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咖啡屋坐落在离工厂五十码远的地方。利朋若无其事地走进去，选了一张靠窗的大理石桌子，坐了下来。从这里看去，办公室和工厂的入口一目了然。他要了一杯酒，抽出口袋里的报纸，身体往椅子上一靠，就开始看报了。但他表面上是在看报纸，实际上眼睛从没离开过那个入口。一有人经过，他就把报纸举起。在他悠闲地品着酒的同时，时间也一点点地过去了。
在工厂出入的人形色各异。一小时后，他已喝了两杯酒，也终于看到了他要等的人。办公室的门开了，波瓦拉推门走了出来，走上了去市中心的马路，这个方向正好和利朋所在位置相反。
过了大约五分钟，利朋将报纸慢慢收起来，掐灭了烟，从咖啡店走了出来，往办公室去了。进去后，他递上私人名片，说有事要找波瓦拉。
一位职员说：“真不巧，他才刚出去。你没有看到他吗？”
“没看到，也许是我没留意。如果他的秘书还在，我跟他谈谈也行。”
“我想可能还没走。稍等，我去看一下。”
不一会儿这位职员就出来了，告诉他秘书杜夫瑞还在，并把利朋带进了办公室。
秘书是位中年男子，利朋跟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和波瓦拉先生面谈一下。实际上，我有一些关于他个人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但我没时间等波瓦拉回来。也许你能给我答案。顺便说一声，我是警察。”递上工作名片后，他接着说，“我正在查一个和波瓦拉先生有关的案件，要问的问题也是涉及到这个案子的。由于权力的限制，我不能把这案件的详情告诉你，请你谅解。以前波瓦拉曾去警察厅对案件做有关陈述，但当时遗漏了两个问题，原本我们以为那不重要，所以没有追问，但现在有必要查清。第一个就是周二时，他是什么时间离开办公室的。第二个是他什么时候从夏兰顿打电话回来说要去旅行的。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我只好在这里等着波瓦拉先生回来，请他当面告诉我。”
秘书没有应答。
利朋知道他在思考着要如何应对。于是接着说：“看来你不是很方便，算了，不要勉强了，我可以坐在这里等他。”
后面这句话起了作用。
秘书说：“别客气，如果不方便等还是不要等了。至少有一个问题我是可以回答的，不过另一个，我不敢肯定。波瓦拉从夏兰顿打来电话时，正好我在并接了电话，时间下午在两点四十五分左右。他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我不能确定。九点时他还在，要我拟一封答复函的草稿，那封信非常麻烦，要求又严格，他要的还很急。我仔细核对了每个数字，花了半个小时拟稿。九点半时，信写好了，可是我送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这是周二发生的事吗？”
“是啊，是周二。”
“他是在周五早上回来的吗？”
“对。”
“谢谢，因为你的回答，我省下了不少的时间。”从办公室出来后，利朋步行往地铁站去了，他打算直接去市中心。但是调查进展顺利，使他心情很好。他又决定先不去市中心了，到奥玛大道的波瓦拉家去一趟。
到了之后，是管家开的门，他问候道：“弗兰索先生！又要打扰你了。不过这次两三分钟就可以，你有时间吗？”
“别客气，请进！”
管家带他来到小客厅，利朋拿出自己的烟来递给他。管家接过他的烟，利朋问道：“你觉得这烟怎么样，喜欢吗？有人嫌它呛，可是我非常喜欢。好了，言归正传，你上周二去火车站给波瓦拉送包时，有没有发现被人跟踪了？”
“有人跟踪？不，我没发现。”
“那人就在左边的行李寄存处，是一个高个男子，他身穿鼠灰色的衣服，留着红色的胡须，你看到这个人了吗？”
“没有，我没看到那样一个男子。”
“你几点存的包？”
“三点三十分左右。”
利朋稍微沉思了一下：“有可能是我记错了，这是周二的事吧？”
“对，是周二。”
“波瓦拉先生是在两点左右打来电话的吧？我印象中他是说的两点。”
“应该还要晚些。实际上，准确地说，应是快三点了。真是难以置信，你居然连我送手提包的事都知道？”
“昨晚，波瓦拉先生我和谈话时说过。他说要去贝鲁基的决定很突然，所以让你给他送手提包去，放在左边的行李寄存处。”
“那红胡子男子呢，是怎么回事？”
利朋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要自圆其说，编个故事也不是难事。
于是他笑着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侦探。他正在那里侦查一宗案件，是关于装着贵重物品的手提包失窃案。我想也许你看到他了。波瓦拉回来时，他的手提包还在吧？没有东西被偷吧？”
管家也笑了，但笑得并不真诚，他好像知道了，利朋只是在开玩笑。
“没有，他带着包回来的。”
利朋心想，好了，玩笑就此打住！波瓦拉没有说谎，周二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他打给管家电话，吩咐他送手提包，这是真的，同样他也真的去取了手提包。现在还有他周日与周一的行踪，和周一晚上打开桶子的事没有确认。接着利朋说：“还有件事要麻烦你。我要写报告，请你帮我对日期进行核对。”然后他拿出记事本，“我说事件，你只要告诉我对不对就行了。三月二十七号，周六，举行晚宴。”
“对。”
“二十八号，周日，没发生什么事，波瓦拉在晚上时打开桶子。”
