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拿走了那个装满钱的公文箱。”
“是的，但我交给了父亲，并对他坦白了一切。毫无隐瞒，我发誓。我希望他打我，甚至杀了我，如果这样做能弥补过错的话。但他没有。他只知道要把钱还回去，他太看重信用了！结果因此而死。他简直讲究信用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世上还有谁会把钱还给一个死人？”
乔治双腿一软跪了下去，用拳头一下一下地捶着地面。“还有谁？”他咆哮着，“还有谁？”
拉比无助地看着诺亚，痛苦地说：“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我们怎能因为一个孩子犯下的错而判他有罪呢？”接着，他困惑地问道，“还有，那些血腥钱呢？埃策希尔?科恩是怎么处理的？现在在哪儿呢？”
“我想你马上就能知道了。”诺亚说。
04
加上赶来的蓬齐亚尼警监和他的手下，诺亚召集来的人此时都聚在马切罗广场那扇门前。大家都来了，拉比和卖明信片的卡洛?皮佩尔诺，屠夫维托?拉维，以及把名字刻在家庭旅馆大门上的东道主。还有住在马切罗广场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家下面到底有什么，放学经过的学生们也围过来凑热闹。
能看出警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带来两队强壮又年轻的卡宾枪骑兵⑦，一队负责挖掘工作，一队控制激动的群众。
唯独不见乔治。他躺在台伯岛上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脸冲着墙。医生说他想死，但他还不能死。他会活下去，并在别人的帮助下不再荒废剩下的时日。很可能就在医院帮帮忙，工作能帮助不幸的他重获信心，觉得自己有用。医生会选择合适的时机这么做的。
诺亚看着警察砸碎门锁，打开大门，锈迹斑斑的锁链发出沉闷的声响。诺亚一手环着罗珊娜的腰，把她往自己身边拉近了一点，稍微离开越挤越近的人群。这一切都是她的功劳，他想。是她的信仰移走了大山，同时影响了他，现在作为一个拥有坚毅信念的人，他不再害怕回家，不怕去面对那些愤世嫉俗的批判者。支撑你的不是大多数人的信赖，而是一个人永不改变的信任。
警察打开照明灯，照亮了门后的地下洞穴。他们先检查了一下地面，然后小心地挥动着铲子，警监一边在一旁徘徊观察，一边发号施令。
“小心，”他说，“慢慢来，慢慢来。”
挖出的泥土在墙边堆成一座小山，接着警察们放下铁铲，跪在坑边一把一把地往外刨土。渐渐的，一具枯骨呈现在众人面前，颅骨粉碎，身子上套着破破烂烂的军装。
然后，在探照灯刺眼的灯光下，诺亚发现这具尸体己不是第一次被挖出来了。骨骸的前胸处放着一只已经腐坏的小皮箱，上面有一只黑糊糊的双头鹰。箱子早就散架了，里面的钱黏成一团，看起来更像土渣，不过还是能辨认出之前是什么。二十年前，埃策希尔?科恩挖出刚刚埋下的阿洛伊斯?冯?格鲁博纳陆军少校，把钱还给了他。现在他站在这里，幻想当时的场景。
拉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的，唤醒了诺亚。然后不断传来更多的声音，最终所有声音汇成低沉、绵长的祈祷。诺亚觉得这串祈祷比最古老的罗马遗址还要久远。这是卡迪什——犹太人对死者的祈祷，祈求埃策希尔?科恩能入天堂，从此安息。
注释：
①台伯河(Tiber)是意大利第三长河，罗马位于河口以上二十五公里的东岸，台伯河也因为罗马提供水源而闻名于世。
②《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于一九六零年指导拍摄的电影。
③罗马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吸引大批游客在喷泉前许愿。
④《托斯卡》（Tosca），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罗马。
⑤Shalom，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希伯来语，意为平安，你好，是犹太人日用的祝福语。
⑥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⑦卡宾枪骑兵是意大利共和国现时的国家宪兵，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军队及协同意大利警察维持社会治安。
生死之际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存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纺车边、一边纺织命运丝线一边咕咕哝哝、浅吟低唱的命运三女神①选中；或者，可能由虽然运转缓慢，但无时无刻不在转动的上帝的命运之轮决定。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经降临，我们却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后回想才有所察觉。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而如果结果令人悲伤，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你会发现任何事都会伤人，并且是无谓的伤害，因为事到如今，尘埃落定，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发觉这里存在逻辑解释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义。当然，这一观点会引来时髦的驱魔人或拿着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耻笑，而那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会用独特的专业术语告诉你，他们相信有办法控制决定时间、地点、事件——每个人必然面对的那一天——的背后力量。但他们都错了。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都是事后才明白。
