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直插入地下的塔不该出现在这里，而黑松林恰好由此开始逐渐过渡为沼泽，再往前则是更加泥泞的湿地，杂草丛生，长满了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树木。湿地和自然水道以远，便是海洋。稍远处的海滩上，还有一座废弃的灯塔。国境内的这整片区域已经废弃达数十年，原因很难说清。我们是两年来首次进入X区域的勘探队，前任者的设备大多已经生锈，他们的帐篷和棚屋也只剩下空壳。望着这片平静的土地，我相信，我们当中没人能发现任何威胁。
我们一行共四人：一名生物学家、一名人类学家、一名勘测员，以及一名心理学家。我是生物学家。这一次，我们全是女性。派遣勘探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要考虑，包括成员的选择。心理学家比大家都年长，是我们的领队。越过边界时，她把大家都催眠了，以确保我们保持镇静。之后，我们经过四天的艰苦跋涉才抵达海岸。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从大本营开始，慢慢地扩展勘察范围，在神秘的X区域里，将政府的调查工作继续下去。勘察任务可能持续数天，数月，乃至数年，这取决于各种条件与动因。我们有六个月的补给，另有两年的物资早已储存在大本营里。我们还得到保证，如有必要，就地取材也是安全的。所有食物都是腌熏或罐装的。我们最特殊的外界装备包括一种测量装置，每人配发了一台，悬在腰带上：黑色的长方形金属小盒，中间有个玻璃覆盖的孔。如果那个孔发出红光，我们有三十分钟时间转移至“安全地点”。我们不知道那装置测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当它发出红光就应该小心，他们没告诉我们。
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对那盒子习以为常，根本不再去看它。我们被禁止携带手表和罗盘。到达营地后，我们开始用带来的设备替换废弃损坏的物品，并支起自己的帐篷。一旦确认X区域不会对大家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将重建棚屋。参与上一期勘探的成员最后逐一离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游荡回自己家中。因此，严格来说，他们并未失踪，只是以某种未知的方式从X区域消失了，然后重新出现在边界另一侧。他们无法描述旅途中的具体情况。这一迁移过程持续了十八个月，而先前的勘探队并未经历过此种状况。但用上级官员的话来说，其他现象也可能导致“勘探任务提前终止”，因此我们必须测试自己对此地的耐受力。
我们也需要适应环境。在大本营附近的森林里人可能遭遇黑熊或郊狼。你也许会突然听见一声啼鸣，目睹夜鹭从树枝上惊起，然后不小心踩到毒蛇，而本地区内共有六个不同种类的毒蛇。水泽与河流里隐藏着巨大的水栖爬行动物，我们采集水样时都很小心，避免涉入太深的水域。尽管如此，关于生物群落方面，大家并不太担心。而另有一些因素却当真能令人产生不安。很久以前，这里曾有城镇存在，我们遇见过人类定居的奇特迹象：有破破烂烂的小屋，红色屋顶已然塌陷，有生锈的车轮辐条半埋在泥地里，还有从前圈牲口的栅栏，形状依稀可辨，嵌在铺满层层松针的土壤里，就像是装饰品。
然而更为可怕的是，在黄昏时分，会有一种强烈而低沉的呜咽声。海面吹来的风和内陆诡异的沉寂钝化了我们辨别方向的能力，因此，那声音仿佛渗入黑沉沉的积水。此处的柏树就浸泡在这积水里。那水，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脸，水面纹丝不动，仿佛玻璃一样静止，映照出柏树上密密涔涔集结成珠状的灰色苔藓。朝着海洋的方向望去，只能看见黝黑的水面，柏树灰色的树干，以及犹如静止雨滴般似落不落的苔藓。而你能听见的，只有那低沉的呜咽声。
这种效果若不是身临其境很难体会，那其中的美同样难以理解。而当你从颓废中看出美感，你的内心便发生了变化。颓废会试图占据你。
如前所述，我们在森林过渡到沼泽与盐水湿地的地方发现了那座塔。这发生在我们抵达大本营的第四天。当时，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感。根据众人携带的地图，以及前任者留下的沾满水渍与泥尘的文档，我们都没想到会在此有所发现。然而它就位于小径左侧，几乎被掉落的苔藓掩埋，周围是低矮的草丛：那是个浅灰色的圆墩，其材质貌似由水泥和碾碎的贝壳混合而成。圆墩的直径大约六十英尺，比地面高出八英寸左右。它的表面没有刻写任何文字，无法判断其作用或建造者的身份。圆墩表面正北方有个矩形开口，通过它可以看到盘旋而下的阶梯伸向黑暗之中。入口处被香蕉蜘蛛结的网和暴风雨带来的垃圾覆盖，但地底下却涌出一股股凉风。
