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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擦黑时，住在欣乐2区93号楼里一位姓王的老阿姨，在杜英雄的耐心启发下，想起李芳遇害当天，早上9点半左右，自己曾经与一个男人讲过话。当时她刚散步回来，便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声称自己是煤气公司的，受公司委派，免费上门为居民检修管线设备和更换煤气管。那时王阿姨老伴也在家，她随口问了句老伴家里需不需要更换，等回头决定要换时，门外已经没人了。老两口觉得可能遇到骗子，就没怎么在意，先前办案人员盘问时也忘了提及。
“4·23”案首个现场所处单元楼为90号楼，与王阿姨家仅间隔两栋楼，对话又发生在案发一小时之前，那个听到王阿姨并非独自在家而悄然消失的煤气检修工十分可疑，连张世杰也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凶手——当日他未在王阿姨身上得手，在路上又将刚跳完广场舞正欲回家的李芳锁定为目标，之后通过尾随，搞清楚住所，利用同样的借口，诱使她打开房门，发现家中并无他人后痛下杀手。另外，王阿姨当日遛弯时，也穿着一双肉色长筒丝袜，这就让上面的推测看似更加可信了。
至此，“4·23”案凶手选择目标的方式以及入室手段基本清楚，遗憾的是，王阿姨当日只是隔着自家门上的猫眼大致看到敲门者是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无法进一步描述出具体相貌。当然，没人会相信那个男人的身份真的是煤气检修工。
看过犯罪现场，韩印觉得是时候与耿昊谈谈了，便让杜英雄打电话约下时间，耿昊那边倒很爽快，说半小时后在一家咖啡厅见。张世杰开车将两人送到约定地点，不过他懒得应酬耿昊，便先回队里去了。这也正中韩印下怀，若他在场，估计有些话耿昊也不太好说。
二人走进店里，在招待员引导下找了个幽静的座位，不多时耿昊也到了，彼此寒暄几句，一人点了杯咖啡，便开始切入正题。
“让你出来目的很简单，想听听你对‘3·19’案有什么看法。”韩印眼睛看着耿昊，温和地问。
“关于那个案子，我想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书里了。”耿昊低头用左手慢悠悠地搅着咖啡说。
“抱歉，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拜读大作，不过大概意思我听他们提过，你怎么会认定凶手另有其人呢？”韩印顺势问道。
“这才是你们约我的重点吧。”耿昊停止搅拌动作，抬头哼了下鼻子，端起咖啡放到嘴边轻呷一口，说道，“从我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3·19’案的最大亮点其实是杀人者于作国。他先天患病，家庭生活不幸，在穷困和病痛折磨中长大，青春期难以压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蜕变成一名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后来他主动投案自首，却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人生变化，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过网络上和报纸上关于他的一系列背景调查后，特别急于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人生。我去了他在欣乐社区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亲于得水早年抛下他们母子，不知去向，母亲在他出事时已身患绝症，没多久也离开人世。他在本地又没有别的亲属，我只好采访他住过的精神病院和他当年的代理律师，想尽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采访中意外从律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后来出现了，我于是通过律师要到电话联系上于得水，见面之后对于作国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缓口气，接着说：“于得水当年离开西州后混得不错，开了家建筑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他备感落寞，对亲生儿子便越发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听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儿子因杀人被收监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责，后悔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才让于作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他特别想见见儿子，不过由于警方在侦查期间规定嫌疑人只可以与律师见面，所以只能委托律师带话，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歉意，为显诚意，他还特别嘱咐律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儿子，但没想到父子俩终究还是没见上面。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于得水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于作国先是一阵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他其实并没有杀过任何人，于得水当时正在公司开重要会议，便没容他多解释，只是表示下午会带律师到医院，见面再详说，可就在那天的中午，于作国死了。”
