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你会觉得，好几个小时跟踪在自己孩子身后的行为很不妥当。但是，假如你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就能理解她的做法了。
黄绢说，那是她一辈子见过的最温情、最纯净的吻。在看到这个吻之前，她曾经考虑过事后去找那个女孩一问究竟，但看到这个吻以后，她觉得没必要。没有什么比那个吻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两个人没有长久的相知和真挚的感情，是不会那样接吻的。
黄绢心中的堤坝被冲开了。她明白，文成确确实实回来了。她需要承认这个事实。而她的另一个孩子将以他兄长的名义陪伴在她的身边。
那天回到家，她走进房间，然后又走出来，大声发问：“文成，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这就是这个关于换心的奇妙故事的开端。
一矢中的的惩罚
“文成，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从1997年冬天到2012年秋天，一共十五年的时光里，黄绢喊着那个孩子的名字，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那个孩子带着他的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娶了漂亮的妻子，最后他妈妈离开他的人生。
在人的一生中，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有一些选择是真正的选择，而另外一些其实是因为别无他法。有一些选择无非冰激凌要香草味的还是草莓味的，而另外一些则关乎你一辈子的着落，而且会影响到其他人；还有一些选择就像一条锁链，当你做出了其中一个，就意味着需要继续选择下去。很多人喜欢在事后问自己，对于当初的选择会不会感到后悔；也有些人因为意志坚定，从来不追问自己。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黄绢同样的问题。但是，哪怕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不免会有惶恐和无助之时，进而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或者觉得，有一些选择，本来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在文成回来的头几年里，黄绢也时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应该说，和那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十五年，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坎坷。譬如，一开始为那个孩子的身份而感到疑惑和苦恼；等到在心里建立起“原来活下来的是文成，死去的是弟弟”这个信念，另一种愧疚之情又溢满了心间。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有好几次，在一种舒适和谐、适合打开话匣子的气氛中——例如，在餐桌前，母子分吃完一大盘冰镇榴梿，又说了一个刚从学校听回来的笑话；或者是看完电影，搭着肩膀边聊边走回家的路上——那个孩子会抬起头，然后欲言又止。
妈妈是怎么选择的？
黄绢深深明白，那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将这个问题问出口。每当凝视他的脸——那张比他稚气、不属于他的脸，黄绢心中就会微微战栗。而这种战栗，在1998年秋天，当黄绢偶然在那个孩子书包里发现图书馆的借书卡时，更是骤然扩大。
那天，学校举办的一场文艺演出刚结束，高一新生参加完活动回家，突然接到学校来的电话，说一个顾问老师把钱包连同身份证落在诗歌社了，得负责保管钥匙的他回去开门。因为电话来得急，那个孩子把书包丢在沙发上就出门了。黄绢看到书包有几个泥印子，看来是在学校搞活动时弄脏了。黄绢对待家务就像其他女人对蟑螂一样讨厌，那个孩子一直都是自己收拾房间，衣裤、袜子也是自己洗。上高中以后，可能因为学业越来越繁重，那个孩子渐渐有点疏于打理。所以，黄绢下意识地把书包捡起来，心里想着偶尔帮孩子洗洗书包也是可以的，当她把书包清空，并且翻开夹层的时候，那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就掉了出来。
