动，我彻底丢失了它的踪迹。我猜那也是一头野猪，因为它们是游泳好手，而且选择栖息环境跟食谱一样，兼容并蓄。
总体来说，直到日暮时分，这种让大家有事可做的策略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紧张的气氛有所缓解。晚餐时，我们甚至还稍稍开起了玩笑。“我希望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人类学家对我坦言，而我回答：“不，最好不要。”由此而引发的一阵笑声让我很惊讶。我的脑袋里不需要她们的声音，也不想了解她们对我的看法，还有她们各自的故事与困扰。为什么她们想了解我的呢？
不过，假如我们之间能建立起一点友谊与信任，即使无法维持长久，我倒是也不介意。心理学家允许我们从酒类储备中取出一些啤酒，这让大家放松下来，我甚至笨拙地表示，等到任务结束，可以保持一点联络。此时，我已不再监视自己的生理与心理是否因孢子而产生变化，我还发现自己跟勘测员相处得比想象中要好。我仍然不太喜欢人类学家，但多半是出于任务的原因，跟她对我说的话无关。我的感觉是，一旦到了野外，就像有些运动员训练时的表现要好过竞赛，迄今为止，她展示出的精神力量不够坚强。不过话说回来，志愿参与此次任务本身就已说明了一定问题。
黄昏过后，沼泽里又传来每晚都出现的叫声，我们围坐在火堆旁，一开始还醉醺醺地回应那呼叫，仿佛故作英勇。如今，与地下塔相比，沼泽里的这头野兽就像是老朋友。大家都很有信心，最终将拍下它的照片，记录它的习性，给它戴上标识牌，并在生物分类中替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它，但对于地下塔，大家却担心难以达到类似的了解。然而那呜咽的声音越来越激昂，几乎趋于愤怒，仿佛知道我们在嘲讽它，于是大家不再回应它的呼号。一阵不安的笑声过后，心理学家适时把握住机会，开始讨论明天的计划。
“明天我们回到隧道里，往更深处走，并且依照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戴上面具。我们记录下墙上的文字，希望能估算出它已存在多久、隧道有多深。下午则回来进行日常勘察。我们每天都将重复这一安排，直到对那隧道有足够了解，搞清楚它在X区域中的地位。”
是塔，不是隧道。以她那轻描淡写的态度，就像是在讨论调查废弃的购物中心……然而她的语气似乎有种事先预演过的感觉。
然后，她突然站起来说了几个字：“整合权力。”
身边的勘测员和人类学家立即松弛下来，双眼恍惚无神。我吃了一惊，但也模仿她们的模样，并希望心理学家没有注意到延迟。我并未感受到任何强迫的压力，然而我们显然经受过预先调节，听到心理学家念出那几个字就该进入催眠状态。
心理学家的姿态比刚才更坚定，她说：“你们记得讨论过有关隧道的几个选择。你们发现，大家最终都同意我的意见是最佳行动方案，对此，你们很有信心。每次想到这一决定，你们都会经历平静安心的感觉，回到隧道里之后，你们也将继续保持平静，但仍会像作训时那样应对刺激。你们不会无谓地冒险。
“在你们眼中，这栋建筑依然由碎贝壳和岩石构成。你们完全信任自己的同事，始终与她们保持友情。等到你们从这栋建筑里出来，只要看到飞鸟，便会强烈地意识到，你们是在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当我打一下响指，你们会忘记这段话，但仍将遵从我的指示。你们会感觉很累，想要回到自己帐篷里好好睡一觉，以迎接明天的行动。你们不会做梦，不会有噩梦。”
她讲这段话的过程中，我一直凝视着前方，当她打完响指，我根据另外两人的行为作出反应。我相信心理学家并无怀疑。我也跟其他人一样回到自己的帐篷。
除了地下塔，我现在有了新的信息。我们知道心理学家的作用是在气氛紧张时让团队保持稳定与冷静，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催眠暗示。我并不责怪她担当这一角色。但目睹这种情形赤裸裸地展现在面前，我仍感到很困扰。知道自己会受到催眠暗示是一回事，但作为旁观者亲身经历则是另一回事。她能对我们施展何种程度的控制？她说，在我们眼中，那座塔依然由碎贝壳和岩石构成，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猜到孢子对我的影响之一：让我对心理学家的催眠免疫。这搞得我就像是在偷偷跟她作对一样。即使她的目的是善意的，然而一想到要向她承认对催眠具有抗力，我便感觉一阵不安——尤其是那意味着我在训练时获得的所有条件反射调节，效力都将越来越小。
我现在隐藏了两件秘密，而不只是一件，也就是说，我已经开始无可挽回地游离于勘探工作及其目标之外。