耿昊的情绪愈显激动，说：“人家上午想翻供，中午就死了，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我曾与张世杰私下探讨过这个问题，可他始终端着一副不屑的样子，声称他们当时办案的程序和证据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从市局的熟人口中打听到，原来张世杰和‘3·19’案办案组负责人——已经退休的老局长，都是因为在侦办‘3·19’案时表现出色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你觉得于作国为什么要做替罪羊呢？”耐着性子听完耿昊冗长的讲述，杜英雄立马抢白道。
“也许是他太孤独了吧，又或许被人利用了，我终究不是你们这样的专家，这个问题实在说不好。”耿昊略显犹豫地说。
“你都说不清楚，还在书里乱写一通？”本就印象不好，又见耿昊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杜英雄有点搂不住火。
眼见他声音越来越高，韩印赶紧使个眼色，制止他再说下去，跟着打圆场问：“你有于得水的联系方式吗？”
“有，等一下……”耿昊当然不甘被呛，狠狠瞪了杜英雄一眼，才打开随身带的皮夹，“喏，这是他的名片。”
与耿昊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杜英雄仍气愤难平，坐在出租车里一个劲数落耿昊不是东西，韩印此时也懒得管他，扭头看窗外徐徐闪过的夜色，默默在脑袋里拼凑纷乱的案件枝节。这种动作对他来说就好像是玩拼图，只有把各个拼片放到对的位置，才能显现出图画的本来模样。当然，首先拼片数目得完整，韩印手里现在就少一块，因此他需要向张世杰讨要。
张世杰办公室半敞着门，像是算准他们会来而故意留的，但韩印还是礼貌地敲了两下才和杜英雄走进去。见到二人，张世杰放下手中的文件，指指身前办公桌上两个扣着盖子的饭盒，关切地招呼道：“忙到这会儿，饭还没得空吃吧？食堂晚上蒸包子，特意给你俩留的。”
“太好了，早就饿了！”杜英雄一屁股坐到张世杰对面，掀开饭盒，顾不上拿筷子，伸手抓了一个大包子就塞到嘴里，边嚼边说，“还是热乎的呢，对了，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呵呵，你们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张世杰卖关子似的笑笑，又特意与刚刚落座的韩印对了下眼，其实两人心里都有数，虽然相关信息在案件卷宗中都有记载，但有些东西还是面对面讲清楚为好。他起身倒了两杯水放到二人身前，再坐回椅子上，语重心长地接着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实质上最感兴趣的不是眼下的案子，而是‘3·19’案嫌疑人于作国，对于这个主动投案的嫌疑人，局里做过全面而又深入的背景调查。于作国年幼时个性还好，机灵懂事，智商方面甚至表现出比同年龄段孩子要高出一些的苗头，起初上学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随着癫痫病不时当众发作，他逐渐被同学们视为另类，与老师和同学之间互动少得可怜。后来又因家境困难，无法持续得到医治，他的认知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后期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个性便逐渐趋于孤僻自闭。浑浑噩噩升到初中后，学习越来越难跟上，性格方面受青春期叛逆情绪影响，开始出现暴力反社会倾向，严重到在课间把自己的教科书用打火机点燃，差点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因此被学校劝退，草草结束学生生涯。
“辍学后，由于母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于作国便如脱缰野马般整天在社区里东游西荡，以拾废品变卖挣取零用钱，然后去网吧挥霍。而不知道是不是受网络淫秽图片影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那一时期他开始疯狂迷恋女性丝袜，尤其是被女性穿过的。后来我们搜查他家时，在他床底下发现200多双丝袜，其中大多是捡来的，也有从别人家阳台上的晾衣架上偷拽下来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入室盗窃而得。据他交代，他从网络上查到撬门开锁的方法，在地摊上购买相关工具做成简易开锁器，撬开一家房门只需两三分钟，并且普通人难以察觉门锁被动过。加之入室后从不乱翻乱动，只以丝袜为目标，所以若不是他主动交代曾有过多次入室盗窃活动，被盗住户根本不会发觉家里进贼了。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得知，其实有些受害人是有所察觉的，但碍于丢的是丝袜之类的女性贴身物品，羞于启齿便未报案。