借书卡背面写着几本书的名字，从时间上看是最近借的。一本是《器官移植内科学》，一本是《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还有一本是《器官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骤然间黄绢感到一阵眩晕。那三本书，黄绢看过其中一本。在1997年的夏天，黄绢也到市图书馆借过《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这本书，而且用铅笔在上面画过线。本来她是想做笔记的，但是专门找一个本子，一边阅读一边工工整整地做笔记，这样的事情黄绢实在不适应。所以她就随手在书上面写写画画了。
到现在黄绢还记得，自己在书中画了重点线的那些内容，包括器官配型、免疫排斥、术后护理等问题，以及关于各个重要器官移植成功率的统计数字。其中，肝脏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率是70%~85%；心脏移植则是48%~63%。
那孩子在那本书上，会不会看到那些画线的痕迹呢？
黄绢把书、笔等东西，连同借书卡，全部放回儿子的书包里，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了，那时候，我已经和黄绢以及她的孩子有了不错的交情。一开始，我是代表奇幻森林乐园向他们母子俩嘘寒问暖，在那个孩子出院以后也经常到他们家里造访；到后来，我就完全代表自己去做这些事了。当然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灵魂转移”这件事，我也不管那个孩子叫文成。黄绢向我敞开心扉，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黄绢给我打电话，原因是我是她选择的知情人。因为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不菲，那个孩子的换心手术还是在国外实施的，黄绢无法拒绝作为医疗费用承担方代表的我，参与某些重要的决策事项。可以说，包括手术方案，我也有一部分发言权。
“那个孩子最近有没有找过你？”
“有。”我老实回答。前几天那个孩子跑到我办公室。那时我就有预感，黄绢早晚会问我这件事。
“他找你干什么？”
“就是问了我一些关于手术的问题。”
“你告诉他什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他妈妈做了很艰难但是最正确的选择。”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那孩子会理解的，毕竟他哥哥那时候的情况——”
“你少掺和！”黄绢迅速打断了我，“林牧人，不要以为我答应和你吃饭，你就可以多管闲事……你什么都不懂。”
黄绢说得对，我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黄绢要进行解释说明的对象是另一个人。
对不起，妈妈原本没想救你的，妈妈想救的是弟弟，没想到阴差阳错醒过来的却是你，这真是太幸运了。这样的话，换了哪个妈妈都说不出口吧？
但是，哪怕我知道这一点，在我知晓全部的真相之前，也是无法明白黄绢开不了口的真正原因的。
事实上，我连那个孩子提问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
1997年5月31日，我出席了黄文成的葬礼。周年忌日的时候，黄绢和那个孩子前去扫墓，我也厚颜地跟着去了。一年前的同一天，那个孩子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躺在美国芝加哥一家私立医院的监护室里。所以，那次扫墓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墓碑。
我一个人站在远处，看见他对着墓碑低语，15岁的身体虽然比一年前高了一些，但依旧显得瘦小。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的母亲站在他身后，扶着他的肩膀，同时不时警惕地向我这边看来，防范我偷听那个孩子说的话。但是，不久，那个孩子就连他妈妈也支开了。他和黄绢说了什么，后者默默走开，剩下他一个人蹲在墓碑前，继续喃喃自语个不停。
他向自己告别了，黄绢后来告诉我那个孩子说了什么。但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黄绢也是。
那天，天上飘着小雨，草地和空气都很湿润。我看见那个孩子的嘴唇微微张开，有一个嘴型重复了很多遍，水滴从他的发鬓流下来。