一开始，只有我将其视为一座塔。我也不知道为何会想到是塔，毕竟它是通往地下的，完全可以认为它是个地堡，或者是被掩埋的建筑。然而一见那阶梯，我立即就想起海边的灯塔，眼前也突然呈现出幻象，仿佛看到上一期勘探队成员一个个离开，然后地表发生了统一有序的迁移，灯塔依然留在原地，但其地下部分被安置到内陆。在我的幻觉里，这一切规模宏大，细节清晰。当时，所有人都站在一起。回想起来，这应是我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个荒诞想法。
“这不可能，”勘测员凝视着地图说。在傍晚深沉清冷的阴影中，她的话语显得尤其紧迫。太阳的高度意味着我们很快就得用手电筒探查这座不该存在的建筑，不过若是在黑暗中进行，我也完全乐意。
“然而它的确存在，”我说，“除非我们集体幻视。”
“建筑模式很难判定，”人类学家说，“材料也模棱两可，可能出自本地，但不一定在本地建造。不进去看一看，没法知道那是原始科技、现代科技，还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也无法猜测它的年龄。”
我们没有途径通知上级这一发现。由于担心不可逆转的污染，进入X区域勘探的规则之一就是不能尝试与外界联络。我们携带的物品也大多与当前的科技水平不符。我们没有移动电话和卫星电话，没有电脑和录像机，除了腰带上奇怪的黑盒子，也没有复杂的测量仪器。我们的照相机需要使用临时搭建的暗房。对其他人而言，缺少移动电话尤其让她们感到距离现实世界非常遥远，但我一直就喜欢这样的生活。至于武器，我们有匕首，还有一个上锁的箱子，里面存放着若干老式手枪，以及一把突击步枪。这最后一项是考虑到当前的安全标准后，才勉强特许的。
我们需要保留记录，就像这样的日记本：防水纸页、柔软的黑白封面，轻便但几乎难以损毁，蓝色横线可供书写文字，左侧的红线隔离出页边。这些日记本将跟随我们返回，或被下一支勘探队发现。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供背景信息，让对X区域一无所知的人也能理解其中的叙述。我们还接到命令，不能互相观看日记内容。上级官员相信，互享太多信息会干扰观察。但根据经验，我知道这种企图剔除偏见的努力有多徒劳。没人可以真正做到客观——即使是在真空中，即使你的大脑被渴望真相的意愿占据，甚至到了宁愿自我毁灭的程度。
“我对这一发现非常兴奋，”我们还没就那座塔的问题深入讨论，心理学家便插话道，“你们也感到兴奋吗？”她从没问过我们这个问题。训练过程中，她问的问题往往类似于“你觉得自己在紧急状况下能有多冷静？”。当时，我感觉她就像个糟糕的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而现在就更明显了。不知何故，成为领队似乎让她很紧张。
“这绝对令人兴奋……绝对出人意料，”我说道，尽量控制语气，以免显得在嘲讽她，但并不完全成功。我对自己不断增长的焦虑感到吃惊，主要是因为，与我的想象和梦境相比，这一发现本属稀松平常。穿越边界前，我的头脑中浮现出许多景象：巨大的城市、奇异的动物。某一次生病期间，我还曾想象一头巨型怪兽从波浪中冒出来，扑向我们的营地。
与此同时，勘测员只是耸耸肩，并未回答心理学家的问题。人类学家点了点头，仿佛赞同我的说法。那座向下延伸的塔，其入口散发出一种存在感，就像一张空白的页面，让我们可以写上许许多多东西。这种存在感就好像低烧，给予大家沉重的压力。
如有必要，我会给出其他三人的名字，但一两天后，只有勘测员坚持下来。另外，他们也强烈建议不要使用名字：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一切有关个人的东西都应该舍弃”。名字与我们从何而来有关，但与我们在X区域内的身份无关。
我们的勘探队最初有五个成员，还包括一名语言学家。到达边界前，每个人都必须分别进入一间明亮的白色房间。屋子的另一头有一扇门，角落里则是一张孤零零的金属椅。椅子侧面有些洞孔，是用来固定绑带的，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激起了我一丝不安，但此时我已下定决心要去X区域。这些房间所在的区域隶属于南境局，那是个保密部门，负责处理有关X区域的所有事务。
于是我们就等在那里，接受无数项参数测量，各种忽冷忽热的气流从屋顶的管道喷射下来，落到我们身上。心理学家在某一时刻造访了每个人，但我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然后，我们从另一端的房门走出去，进入中央集结区，长长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双开大门。心理学家在门口与我们会面，但语言学家再也没有出现。