具体到这起案子——“案子”这个词用在这里十分恰当——是关于一个我三十五年未见的男人被谋杀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那天之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从此没再见过面。
那时我们都才十二岁，我会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去曼哈顿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怕的是，日后我仍清楚地记得道别时的场景，以及最后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个男孩的“命运日”。生死之际，正如人们常说的——尽管那枚要命的子弹三十五年后才爆炸。
我是从报纸的头版头条得知这起谋杀案的，当时我妻子正一边看那份报纸一边吃早餐。她举着报纸，尽管有部分折叠，但没遮住头版刊登的恶心照片，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倒在车内驾驶座上，满脸鲜血，双目圆睁，嘴巴微张，保留着与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争时的样子。
这幅照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耸人听闻的标题——球拍店老板遭枪击身亡——也一样。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该看些更让人开心的。
接着，我的视线被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吸引，惊讶得差点儿把咖啡杯扔了。报道称，死者名叫伊格内斯?科瓦奇，布鲁克林区一家球拍店的老板，昨晚……
我从妻子手中抢过报纸，贴近研究那张照片，妻子惊恐地看着我。不会有错的。尽管我上次见到伊格内斯?科瓦奇还是小时候，尽管照片里的他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无疑问就是他。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边的坐椅上似乎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这些高尔夫球杆将我的记忆带回到曾经。
妻子的声音又将我唤回现实。“哦，”她温柔地抗议道，“我正看一篇有关沃尔特?温切尔②的报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报纸还给她。“抱歉，看到这张照片让我大受打击。我认识他。”
她的双眼因为感兴趣而亮了起来，发现自己身处——哪怕只是间接关系——某件丑闻的中心。“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哦，在我们一家还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妻子又习惯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还和问题儿童混在一起。”
“他不是什么问题儿童。事实上——”
“别这么较真嘛。”她不在意地冲我温柔一笑，又回到有关沃尔特?温切尔的报道上去了，很明显，那篇报道比我说的话更新鲜刺激。“不管怎样，”她说，“我不会太在意那件事的，亲爱的，毕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确实过去好多年了。那是可以在大马路上踢球的时代；一九三二年，布鲁克林的郊区很少能看到汽车。而贝斯海滩，我们居住的地方，更是郊区中的郊区。对面是格雷夫森德湾，乘电车往东几分钟就是科尼岛，要去戴克高地及其高尔夫球场更是只要往西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这几处之间都隔着还没被房地产开发商发现的荒芜草甸。
因此，正如我所说，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大街上踢球，丝毫不用害怕汽车。黄昏降临时，你可以看着街两边的煤油灯依次点亮，或者躲在位于第八大道的消防站后面，运气好的话，就能看到消防车拉响高声警笛，穿梭在大街上，水管迅速对准着火点，从碾压轮喷嘴中喷出水柱。又或者，运气好的时候，你可以高高跳起，跟着骄傲地划过天际的双翼飞机奔跑。
这些都是我夏日里的活动，和伊格内斯?科瓦奇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他家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外墙刷着朴素的油漆，和我家差不多。贝斯海滩的大部分房子都这个样，房前有个小花园，房后有个小院子。在我们这个街区唯独一幢例外，位于街角，外形招摇，属于新搬来的罗斯先生。那幢房子很大且外墙刷着白浆，简直是幢大楼，四周是宽阔的草坪，车道尽头是刷了白浆的可容下两辆车的车库。
那条车道引发了我和伊格③的无限遐思。上面不时停着罗斯先生的轿车，一辆灰色的派克，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们。那辆车不单远看漂亮极了，走近看更是壮观得如同火车头，即便只是静静地停在那儿，也能让我们感受到雷鸣般的震撼。后车座外有两个踏脚板，一上一下，方便上车。说实话，就我们所知，这附近还没有哪辆车像派克这么气派。
因此，一旦发现它停在车道上，我们就悄悄靠过去，妄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踏脚板。但我们从未得逞。车边总有人看着，不是罗斯先生本人就是车库另一边的住户。每次都是顺着车道走不到几码，房子里或车库里的人就会推开一扇窗，接着就是嘶吼般的威胁。把我们吓得转身就逃，争先恐后地跑出车道，才能逃离他们的视线。
这种事我们不常做。第一次看到这辆车时我们正在散步，发现它纯属偶然。加上本能地认为邻居们都是好人，因此一开始没能听懂那些恐吓的话。我们就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罗斯先生，直到他突然从窗边消失，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把抓住伊格的胳膊。
伊格试图挣脱但徒劳无功。“放开我！”他恐惧地高声尖叫，“我们什么都没做！放开我，否则我会去告诉我爸爸，那你可就惨了！”