游离状态，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对于此地的勘探任务来说都不算新鲜事。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有机会看过第十一期勘探队成员返回之后的面谈录像。一旦确认这些人已返回从前的生活环境，他们就被隔离起来，并接受询问，要他们描述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家人都会发现至亲的回归有点古怪，有点吓人，然后给政府机构打电话，这其实也挺合理。返回者身上的所有纸张都被上级收走，供检查与研究用。我们也可以查看这些信息。
面谈过程都相当短，所有八名成员所描述的情况也是一致的。在X区域内，他们并未经历任何反常现象，没有测量到反常数据，也没人提及反常的内部冲突。但过了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强烈地想要回家，并付诸行动。他们中没人能够解释自己是如何跨过边界返回的，以及为什么直接回家，而不是先向上级汇报。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们一个个放弃勘探任务，留下日志，游荡回家中。
面谈过程中，他们表情友善，目光坦率，即使语调略显平淡，也跟他们返回时那种似梦似醒的平静状态是一致的——就连那名结实精瘦的勘探队军事专家也不例外，他原本性格活跃，精力充沛。从受影响的效果上来说，我无法区分这八个人。我有种感觉，他们仿佛透过一层薄纱看着世界，仿佛隔着遥远的时空与提问者对话。
至于那些纸，其实是X区域里的地形草图或简要描述。有些则是卡通动物或队友的漫画像。所有人都曾画过那座灯塔，或者写下有关它的描述。从这些纸张中寻找隐藏含义就像从周围的自然界里寻找隐藏含义。即便它真的存在，也只有懂得窍门的人才能发现。
当时，我寻找的是遗忘，我在一张张茫然而陌生的脸上，寻找某种温和的逃避，寻找一种并非死亡的死亡，而其中有一张脸熟悉得令人痛心。
02 融合
早晨醒来，我的感官变得尤其灵敏，粗糙的棕色松树皮、啄木鸟惯常的俯冲飞行，此类细节都显得十分清晰。由于步行四天来到大本营而造成的疲惫感也消失了。这是孢子的又一个副作用，还是因为一晚上的充分休息？我感觉精神好极了，根本不在乎答案。
然而，我的沉思很快被噩耗打破。人类学家失踪了，她帐篷里的个人物品也不见了。在我看来，更糟的是，心理学家似乎情绪不太稳，就像没睡觉似的。她古怪地眯缝着眼，头发比平时散乱。我注意到她靴子两侧沾有泥土。她倾向于将重心移到右侧，好像受了伤。
“人类学家在哪儿？”勘测员问道，而我站在一边，试图理清状况。我没说出口的问句是，你把人类学家怎么了？我知道这样问不太公平。心理学家跟从前并无分别；她的秘密魔法被我发现并不一定代表她就是个威胁。
面对我们逐渐增强的恐惧，心理学家作出如下奇特的陈述：“我昨晚跟她谈过。她发现这座……建筑……让她感到不安，甚至不想继续参与勘探。她已经回边界等待撤离。她带走了一部分报告，好让上级了解我们的进展。”心理学家总是习惯在不合适的时机露出一丝微笑，让我很想扇她一巴掌。
“但她留下了装备——还有枪。”勘测员说。
“她只带走必需的物品，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更多——包括额外的一把枪。”
“你认为我们需要额外的枪吗？”我问心理学家。我的确很好奇。我发现，在某些方面，心理学家就跟地下塔一样有趣，包括她的动机、她的理由。此刻为何不使用催眠？虽然我们都曾经过反射调节，有些事或许仍无法通过暗示来解决，或者重复多次效果便会减退，又或者由于昨天的经历，导致她现在精力不足。
“我想我们不知道会需要些什么，”心理学家说，“但假如人类学家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绝对不需要她留在这儿。”
我和勘测员瞪着心理学家。勘测员交叉抱着双臂。我们都训练过如何留意观察同事的精神状况，以发现突发的紧张或失常迹象。她的想法多半跟我一致：我们此刻需要作出选择。我们可以接受心理学家关于人类学家失踪的解释，也可以拒绝。假如拒绝的话，那就相当于指责心理学家欺骗了我们，因而在重要时刻对她的权力可以不予承认。假如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试图赶上人类学家，以证实心理学家的叙述……然后我们还愿意回大本营吗？
“我们应该继续执行原计划，”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那座塔。”在眼前的形势下提到塔，就像是公然乞求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