“她改主意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她以坚定的眼神面对众人的疑问，“她决定不去了。”这稍许有点令人惊讶，但也幸好不是别人。当时看来，所有人中，语言学家的技能似乎最不值得保留。
片刻之后，心理学家说，“现在，放松你们的头脑。”这意味着她将开始催眠，好让我们穿越边界。然后她也会让自己进入半催眠状态。我们得到的解释是，穿越边界时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受到自己头脑的欺骗。显然，幻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他们是如此说的。我不太确定这是否属实。出于安全原因，他们并未告知我们边界的真实性状，我们只知道肉眼是看不见的。
因此，当我和其他人一起“醒来”时，身上穿戴着全副装备，包括沉重的徒步靴、四十磅的背包，以及腰带上悬挂的各种额外补给物资。我们三人全都一个趔趄，人类学家甚至单膝跪倒在地。心理学家耐心地等待大家恢复。“抱歉，”她说，“我只能做到这样，尽量减少惊愕。”
勘测员嘴里咒骂了一句，朝着她怒目而视。她的脾气或许被认为是种有用的特质。人类学家则一如往常毫无怨言地站起身。而我也跟平常一样留心观察，顾不上对这粗暴的唤醒方式感到恼怒。比如，我注意到心理学家在看着我们挣扎适应的同时，嘴角扬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酷微笑。人类学家依然一边笨拙地调整平衡，一边为自己的笨拙道歉。稍后，我意识到也许误读了她的表情，那有可能是痛苦或自怜。
我们所在的泥土小径上点缀着碎石、枯叶，以及触感有些潮湿的松针。蚁蜂和翠绿色的甲虫在那上面爬来爬去。小径两侧耸立着高大的松树，树皮如鳞片般凹凸不平，飞鸟的身影在树丛间来回穿梭。无比清新的空气突然涌入肺里，众人竟一时喘不过气来，不过那多半是出于震惊。我们将一块红布系到树上，作为位置标识，然后朝着未知进发。我们被告知，万一心理学家在任务终结时失去行动能力，无法带我们穿越边界，我们需回来等待“撤离”。从来没人解释过那将是什么样的“撤离”方式，但其中暗含的意味是，即使撤离点位于边界之内，上级也能从远处观察到。
我们还被告知，在抵达之后不要回头看，然而我还是趁心理学家不注意悄悄瞥了一眼。我不太清楚看到的是什么。它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而且已经在身后很远处——或许是一道门，或许只是视觉假象，就像一块突然发出闪光的方框，又迅速黯淡下去。
我志愿申请参加勘探队的理由跟我是否符合要求完全没有联系。我获得参加的资格是因为专精于过渡环境系统，而这地方存在着数次过渡，换言之，此处的生态系统非常复杂。六七公里的徒步距离内，森林过渡到沼泽，又过渡到盐水湿地，然后是海滩。如今，其他地方已鲜有这样的生物栖息环境。他们告诉我，在X区域，可以找到适应微咸淡水的海洋生物，在落潮期间，它们顺着芦苇间的自然水道深入上游，与水獭和鹿共享生存环境。若是顺着布满招潮蟹洞穴的海滩行走，有时可以看到那种巨型爬行动物，因为它们也已适应此地的居住环境。
现在，我明白了X区域为何无人居住，也明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此处仍保留着原始样貌。不过我总是试图将其忘记，宁愿相信，这只是一片自然保护区，而我们这群徒步旅行者恰好是科学家。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有一定道理：我们不了解此处曾发生过什么事，也不知道目前的状态，当遇到某种证据，任何预设的理论都会影响我的分析。另外，对我来说，无论怎样欺骗自己都无关紧要，因为我在外面世界里的存在至少跟X区域一样空洞。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牵挂，我需要来到此地。至于其他人，我不知道，也无意知道她们是怎样想的，然而我相信，她们至少都装出有一定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能使人分散注意力的强大力量。
当天晚上，我们讨论了那座塔，不过另外三人都坚持称其为隧道。每个人都对调查的进展负有责任，而心理学家的权威则对所有决策皆可施加影响。目前，有关派遣勘探队的理论中包含一条：给予每个成员一定自主权，有利于增加“显著多样化的几率”。