“于作国到案后供述了一系列作案情节，基本与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确指出所有犯罪现场地址，也能大致说出作案时间，尤其他交代了一个隐蔽性证据，连我们办案组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说在第二次作案时，曾不小心碰到床头桌，他记得有支口红掉到地上，被他随意一脚踢到床头桌下面。结果去痕检科核对，还真有这么一支口红。”
“当年社会舆论和媒体对案子关注得多吗？”韩印插话问。
张世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那还用说，那案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发生过的性质最为恶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后，很快便成为街头巷尾老百姓的热门话题，尤其在案发区域的欣乐社区，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媒体更别提了，那段时间差不多都是头版头条，尤其在全媒体经济时代，某些纸媒和网络媒体为生存和扩大影响，根本顾不上什么原则问题，也不听招呼，就跟疯了似的，穷尽各种手段从被害人家属口中甚至是局里的熟人关系中挖掘内幕，还给凶手封了个‘丝袜杀手’的绰号。还有，那时虽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网民利用博客和论坛对案件的议论也很热烈。可以说案子的瞩目度和透明度确实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里的办案压力。”张世杰顿了下，饶有意味地看了韩印一眼，接着说：“我懂你问话的意思，其实局里也担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审都全程录像，还邀请专家做过测谎，结果没发现他有说谎迹象，关键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社会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顶罪’动机。”
“您介绍得很具体，但这些还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杜英雄也卖了个关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志别沉不住气，我是觉得应该尽可能把我掌握的东西多跟你们说说，希望能有利于你们从专业角度做出更客观的判断。”张世杰抬手点点杜英雄，玩笑一句，接着说，“于作国投案后，由于癫痫病发作过于频繁，看守所方面担心发生意外，所以在侦查取证期间暂时将他收监到市局定点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个意外。事发当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期间他去了趟厕所，结果突然发病跌倒，后脑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虽救治及时，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意外发生后，局里做过慎重调查，当时在厕所里还有两名医生，两人描述的意外经过与技术勘查结论相吻合，从厕所外面的监控录像看，两人是先于于作国进入厕所的，且除了医患关系外，日常与于作国没有任何其他接触和利益关系，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谋划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于他父亲于得水的质疑，局里也认真考虑过，经查，于作国当天上午确实曾借有病人发狂引起医院混乱之际，溜到医生办公室给于得水打过一个电话，但所谓‘翻供’只是于得水一面之词；再者说，于作国本身思维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即使真说过他没杀过任何人的话，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是事实。更何况人又死了，调查根本无法展开，所以绝不存在‘舞弊’和‘阴谋论’的问题！”
说着说着，张世杰突然摆出一副严肃表情，郑重其事地说道：“卷宗你们也看过了，到最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结案，所以我必须严正声明一下：社会上的舆论、老百姓之间的传言，包括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其实是对整个案件的认知存在根本性误区，他们的意识里都认为于作国就是凶手，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畏罪自杀，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终结。但事实上，我们警方从未正式对外宣布认定于作国系‘3·19’系列强奸杀人案之凶手。原因咱们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证据方面只支持于作国到过后两起案件的现场，其余的什么也证明不了。还有他说作案时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区里的化粪池中，我们也一直未打捞到。也就是说，直到他意外死亡时，调查取证工作也仍在继续，当然最后是无疾而终，所以理论上说，这个案子至今都还悬着。”