罗斯先生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停摇晃着伊格——这并不难办到，在同龄人中伊格也算是又瘦又小的——我则站在原地，仿佛脚下生了根，移动不了分毫。
附近确实住着几个暴躁的邻居，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房子前面弄出点噪声，他们就会把我们赶走，但从来没有人像罗斯先生这样对待我们。事发时我曾猜测过，大概因为刚来此地，他还不知道这儿的人的行事习惯。如今回想，我认为事实八成就是这样的。然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场风波都足够把伊格吓得又哭又叫，同时提醒我们以后再靠近派克时要小心谨慎。但车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慑于罗斯先生的恐怖威胁，我们俩就像两只兔子，在狩猎期横冲直撞。还好幸运女神大部分时候都站在我们这边。
我不希望这些往事给大家留下我们俩曾是坏孩子的印象。对我来说，法律条款非常重要，并且很年轻时就明白对善良、爱好和平，同时腿脚不那么灵光的人——这三点在我身上都有着夸张的体现——来说，最好的生存法则是不越雷池半步。而伊格的缺点是容易冲动、行事鲁莽。他就像水银一样不稳定，不安分，爱搞恶作剧。
那时流行每周最后一天老师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得分重新分配座位——表现最好的学生坐在第一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类推。我认为据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这个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大部分学生顶多移动一排；伊格则要么冲到第一排，要么沦为羞耻的第六排，然后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顶峰，回到第一排。很明显，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儿子这种糟糕的情况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体上的惩罚。我曾问过伊格，他说：“不，他没打我，只对我说别犯傻这类的话，还有，嗯——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因为我猜伊格对父亲科瓦奇先生的态度和我差不多，是近乎狂热的英雄崇拜。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朋友的父亲都“在城里工作”——贝斯海滩居民特有的说法，这意味着一周六天，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第八大道的车站，乘坐布鲁克林—曼哈顿列车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科瓦奇先生是个例外，他是贝斯大街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体型魁梧，镶有铜扣的蓝色制服和帽子下的躯体孔武有力。跑贝斯大街线的车都没有侧壁，每排坐椅靠得很近，售票员必须穿梭于支在车外的狭窄平台来收取车资。在我们看来，科瓦奇先生的工作十分有趣，能与之一较高低的，只有以前绕着康尼岛旋转木马卖票的那个人了。
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父亲——至少到我现在这个岁数时——都不怎么运动了，而科瓦奇先生的棒球打得非常棒。每周星期天下午，住在附近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在海滩边的小公园里进行自选队员棒球赛④，在圈出的菱形场地里打满九局，科瓦奇先生每次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我和伊格看来，科瓦奇先生既能像万斯一样接球，又能像扎克?维特一样击打⑤，这样就足够了。轮到父亲打击时，伊格的表现很值得玩味。对方投手投球时他一直啃指甲，如果科瓦奇先生成功击中，伊格就会尖叫着跳起来，声音大得能要了你的命。
比赛结束后我们会拿着一盒爆米花挤到队伍里，然后大家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伊格就像他父亲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完全融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而我则一个人远远地待着，因为我无法像伊格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决定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每个这样的午后我回到家，都会越发觉得我的父亲是那么的平凡、臃肿，他总是习惯性地坐在门廊上，身边堆着星期天的报纸。
刚得知我们全家即将离开这个地方搬去曼哈顿时，我完全傻了。曼哈顿是偶尔哪个星期六下午去的地方，盛装打扮，陪母亲逛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或者梅西百货公司，运气好的时候能在父亲的带领下去赛马场，又或者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可以住人、生活。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想法在慢慢改变，变得有些担忧又有些激动。这终究是件颇为英勇的事——进入未知世界——附近的孩子们纷纷跑来打听让我更加扬扬得意。
然而，真正到搬家那一天我才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家变了样子，奇奇怪怪的，堆满了大包小包；父母正烦恼不已；而我则因意识到改变已迫在眉睫——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搬家——吓破了胆。
早早地吃完晚饭，我便带着这样的心情穿过隔在我家与科瓦奇家之间的树篱，坐在他们家厨房门前的台阶上。伊格出来坐在我的旁边，他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并因此不太舒服。