“对不起。”
从嘴型上看，我想，起码包含这几个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弟弟是黄绢和她存活的儿子追忆的对象。
有一天，黄绢和儿子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段斜坡，黄绢家在斜坡顶端。这个斜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河边修葺了堤路，地势要比城市的另一边高出十几米。许多年以前，斜坡的中心原本有一根白色的笔直的柱子，上面顶着一口四方形的大钟。每到整点，敲钟的声音能让全城人都听见。后来钟旧了，政府予以拆除，然后在坡脚的百货商店楼顶安装了一只同样是四方形的电子钟。那只钟更大、更响，但是因为城市也变大了，全城人一同倾听钟声感知时间流逝的日子也成了历史。
斜坡一度成为成衣批发市场，后来改建成步行街。到20世纪90年代又恢复了行车，但是因为路基窄，也通不了几辆车。住在坡上的居民大多喜欢走路，道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卖手工艺品和土特产，还有当地小吃，规模不大，但字号都很老。和那些不断变迁的人与事一样，黄绢和她的两个孩子最初也不住在这里，1997年初，因为原来住的房子面临拆迁，他们才搬到这条街道上。
那天，黄绢母子俩路过一家当铺。那家当铺开在一棵大榕树下，斜对着位于坡顶的他们的家。因为太阳很大，他们走在树荫底下，所以经过当铺的门前。黄绢想起好久没来这家当铺了。刚搬到这里时，因为房租比以前住的地方贵，有一段时间黄绢经济十分拮据，所以光顾过这家当铺几次。黄绢停下脚步。
“对了，这家店的疯狗呢？好像很久没见过了。”
这家当铺原来养了一只黑色的狼狗，和店主人的性情刚好相反：后者很冷酷，前者则很疯狂。那只狗一只眼睛有白内障，喜欢翻着白眼，露出满口黄牙。黄绢有一次去当一只手镯，因为价格的问题和店主吵了两句，那只看门犬立刻扑上来，在她小腿上毫不留情地咬了一口。在那个年代，社会管理没那么讲究，那只狗经常在街上窜来窜去，狗的主人也不拴链子。
“妈，你不知道吗？那只狗去年就死了。”儿子说。
“哦，怎么死的？”
“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了。你知道的，它的眼睛本来就不好使，再加上弟弟用弹弓打瞎了另外一只。”
黄绢闻言望了那家当铺一眼，门庭紧闭，如往日一样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但因为少了那只狗的咆哮声，起码没以前那么让人发怵了。她没有说话，举步向前走。那个孩子跟上来，似乎思考着什么，忽然低声说：“妈，弟弟打那只狗，不是因为要捣蛋……”
“你是说他想给我报仇？”
“不，是保护你。我听说狗，如果咬过人，就会记住那个人的气味。但是如果两只眼睛都看不清，它就没法持恶逞凶了。”
黄绢沉默着，她的儿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啊，忘记买胡萝卜了。”
“算了，今天吃芦笋吧。”
黄绢继续向前走，但她发现那孩子没有动。
“怎么了？”
“弟弟应该会不高兴吧，我用他的嘴和胃吃胡萝卜，他最讨厌胡萝卜的味道了。还有榴梿……”
黄绢呆住了，她看见泪水从儿子的脸上簌簌落下。
“我霸占了弟弟的身体。妈妈，是我杀死了弟弟吗？都是因为我赖着不走，弟弟才会回不来的。”
黄绢告诉我，虽然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但她还是不习惯从弟弟那张脸上看到眼泪。那时候，她只感到浑身颤抖，并且在心里叫喊：“不对啊，杀死那个孩子的人是我。”
其实，黄绢对承认回家的孩子是文成抱有抗拒之心，而且觉得自己跌入了不真实的梦境，皆有原因。“那个孩子是我杀死的”，她从心底认定，那是因为上天对她的呼唤做出回应而带来的结果。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孩子时常一点点地说着弟弟的事情：“妈妈，弟弟和那几个孩子打架，也是因为他们乱说话……”“妈妈，你记得吗，一起上街的时候，弟弟总是一个人走在后面，有一次逮着了一个想对你钱包下手的小偷……”
很多年后，黄绢的头枕在我的肩膀上，苦笑着说：“那个孩子的惩罚每次都一矢中的呢。”
照 片
现在，我们要说一下照片的事了。
黄绢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不过应该是在那场事故发生的前一两天，她就已经发现了照片的问题。她偶然看到了照片，不排除是那个孩子故意让她看到的。