“既然你们都清楚外界传言有误，为什么不澄清？”杜英雄不解地问。
张世杰微微撇了下嘴角，皱着眉沉吟一会儿，说：“虽然整体证据不足，但于作国大部分问题交代得还是蛮清楚的，除非是案件当事人，否则很难做到。另外，说来也不算什么证据，自于作国投案，至他意外死亡，调查取证长达近10个月，而在那段时间里相似的案件确实没再发生，甚至直到本年之前也未再出现，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说句实在话，局里大部分人，也包括我，早已心照不宣地在心里默认于作国可能就是‘3·19’案的凶手，所以对外界的传言采取不认同也不否认的态度。”
第七章 雨夜断案
吃饱喝足，与张队谈话过后，韩印和杜英雄回到小会议室。此时两名女将正在里面翻看卷宗，四人便将各自掌握的信息互相通通气，接着韩印让他们三人先回去休息，打算连夜将错综复杂的前后案件关系梳理清楚，不过大家都提出要留下来，韩印也没多坚持，也许集思广益更能碰撞出些火花来。
目前看来，无论是耿昊的质疑，还是张队的释疑，都是只代表他们各自立场的片面之词。韩印让艾小美把审讯录像找出来放一下，大家一道来听听于作国本人是怎么说的。
很快，会议室中的投影幕布上，显示出于作国首次被提审的画面……
“杀人总共有几次？”审讯人问。
“三次。”于作国答。
“时间、地点？”审讯人问。
“3月19号，欣乐2区85号楼3单元401；4月25号……”于作国答。
“是这三个人吗？”审讯人依次摆出被害人的现场存证照。
“对。”于作国低头扫了一眼，很快确认道。
“之前认识她们吗？”审讯人问。
“不认识。”于作国答。
“她们不认识你，干吗让你进屋？”审讯人问。
“我一般先敲门，如果没人应，就撬开锁进去偷点东西。要是家里有人应门，就借口说是高价收废品的。”于作国答。
“都偷过什么？”审讯人问。
“丝……丝袜。”于作国略带磕巴地说。
“只是丝袜？”审讯人问。
“对，我喜欢……喜欢收集女人穿过的丝袜。”于作国继续支吾地说。
“偷过多少次？”审讯人问。
“那太多了，记不清！”于作国答。
“慢慢想，时间、地点，能想起多少说多少。”审讯人说。
“好吧，时间比较近的是今年五一长假那回，就在我家对门，听说他们全家到外地旅游了，我就撬门进去偷了他家女人的丝袜；再往前还有3月初，好像是5区有家2楼……”于作国答。
“既然只是为了偷丝袜，怎么又想要杀人了？”审讯人问。
“她们三个那时都穿着长丝袜，我挺冲动的，想跟她们买，她们不肯，大脑一发热就强奸了她们，完事怕露馅又把她们勒死了！”于作国答。
“详细说说过程。”审讯人说。
“都差不多，先把她们打得鼻青脸肿，晕乎了，扒光衣服就‘干’了，完事用丝袜勒死她们，再打上一个好看的蝴蝶结。”于作国答。
“你确定她们当时都穿了丝袜，都是被你用丝袜勒死的？”审讯人问。
“当然，噢，有个是用睡衣腰带勒的。”于作国答。
“哪个？”
“第……第一个吧。”于作国答。
“你看清楚了，这个脚上没有丝袜。”审讯人指指首个被害人的现场照片说。
“哦……她的丝袜被我带走了。”于作国迟疑着答道。
“弄哪儿去了？”审讯人问。
“那个……烧了，第一次杀人，过后挺害怕的，没敢留着。”于作国放慢语速答。
“为什么后面两个人的丝袜你没拿？”审讯人问。
“我觉得丝袜绑到她们脖子上更刺激。”于作国这次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要把睡衣腰带和丝袜系成蝴蝶结的样子？”审讯人问。
“好看啊，丝袜那样系着，感觉她们像是为我准备的礼物。”于作国答。
“你怎么会系蝴蝶结的？”审讯人问。
“没事在网上看到的。”于作国答。
“为什么第三次杀人是直接撬门进去的？”审讯人问。
“我先敲了，可能她在上厕所或者睡午觉没听见，我以为家里没人就撬了锁，结果进去才发现有人。”于作国答。
“前两次实施强奸之后，你怎么清理的？”审讯人问。
“就把那玩意儿射到报纸上，带走了。”于作国答。
“为什么最后一次留下精液和指纹了？”审讯人问。
“那天我特别兴奋，到最后又犯病了，醒过来整个人有点断片，稀里糊涂就跑了。”于作国答。
“怎么想要来自首的？”审讯人问。
“听说你们警察要对我们小区里的男的挨个验指纹和D什么A的，我估计这回是躲不掉了，干脆就爷们儿点，认了！”于作国答。
……
观摩完整个审讯录像，又是接近午夜，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一阵急雨，清冷的空气从半敞着的窗缝中扑涌进来，室内的燥热感逐渐平息。韩印起身走到窗边，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色复古镜框，眼神空洞，望向无边雨夜，陷入默默的思索。
而围坐在会议桌边的另外三人，已开始热络地讨论。
杜英雄皱着眉头，咂巴下嘴说：“感觉有些问题于作国还是比较含糊，说不定还真被耿昊蒙对了！”
艾小美不以为然，接下话：“我觉得是他干的，生理证据和隐蔽性证据都有，作案方式、动机等等，交代得也都很清楚。”
“我倒是特意观察了，从微表情上确实看不出说谎迹象。”杜英雄紧着鼻子，不甘心地说。
“他有恋物癖，易于接受心理暗示，有偏执妄想的一面，会逐渐沉溺并绝对相信他幻想出来的东西，测谎对这种人作用不大。”伫立在窗边的韩印，背着身插话道。
“恋丝袜是他的原罪，这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入室盗窃，还是强奸杀人，都源于他对丝袜的过度迷恋。看刚刚的审讯录像，提到丝袜时他眼神中的亢奋和欲望是显而易见的。”顾菲菲顺着韩印的话说，紧接着提出一个器质性方面的观点，“这属于性欲倒错，可能跟他长期缺乏正常恋爱关系有关；或者说丝袜具有特定的指向作用，代表某个幻想对象；当然肯定也有青春期性压抑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觉得癫痫病的反复发作，长期服用副作用很大的抗癫痫药物，可能会导致他患上‘慢性精神障碍’，这也是他人格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会吧，说话挺顺畅的啊，”杜英雄强调说，“思维和反应都不错，实施作案也有一定反侦查动作，哪儿像是有精神病的人？”