“喂，别像个小孩似的，”他说，“这很棒，住在城里，想想你即将见识到的东西。”
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见识。
“好吧，那就什么都别见识。”他说，“想读点儿东西吗？我有一本新的《泰山》和《男孩联盟在日德兰半岛》，你先选，剩下的给我。”
这提议真是大方得不得了，但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读。
“好吧，可我们不能就这么闷闷不乐地坐着吧。”伊格通情达理地说，“干点儿什么，你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代表了一连串不可能，相当于一种否定仪式——去游泳太晚，打球太热，回房间又太早——我们必须想出个点子。我们按部就班地排除了种种可能，和往常一样，最终还是伊格想出了点子。
“我知道了。”他说，“咱们去戴克高地摸高尔夫球吧。这个时候去正合适。”
他说得没错，摸高尔夫球的最佳时间正是夕阳西下时，球被打进球场的水障碍中，还没被主人发现，这时球场上十分荒凉，但对摸球来说光线足够了。摸球的通常步骤是，脱下球鞋和袜子，把灯笼裤挽到膝盖上面，然后慢慢的、小心翼翼地走过池水边的软泥，用脚去摸索沉入水中的球。这活儿既有趣又有利可图，因为第二天，你就可以把捡来的球以五美分的价格卖给随便哪个要去打高尔夫球的人。
我不记得是如何达成五美分这个成交价的了，不过这价格确实公道。打高尔夫球的人看起来很满意，我们当然也是如此。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夏天我们一共摸到了半打高尔夫球，每人三十美分，在那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大手大脚导致分到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伊格则不同，他有一个大计划。他无比想要一副高尔夫球杆，每省下一分钱他都会投到一个锡罐头里，那个罐头盒顶部开了个洞，边缘处绑着自行车链条。
他从没打开过罐子，只是时不时晃一晃，以此估算攒了多少。他认为等罐子满了，就刚好够买下他看中的摆在第八十六街的里奥的体育用品商店橱窗里的推杆了。一周三四次，他会叫我一起散步去里奥看那根推杆，路上我们就讨论它的长度，分别展示应该怎样握杆，然后在街道上动作夸张地用力一推。伊格内斯?科瓦奇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高尔夫球狂——之后我又结识了很多。但我认为他是最独特的一个，因为当时年少的他甚至从未摸过球杆。
因此那天傍晚，考虑到他的心情，我一口应允，既然他想去摸球，我就奉陪好了。走去贝斯大街用不了多久；困难的部分在于进球场，我们要爬过几座垃圾山——人们友好地称之为“土坡”——才能越过边界进入球场。天气很热，我们爬得气喘吁吁，先是一片沼泽地，然后就是球场和水障碍了。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球场，不过不久前我碰巧在某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有关戴克高地高尔夫球场的文章。照那篇文章所言，如今那里已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大众高尔夫球场。从黎明到黄昏，十八片精心护理的草地上总是挤满了打球的人，要是你想周末去打一局，就不得不凌晨三四点去俱乐部排队。
人各有爱，不过伊格和我去摸球的时候那里还没这么热闹。原因之一是那时还没有十八个洞，我记得好像只能打九洞。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总是很荒凉，不知是因为那时没几个住在布鲁克林的人打高尔夫，还是纯粹因为那个地方不吸引人。
真正原因是气味。开发商想扩展球场，便往沼泽地里填垃圾，垃圾里未熄的阴火使整个地方都笼罩着一层黑雾。无论何时去，都会被脏兮兮的空气包围，过不了几分钟，你就会发现双目刺痛，鼻腔里都是辛辣味。
但伊格和我并不介意。我们将其视为周边景色的一部分，就像偶尔驶过的马克卡车，装载着一车垃圾，沿着脏兮兮的小路轰隆隆地开到沼泽地边，裹着链条的轮胎碾过，发出沉闷的响声。唯一让我们介意的是，爬过沼泽时脚下的垃圾很烫。我们从来不敢从俱乐部那边进球场，有次我们在池边被那里的服务员抓到过，由于我们抢了他的战利品，肯定被他记住了样子。从后方进去虽然有点儿热，但更加可行。
我们来到池塘边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那是个炎热的傍晚，火红的太阳正慢慢沉入地平线以下，我们马上脱下球鞋和袜子——黑色的长筒棉袜——没浪费一秒，直接钻进了水里。感觉好极了，脚踩下去，光滑细软的河泥从脚趾缝中挤出来。我幻想身体里住着渔夫的灵魂，真正有趣的不在捡到球的那一刻，而在于摸球的过程。
当然，捡到球是目标。方法是慢慢的、摸索着前进，一旦踩到什么小小的硬东西就马上停下来。我没走几步就兴奋地发现正好踩到一枚陷进泥里的高尔夫球，恰在此时，从旁边脏兮兮的小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垃圾车，带着一车的垃圾准备往“土坡”上堆，但很快我就发觉这声音不像马克卡车。
我四处张望，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车，脚仍旧一动不动地踩着战利品。然而池塘中的沙丘和小路挡住了视线。接着马达声突然停止了，察觉到这一信号的我慌忙跳出水塘，对此伊格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我们一把抓起鞋袜，直直地绕到最近的一块土丘后面藏起来。然后不顾湿漉漉的双腿，仅用五秒就穿好了鞋袜，准备好一旦有人靠近就马上飞奔。
我们之所以逃得这么快，是因为还不确定我们的摸球行为是否合法。伊格和我就此事讨论过无数次，每次他都激烈地坚持我们这么做完全合法——理由是球就在那里，迟钝的看守们却发现不了——但他也赞成不去以身试法，而是私下里避人耳目地完成交易。我敢肯定车子停下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我们被发现了，审判之手终于伸到了我们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