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空气清新，床单在阳台上飘动。
遥远的雅典城中，卡捷琳娜的妈妈也在晾晒。在金碧辉煌的雅典歌剧院里，她把一件湿漉漉的上衣展开，搭在一个包厢上。
难民被安置在首都城内的学校、剧院、教堂以及一切能够找到空间供人存放财物、睡觉的地方。
歌剧院是新近打开大门容纳难民的。夜里，人们成排地睡在坚硬、倾斜的舞台上，或是躺在咯吱作响的丝绒座位上。大一点的家庭能够分到一间令人羡慕的“大回环”包厢作为临时的家，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包厢里还铺着地毯。
这座曾经典雅华丽的建筑如今仿佛是一个垃圾场，充斥着下水道般的恶臭。这里没有自来水，偶尔还有人尝试生火做饭，在各种令人厌恶不堪的味道中添上丝绒烧焦的气味。
泽尼亚和她的婴孩被安置在前排座位区的某处，周围都是带着孩子的母亲，有一些是她在士麦那的老邻居。自逃离家乡后，她们就一直想办法待在一起。这些女人安抚着丢失了女儿的泽尼亚，宽慰她说她们一定能重聚，并承诺尽全力帮助她。但她发现自己很难忘记一个事实：正是这些人在她发现与卡捷琳娜走散时阻止她下船。她直到今天都在怨念，当时为什么会听了她们的话。她发现自己一直耿耿于怀，一直痛苦难言。
但几个月来，泽尼亚了解了她们为什么那么怕她弄翻那条船。她们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而是在设法保住士麦那一座教堂的纪念物和几座圣像，而且，还在那时候，她们就已经在计划用老教堂的物品建一座新教堂。她们过去的生命里这些不可取代的残留物就躺在那艘船的底部，她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驱走她可能带来的威胁。就因为这个原因，她们挡在了她和卡捷琳娜之间。
泽尼亚竭力把这些念头赶出脑海。她为过世的丈夫和失踪的女儿而悲痛欲绝。每天她都会离开喧嚣肮脏的歌剧院去一趟附近的教堂。当她亲吻她和圣母像之间的那块玻璃时，她会好奇这里有多少唇印是她的。每一天她都来祈求同一样东西：知情。她在哀悼，但她爱的人生死未卜。
卡捷琳娜逃脱了土耳其骑兵的复仇了吗？泽尼亚只求知道“是”或“不是”。关于集体强奸和屠杀的传言早就纷纷扬扬地传出了士麦那。她所求的，只不过是知道她的孩子究竟是生是死——无论结果会让她有多痛苦。
据说在歌剧院里暂居的人将搬进新的定居所，这让大家很兴奋。泽尼亚幻想着会有壁炉、户外厕所、桌子和椅子，婴儿睡在摇篮里，卡捷琳娜睡在长沙发上。仿佛是锦上添花，前排座位区的一个邻居说，有人能帮她联系她的女儿。
“他们可能会找到她在哪里，帮你送一封信给她。你何不写一封信试试？反正不会有什么坏处，对不对？”
第二天，她来到难民安置委员会的办公室。
“我女儿太小了，她还不识字，”她向桌子那侧坐着的女人解释道，“但也许某个地方的什么人可能会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在哪里……”
“是的，”那女人用浓重的法国口音重复道，“也许某个地方的什么人可能会知道……”
她漠然地看看那封信，把它扔进桌上的一堆信件中。
“卡捷琳娜·萨拉福格罗，”信封上写着，“以前住在士麦那。”
泽尼亚并没抱多大希望，它就像是一支无望地射入黑暗的箭。可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选择呢？
* * *
[6]土耳其东北部港口城市。
12
卡捷琳娜一连几年都不断勤奋地写信，可从未收到回音。但她并没有死心。这倒不失为练习写字的好办法。尽管她不再那么不顾一切地寻找妈妈，但每隔几个月她的写作能力就会得到一次提高。这种单向的书信记录下了她都在做些什么、每天如何度过，它们成了一个快乐孩子的日记。
每封信都由尤金妮娅带到难民安置委员会的办公室去，让他们把信送去邮局。尤金妮娅注意到那个美国女人已经离开了，工作人员开始减少，难民的生活不再那么水深火热。尽管不少人还住在营地里，但大多数都搬进了北边新建的村庄。救济处的食物发放点仍然开放，但多数人都能自食其力了——分拣烟叶或葡萄干，编织或裁缝。有一技之长的人总算有了工作。
奥尔加借钱给尤金妮娅买了织布机。尤金妮娅织布的小房子里总是充满梭子来来回回的有节奏的声音。
“我不要你还我钱，”奥尔加对她说，“等我家的房子盖好可以搬进去住的时候，你给我织一些东西就行了。”
尤金妮娅粲然微笑。她织布挣的钱刚够家用，所以这份善意太值得感激了。那座府邸正在成形，但距离她的“任务”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卡捷琳娜喜欢看着那些毯子变大，孪生姐妹却没那么感兴趣。织布只会让她们想起先前的家。咔嗒咔嗒的声音与妈妈脚边一束束成堆的毛线把她们带回了那个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地方，她们现在无法确定那些模糊的记忆到底是苦涩的还是甜蜜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逃离那一刻前不久她们的妈妈还在织布。
尤金妮娅没有同意卡捷琳娜想玩织布机的请求。要织出好毯子必须稳稳当当，手稍一疏忽都会让毯子贬值。于是，卡捷琳娜坐在她身边，安心地做着刺绣，那是刺绣好手莫雷诺太太教她的。