顾菲菲笑笑，解释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癫痫病慢性精神障碍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如咱们常见的慢性精神分裂；另一种，就属于在性格方面或者说是人格发生了改变。区别就在于，后一种症状者具备正常的智力水平，也具备谋划犯罪和逃避追查的能力，但因患病会出现易怒、敏感、妄想、暴躁、凶残等行为特征。”
“话说回来，咱们是不是可以用‘恋物癖’的行为特征，来鉴别前后案件凶手是否同一呢？”艾小美思索了一下说。
“有一定可行性，但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韩印转过身回到桌边，似乎心中已有了某种答案，拿起桌上于作国的归档照擎在手上说，“像他这种人，对丝袜的畸形迷恋和敏感程度要远远超出常人想象，或许只是听到别人提起‘丝袜’这两个字，他心中都会荡起一片涟漪，可想而知，当诸多媒体以及街坊四邻总是在谈论所谓‘丝袜杀手’的话题时，会激起他怎样的兴趣和关注。他一定会用尽所能去打探丝袜杀手作案的每一个细节，加之他平日就在整个社区中走街串巷捡拾废品，对地理位置的熟悉程度自不必说，他能对案情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便不足为奇。”
“这么说，你倾向于作国是顶罪的？”顾菲菲从韩印上次插话便品出点话里的意味，所以此时并未显出多少意外，“难道他只是作为一个盗窃分子，碰巧闯入第三起凶案现场的？”
“可能性很大。”韩印点点头，习惯性抬手推了下镜框，试着还原当时的情境说，“我相信于作国起初是以盗窃为目的，不过撬开门后发现女主人被杀，那可能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近女性裸体，加之系在脖颈上的丝袜对他有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便无法自控，当场做出自慰举动。”
“对嘛，我就觉得这小子说话太有条理了，反而不正常！”似乎被韩印激发出灵感，杜英雄稍微寻思一下说，“杀人那几起，案发地点供述极其精准，语言组织又过于正式，不是正常人说话的方式，显得特别刻意。相比较，在供述盗窃案时，才更像是他真实的说话状态。我觉得韩老师说得对，于作国应该只是对案子有特别的关注而已。”
“这确是一个反常点。另外，于作国说他投案前最近一次实施盗窃，是在案发当年的五一长假期间，也就是说之前他已经有过两次强奸杀人的经历，那么盗窃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退化表现，不符合畸变心理发展的特质。”韩印接着杜英雄的话说，“如果于作国真的从一名恋物癖者升级为连环杀手，表明他的畸变心理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深的阶段，收集乃至偷盗丝袜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需要不断体验和挑战更高层次的快感，即使出现退化也绝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可为什么于作国的供述相对于案情来说基本都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呢？尤其还能给出隐蔽性证据，他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艾小美拧着眉头问。
“这就是‘3·19’案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地方，也是整个事件的荒诞之处。”韩印抿嘴笑笑，心里明白这小丫头是想说他的论证还不够充分，便补充说，“于作国其实未必有多高明，供述之所以未出大的破绽，是因为他以恋物癖者的思维逻辑揣测真凶的行为，恰巧与案情呈现出的畸形特征有一定吻合度，正如演员塑造角色，如果有了相应的生活，他的表演自然会真实生动。尤其于作国把自己代入案件，把幻想与真实、谎言与真相生动融合，并对此深信不疑，便更加让人难以分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病，叫作‘犯罪性精神错乱’。”
“我明白了，”杜英雄展开韩印的话题，“于作国交代盗窃手法和过程时，显然说的是真话；犯罪现场有他的唾液，也表明‘因兴奋过度导致旧病复发’所言属实。那么利用这两个真实的点，他很好地解释了第三起案子与前两起案子呈现出不同案情特征的因由，比如前两起案子为什么没有撬锁痕迹，以及为什么只有第三起案子留下指纹和精液。至于为什么首起作案没有出现丝袜因素，以及整个系列案件的作案动机，他都是以一个恋丝袜者的行为方式，给出了想当然的口供。现实中这些人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丝袜做纪念就不必说了，也确实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会向陪酒女或者性工作者索要乃至购买丝袜，被拒的经历应该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