母子三人的合照，妈妈居中，一边一个，搂着哥哥和弟弟的脖子。黄绢咧嘴大笑，哥哥微微露齿，弟弟则是一脸不情愿的样子。照片一共冲洗了三张，妈妈、哥哥和弟弟一人一张。哥哥那张放在钱包里，文成会把身份证和各种卡片井井有条地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妈妈那张放在化妆台前的相框里，黄绢不喜欢随身带着儿子的照片，如果有人看到肯定要问来问去。弟弟那张放在一本书里面，他当作书签用，偶尔会拿出来看一眼。
三张照片，黄绢在事故发生之前看到的是弟弟那张。
很多人都说，那个孩子不但长得像她，而且性格也与她一模一样。黄绢会把自己的房间锁上，那个孩子也跟她学。不过，无论是弟弟还是文成的房间，在他们10岁以后，黄绢从来没有私自进去过。那天，黄绢看到有几本漫画书随意地丢在沙发上，不用问便可知是弟弟的。她本来懒得收拾，但是因为那几本书妨碍到她看电视，所以她捡起来丢到一边，那张照片就从书的夹缝里掉了出来。
照片原本是长方形，现在少了一截，变成了正方形。三个人的合照，弟弟那部分被剪掉了，变成只有妈妈和哥哥的合影。黄绢把照片夹回漫画书里，当作没看见。
事故发生以后，黄绢在哥哥带血的钱包里找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被剪去一截，三人照变成了两人照。这一次，她忍不住把照片从钱包里抽出来，偷偷丢掉了。
儿子伤愈回家后，问妈妈有没有看到他钱包里的照片，黄绢回答，没看到。儿子欲言又止，黄绢觉得他肯定早已发现了那张照片被弟弟剪过。黄绢想，如果不是自己的房间总带锁，弟弟说不定连她持有的照片也会剪去一截。
那个孩子太像她了，尤其是刚烈的性格与她如出一辙。
除了儿子问她的那一次，黄绢后来再也没提过这张照片。黄绢这个人，该怎么说呢，她很强势，大多时候看来非常坚强，但是对一些事情从不愿意直接面对，并寻求解决之道。你要说她慵懒也好，害怕也好。总之，她也有别人所不知道的软弱。
很早以前，她就发现弟弟在调查什么，她也猜到那个孩子在调查什么。这件事并非毫无迹象。譬如，她有几个老同事告诉她，弟弟跑去找她们，孜孜不倦地追问十几年前的事。不过，那些老同事最多也不过与黄绢认识十年，黄绢总觉得事情不会露馅儿。她很担心，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直到她看到那张照片时，才确认了那个孩子的心思。
但是，她还是选择一言不发。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她还需要一些时间下定决心——可是上天没有给她充足的时间。几天以后，那场事故改变了一切。
事故发生以后，她也考虑过将这件事永远藏于心底。但是，事情始终避无可避，那个孩子所实施的惩罚又一次命中目标。如果说黄绢终于承认自己为一件事感到后悔，我想，应该就是这件了。
事情变得避无可避，其实和我有关。
1999年年底，接近年终盘点的时候，我所在的公司，也就是奇幻森林乐园，接受了一个由国家审计总局统筹部署、各地审计局交叉执行的现场检查，审计区间为最近三年。两年前那场事故，使得公司在财务报表列支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营业外费用，检查组在仔细审查各项资料以后提出，关于事故的情况报告有一个重要瑕疵：对事故的成因没有详加说明。具体来说就是那两个孩子为什么会钻进乐园第三期工程的基建现场，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上来。
“唉，就是两个小孩一时贪玩，谈不上什么原因。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人道主义……”公司财务老总皱眉作答，但检查组的工作人员不依不饶。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出具‘若干重要决策事项没有深入研讨’的意见了。”
在此情况下，公司只好再次到苦主家问话，对当时的情况予以补充了解。这个任务，自然落在我的头上。
我带着一本A4打印纸大小的谈话记录簿和一个助理，去找黄绢母子俩。
“抱歉了，就是走一个形式，你说已经记不清即可。”趁我的助理上厕所，我偷偷支招儿。
那时候，事故已经过去两年多，黄绢母子俩的生活渐渐趋于平静，慢慢地接受了对方，我实在不愿再次搅乱他们的心湖。
但诚如我所说，有些事情如果不直面并寻求解决方案，终究会以某种形式影响你的人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的每件事都是伏笔。
被问话的时候，那个孩子听从我的建议，表示由于所受创伤太重，对当时的情形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我们完成任务离开，他们母子俩坐在饭桌前时，那个孩子忽然放下了筷子。