莫雷诺太太不是每天都去莫雷诺工厂，有时会在家做一些缝纫活，为厂里制作的衣服做收尾工作。她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所以，能够把自己最喜爱的女红传授给卡捷琳娜简直让她激动不已。她还鼓励卡捷琳娜用彩色的丝线绣，就像她自己在九岁的时候做的那样。几个月后，卡捷琳娜那纤巧的手指和敏锐的眼光完成的作品，比莫雷诺太太的还要精美。
伊里尼街上的各个家庭更加亲密了，各家各户都习惯敞着门，冬天挂一块厚厚的帘子保温，夏天换成轻薄的帘子，让海风吹到屋子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随意出入各家。孩子们成天都泡在一起。妈妈们发现，家里要么有六个孩子，要么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朋友了，更像是兄弟姐妹。
这是一条忙碌的街道，只有奥尔加有时候会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她在等着回建好的新家，但一点儿也不着急。每周她都会被带回那座房子定油漆的颜色。过去这一年，她一直都在指点商人如何装饰她的新家。漆工、窗帘商、家具商和毯子商依次来到那座海滨屋。他们在签订合同和确认订单的时候，总会收获一份惊讶。
“不着急。”奥尔加会这样说，然后甜甜地对他们微笑。
据这些商人所知，塞萨洛尼基上流社会的每个人都恨不得马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样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地方，有钱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急迫。可这个女人竟指示他们要慢悠悠地干活，这让他们困惑不已，出门的时候还在挠脑袋。
科姆尼诺斯的仓库门庭若市，生意呈几何级数地增长。科姆尼诺斯现在着急住进新家了。距离大火已经有十年了，尽管目前他与奥尔加和迪米特里的相处模式非常适合他，他可以将全副精力放在生意上，只是他现在需要一个住着自己家人的壮观的宅邸，以彰显身份。
迪米特里去过几次新房子。对他来说，那里简直大得吓人。那些宽大无比的房间比他们的教室还要大，高高的穹顶总让他想起教堂，里面又好像太冷且亮堂得刺眼，有一种说不清的怪异。
他对帕夫林娜讲起这一点的时候，只是说：“那里闻起来是白色的。”
她竭力想要激发他对那里的热情，不过是徒劳而已。
“你会有一个更大的卧室，”她对他说，“我可以在新厨房里给你做好吃的！”
一想到要搬进那座大房子，迪米特里就感到恐惧。他知道生活将会发生大大的改变。这么多年来，他每天都能见到伊莱亚斯、艾萨克、卡捷琳娜和那对孪生姐妹，要是搬去那里，就再也不能跟他们玩游戏了。
他的父亲还告诉他，他要去一所国际学校上学，他将在那里学习法语，也会结交新的朋友。可这些没有一样能够让他高兴。他喜欢现在的朋友，不想学那个陌生国家的语言。
奥尔加也一样无意回到海边、重新过那种孤寂的生活。她害怕独处，害怕孤单，她会想念这些给过她启发的人——她们说，失去、分别和艰难困苦的临头能够让人变得坚强而不是软弱。帕夫林娜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尤其会想念女人间传来传去的无伤大雅的闲话。
但离开的这天终究还是到来了。尽管步行过去不到二十分钟，大家却依依不舍得仿佛他们要去另一个国度。门口来了一辆手推车，搬运他们这些年积攒的一箱箱物品。街道尽头，一辆闪亮的黑色轿车等候着他们。伊里尼街太狭窄了，它开不进来，但每个人都知道它潜伏在那里，等着把奥尔加送回她过去的生活，把迪米特里送进新的生活。迪米特里郑重其事地和朋友们握手道别，与伊莱亚斯紧紧地拥抱。说再见的时候，女人们毫不掩饰地流下了泪。
也许是最后一次，男孩允许妈妈牵着他的手一路走去，也从此离开了快乐的家。
虽然并不能确定卡捷琳娜是否活着，泽尼亚还是不停地给她写信。距离从士麦那逃出来已有四年多了，她们写给彼此的信件都躺在雅典郊区的一个分拣办公室里，没有投递。上万封，甚至上百万封同样没有得到投递的信堆在那里，失散的家人或是没有固定地址的人的数目可见一斑。
这里由一名一丝不苟得几乎走火入魔的邮政局长管理，他竭尽全力想要把这些信件送达目的地。此人五十五岁，未婚，和寡母一起生活，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外语学习。他看得懂法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和英文，还学会了好几种字母表以便辨识其他文字。这些知识都是在他出生的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就着烛光，从书本上自学的。他有一头蓬乱浓密的银发。有时候会有大学教授和政治家前来向他求教。但他只一心扑在工作上，只希望把信送到收信人手中，不作他想。新抵达希腊的人口数量之巨，流动性之大，给他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当实在容纳不下信件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拆开信，侵犯隐私。虽然这是最后的万般无奈之举。倘若这样做仍解决不了问题，他就不得不走出下一步——处理掉那封信。这无疑意味着一次彻底的失败，会令他夜不成寐。