这一含糊的规章在我们的技能配置上也能体现出来。例如，我们都曾接受基本的武器与幸存训练，但勘测员的医疗与枪械经验远远超出其余人。人类学家曾经是建筑师，若干年前，她在一场火灾中幸存下来，而发生火灾的的建筑是她设计的。关于她的个人信息，我就只发现了这一条。至于心理学家，她的情况我们了解最少，但我想大家都确信，她有来自类似管理层的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那座塔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次机会，以试探争议与妥协的底线。
“我认为不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隧道上，”人类学家说，“我们应该先往远处探索——包括那座灯塔——然后再带着其他调查数据回来。”
果然不出所料，人类学家试图选择安全轻松的方法，然而这或许的确具有先见之明。虽然测绘的概念在我看来机械而重复，但我无法否认那座塔的存在，而任何地图上都没有它的标识。
接着，勘测员开口了：“我觉得在继续往前探索之前，应该先排除这隧道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的可能。不然的话，当我们向前推进，它就像是背后的敌人。”她来自军事机构，我已能看出此种经验的价值。我本以为勘测员总是会支持继续探索的方案，因而她的观点颇有分量。
“我迫切想要探索此处的自然环境，”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那‘隧道’……或者塔……没在地图上标出，它或许很重要。要么是故意从地图上抹去的，不让我们知道……以便传递某种信息……要么就是上一批勘探队抵达时它还不存在。”
勘测员看了我一眼，感谢我的支持，但我的立场并不是为了帮助她。一座向下延伸的塔，这一概念既令人感到晕眩，也使人对其结构产生强烈的兴趣。我说不出自己期盼的是什么，害怕的又是什么。我眼前仿佛不断展现出鹦鹉螺内侧的花纹和其他自然生成的纹理，同时也看到一座悬崖，底下是一片未知。
心理学家点点头，似乎在考虑大家的意见，然后她问道：“有人有哪怕一丁点儿想要离开的意向吗？”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但依然叫人很不舒服。
我们三人都摇了摇头。
“那你呢？”勘测员问心理学家，“你的意见是什么？”
心理学家咧嘴一笑，看起来有点怪。不过她一定知道，我们中有一人会担负起观察她的任务，她自己的反应也是动因之一。也许她觉得很好笑吧，勘测员是观察表面现象的专家，却被选中担负此项任务，而不是生物学家或人类学家。“必须承认，我此刻感觉非常不安。不过我不清楚这是由于整个环境的作用还是因为那隧道的存在。个人来讲，我希望将隧道排除在外。”
是塔。
“那么，三比一。”人类学家说，她显然松了口气，因为自己不需要做决定。
勘测员只是耸耸肩。
关于好奇心，也许我的想法有误。勘测员似乎对什么都不好奇。
“感到无聊？”我问道。
“我都等不及了。”她对整队人说，仿佛我是替大家问的。
我们的讨论在公共帐篷里进行。此时天色已暗，不久，夜幕中便传来那古怪的哀鸣声，虽然我们相信这一定是出于自然因素，却依然感到一阵战栗。那声音仿佛就是解散的讯号，我们回到各自的住处独自思索。我清醒地躺在帐篷里，试图将那座塔想象成隧道，甚至竖井，可是办不到。我的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问题：它的底部隐藏着什么？
我们从边界步行至海岸附近的大本营，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异常。鸟儿的鸣唱一如平常；鹿总是转眼间便逃之夭夭，白尾巴在棕绿色灌木丛的映衬下，仿佛惊叹号下面的小圆点；罗圈腿的浣熊步履蹒跚，只顾忙自己的事，对我们不予理会。我相信，整组人都有一种近乎晕眩的感觉，因为经过这许多个月的封闭性训练与准备，如今终于有了自由。在那段过渡地带里，什么都奈何不了我们。我们既非过去的自己，也不同于抵达目的地之后。
抵达营地的前一天，一头巨大的野猪突然出现在前方的路径上，暂时破坏了这种情绪。它距离我们非常远，一开始用望远镜也近乎难以辨识。野猪尽管视力很差，却有着惊人的嗅觉，它在一百码外向我们冲来，沿着小径一路狂奔……不过我们仍有时间考虑如何应对。我们各自掏出长匕首，勘测员则端起突击步枪。子弹对七百磅重的野猪不一定有效。我们不敢将注意力从野猪身上移开，去把存放手枪的箱子卸下来，并打开那上面的三道锁。
心理学家来不及准备催眠暗示，以便让我们集中注意力，保持自我控制。事实上，当野猪一路猛冲过来，她的建议仅限于“不要靠太近！不要让它碰到你！”。人类学家发出轻微的哧哧笑声，既是出于紧张，也是因为紧急状况过了如此之久才出现，似乎有点荒诞。只有勘测员直接采取行动：她单膝跪下，以便更好地瞄准。我们的命令包括一项有用的指导原则，“唯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