“妈，你从来没问过我呢……”
“嗯？问什么？”
“我和弟弟为什么要爬进工地，你不想知道原因吗？”
“有什么好问的？是你弟弟又突发奇想了吧？”
黄绢心里自然有一种警惕，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她还无法将那场事故和那张照片联系起来。
“其实，那天弟弟不是要去游乐场玩，他想带我去看一样东西。”那个孩子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说，“那里——我是说游乐园围起来的大片荒地，我们以前住的家不是在里面吗？”
听到这里，黄绢心头开始抖动，她很想阻止儿子往下说，但是开不了口。就在她犹豫的那一刻，那个孩子就全部说出来了。
“弟弟之前溜进过那里，他说我们以前租的房子还没拆，但是被锁起来了。他说趴在窗台上，能看到里面七零八落的家具，每一件都能叫出名字。墙上，我们用来量身高的长颈鹿贴纸也还在。在我们搬走以后，那座房子应该没住过人，不过在上锁之前，工地工人或者附近的流浪汉可能进去过，所以东西被翻得很乱。弟弟说，冰箱已经被搬走了，地板上有大印子，那里散落了几张照片。他想带我去看的就是那几张照片。但是，那天我们刚爬过围栏就被人发现了。一个工地工人手里握住又粗又长的铁镐，一边大吼大叫一边跑向我们。我拉住弟弟的手使劲向前跑……妈，都是我的错，我吓坏了……如果不是因为我惊慌失措地乱跑、乱撞，就不会——”
“好了，这些不说了！”黄绢摆手，打断了儿子的话。然后，她静默了几秒钟，终于问道：“那几张……是什么照片？”
“我没有见到，但弟弟说是你的照片——年轻时的照片。”
果然如此，黄绢在心中重重叹息。为了避免被两个孩子看到，那些照片她一早就藏了起来，但是不舍得丢掉。到了搬家的时候，因为年代久远，她也忘记了带走，结果却以这种方式被那个孩子发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一瞬间，一种钻心的疼痛随之而至。如果自己能早点向那个孩子坦白，告诉他真相，那个孩子就不会东奔西跑，并且为此丢了性命吧？
她沉浸在这种痛苦的拷问之中，儿子的声音却继续传来。
“妈妈是不是参加过香港的选美比赛？弟弟说，在照片里妈妈穿着泳装，背景挂着选美赛事的横幅，上面有时间和地点……其实，后来我用图书馆的电脑在网上进行了查询，1983年3月，香港举办过一场选美比赛，有个叫黄斌斌的参赛选手，长得很像妈妈……”
“那个就是我。”黄绢冷淡地回答。
那个孩子张开嘴巴：“真的是妈妈吗？但是，时间是1983年3月哦！你的肚子……弟弟的生日不是5月18日吗？”
黄绢没有搭话，她知道，到了这个份儿上，再隐瞒也无济于事。只不过，关于文成以及黄绫的部分，她依旧没下定和盘托出的决心。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呢？弟弟说，有一次他在妈妈上班的酒店碰到妈妈以前的……朋友。那个人听说妈妈有两个儿子，立刻大笑起来，他说，妈妈生了我以后，曾经做过……结扎手术……弟弟当场和那个人打了起来，但是遭到了那个人和他同伴的围攻，最后被打破了头。妈妈，你记得吗，就是我们找弟弟找了好久那次……”
尽管儿子焦急陈述，但是他的妈妈只是仰头上望，心里想着另一件事。原来如此，那个孩子原来是这样发现的，还为此挨打……
因为未婚生子，一度恨透自己的人生，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却依旧过着堕落不堪的生活……惭愧犹如汹涌的潮水，让黄绢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中，所以，尽管那个孩子问了好几次，她仍然无动于衷。最后，那个孩子大声叫起来。
“妈妈，弟弟不是你亲生的吗？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弟弟才会拉我去看那些照片呀！”
黄绢恍然回神，她呆了一下，嘴唇颤抖，但最后冷酷地回答：
“是，那个孩子是我捡回来的。”
自己的人生
坦率地说，我不清楚黄绢母子俩是如何背负着各种悬而未决的难题，磕磕碰碰又相互搀扶着向前继续自己的人生的。他们两个人形同一体，都那样地固执和坚毅，那样地脆弱和刚强。不过，我想，那次危机大概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夏天，和那个闷热难当、蝉虫嘶鸣的天气一样，许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个时候，那个孩子突然的入院反而成了缓冲和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