这位邮政局长总是在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大箱子（每个箱子外都有一个地名）的巨大仓库中工作到深夜。他时常翻看那些最旧的信。一天，他回忆着仓库里的那些信，试图找出联系。
有些信是根据始发地或目的地来分类，还有些是根据写信人过去在小亚细亚的地址来分类。有时，他的脑子里会灵光一闪，准确地回忆起曾在哪里看到过的一封信可能会和另一个名字对上号。
卡捷琳娜的信封上是写着，“泽尼亚·萨拉福格罗，雅典”。邮政局长也注意到了那些写给“卡捷琳娜·萨拉福格罗，曾住在士麦那”的信。这两者有关联吗？完全有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姓氏并不罕见，但他还是从箱子里找出了那两批信，小心翼翼地打开后，注意到了它们的发信地址。
他看到写给卡捷琳娜的那些信发自雅典的某个区，该区居住的主要是来自士麦那的难民，因而被称为“新士麦那”。他又小心翼翼地撕开一封盖着塞萨洛尼基邮戳的信，看到了孩子写下的硕大却清晰可读的字母。顶部是地址“伊里尼街五号”，底部是签名“卡捷琳娜”。
有那么一刻，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并不能确定它们真的有关系，但就像凭借令人激动的灵感而追踪案情的侦探一般，他发现他的手掌开始出汗。值得一试。他把寄给卡捷琳娜的信交给一名塞萨洛尼基的同事，并指示说：“试一试这个地址。”
几周后，尤金妮娅听到有人敲门。
“我知道这个姓氏不是您的，”邮递员说，“可是……”他朝她递出一包东西，但没有松手，“您认识一个姓萨拉福格罗的人吗？”他问。
她看看上面的名字，点了点头。
“那么，这个人可就有得看了！”他欢快地说道，转身离开了。
那些用绳子捆在一起的信起码有三四十封。尤金妮娅仔细察看了一番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叹了口气。这些年来卡捷琳娜一直苦苦等待的正是它们。尤金妮娅曾鼓励卡捷琳娜要记住她真正的亲人，而如今当她手里拿着能让她们一家团聚的钥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爱这个小姑娘，有时会忘了她并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那些信于是被放到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在圣像旁，那里有一盏小小的长明灯。一连几天，没有人去碰它们。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尤金妮娅走进附近的圣尼古拉斯孤儿教堂。她为自己对信件的处理而感到内疚，备受折磨。她为自己找借口：这些信可能会让小姑娘难过。她向圣母像祈求指引。
回到家后她开始做晚餐，可那些信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抬头望了一眼，突然发现圣像旁那盏她约莫四年前点起的油灯第一次熄灭了。这是一个征兆。神一定是生气了，因为她私自扣下了那些信件。
大约一个小时后，姑娘们进屋了。她们放学要走好长的路，全都饥肠辘辘的。刚吃完饭，尤金妮娅就吩咐孪生姐妹上楼去。她竭力隐藏起自己的焦虑，对卡捷琳娜说有东西要给她。
“我收到了一些写给你的信，”她说，“我没有打开，因为是写给你的，但我想它们应该是你妈妈寄来的。”
“我妈妈！”卡捷琳娜喊了起来，“信在哪儿？在哪儿？”
尤金妮娅已经剪开了那根绳子，把信件按时间顺序整理了一遍。
“在这里。”她说着把那些信件放到桌上，堆成两摞。
卡捷琳娜盯着它们，突然害怕了。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它们是一个她已经不认识的女人寄来的，她已经想不起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就算面对面，她可能都认不出她来。
尤金妮娅开始为她念信，偶尔会在觉得有必要时跳过去一两行。尽管卡捷琳娜的阅读水平已经进步了不少，但阅读那上百页不规则的潦草字迹还是在她能力之外。
前十来封信的笔调轻松活泼，写的都是从士麦那去雅典的旅途中观察到的琐碎事。从信上看，她好像并不相信他们能抵达目的地，听她的语气好像她们是参加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很快就能和卡捷琳娜团聚。每页都不忘念叨她打算给卡捷琳娜做什么样的裙子，给小婴儿做什么样的软帽和围嘴，绣上什么样的花纹。
她描述了她和阿尔特米斯抵达雅典后的遭遇。那些遭遇和卡捷琳娜跟着尤金妮娅的经历只有一点一样：人道主义组织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没有他们，”泽尼亚写道，“就没有人能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