“不对。他是到了周一才打开桶子的。”
“周一。”利朋随即更改了本上的记录，“周一晚上，对吗？周日晚上，他虽然在家，但等到了周一晚上才把桶子打开，对吧？”
“对。”
“他到贝鲁基的时间是，周二去周四回的，是吗？”
“是的。”
“太感谢了。”然后他又跟管家聊了一会儿。利朋越是跟这位老人接触，就越是信赖他，尊敬他。这位管家诚实可信，为虎作伥的事是绝不会去做的。这一点利朋深信不疑。
上午，他可谓收获颇丰，可是到了下午就颗粒无收了。出了波瓦拉家，他又去了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还去了餐厅，人们都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但周二的事情，波瓦拉说得都不假。再把他周三和周四的行踪调查清楚了，波瓦拉就能解除嫌疑了。为了得到确证，他不得不去布里歇一趟了。他先打电话，预约了一张当晚的火车卧铺票，然后又给警察厅打电话报告。
第二天一早，利朋就已经身在布里歇了。吃了早餐，他坐车往马里鲁去了。他不知道哈努曼家在哪，就去邮局打听。最后，还是一家商店的人告诉他的：“哈努曼家在距离这里四里地远的鲁番街上。过了十字路口，马路右边有一片树林，里面耸立着一座红顶白墙的房子，很容易看出来的。不过，今天恐怕你要扑个空了。”
“我很想见见他。”利朋说，“如果他不在，能见到他太太也行。”
“可能也不在。两周前，确切地说，到今天才正好两周，他太太曾来到我店里，跟我说：‘这两三周我要出去旅行，你就不要送货了。’看来你来得不巧。”
利朋向他道了谢，然后按照他说的找律师去了。从律师口中，他得知哈努曼在一家大型的民营银行工作，身居要职。出来后，他雇了一辆车去鲁番街了。过了大约十五分钟后，他在一幢漂亮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一看就知道家里没人，没有一扇门窗是开着的，门上有把大锁，窗帘都拉上了，把里面捂得密不透风。利朋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顺着门旁的道路，找到了三间小房，看样子好像是给仆人住的。他就近敲响了第一间房子的门。
门里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探出头来，利朋问候道：“早上好。我从布鲁塞尔来，是专程来拜访哈努曼先生的，但他家的门锁了。请问他家有没有人看守，或者你能告诉我谁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我就是给他看家的，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出门前他跟我说，有信件的话，就往布鲁塞尔的麦奇耶银行转。”
“他出门多久了？”
“到今天为止，刚好两周。他说要在外面待三周，再过一周才会回来。”
“上周，我的一个朋友也来过，肯定也没见到他。你见过这个人吗？”利朋把波瓦拉的照片给她看。
“没见过。”
利朋还敲了其他两间房子，也没问到什么有用的，于是他就回布鲁塞尔去了。下午将近两点时，利朋来到麦奇耶银行，进入金碧辉煌的大门后，他出示了自己的名片，要求见经理。
过了一会儿，就有人给他带路，把他带到一位中年绅士面前。
简单地问候之后，利朋开门见山地说：“冒昧打扰你，是想向你请教些事情！哈努曼是贵公司的高级职员，请问他是安弗瑞特抽水机公司的波瓦拉的兄弟吗？今天早上，我特地去马里鲁拜访了哈努曼先生，但是他出门了。我们找他是有要事，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费尽周折非要见到他了。”
“哈努曼和波瓦拉是兄弟不假。虽然哈努曼跟我提起过波瓦拉，但我并不了解他，所以不知道他的事。不过，我可以把哈努曼现在落脚的地方告诉你，你自己问他。”
“太谢谢了！”
“他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贝奇饭店。”
利朋记录下来后，就道了谢从银行出来了。接下来他又走访了莫里剧院，正好售票处有人在。他问上周三的晚上上演的是不是贝利奥的《特洛伊人》，答案证实了波瓦拉说的没错，只不过预约记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断定他没来剧院，或许他来了但没有预约座位。
然后，利朋又去了马克饭店，波瓦拉说他是住这里的，他对职员说：“我和一位叫波瓦拉的先生约好在这里碰面，我想查一下他在哪个房间住。”
“波瓦拉先生？”职员似乎对这个人很陌生，他开始翻登记本，然后说：“这个人没在我们这里住过。”
利朋把照片给他看，说：“就是他，波瓦拉先生，从巴黎来的。”
“啊，这位先生啊，想起来了！他只是偶尔会来这里住。但是现在不在这儿。”
“难道是我记错日子了？”利朋一边查阅自己的记录本，一边说，“你的意思是，最近他都没来过吗？”
“不是。他上周在这住了一个晚上，这是最近的一次了。”
听他这么说，利朋好像非常不解，叫道：“这么说，今天我见不到他了！他哪天来这里住的？”
“稍等。”职员又在翻登记本了，“三月三十一号，周三晚上。”
“糟糕！看来是我记错了！”利朋感慨道，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有提到过我吗，我叫巴斯卡？”
职员摇摇头，给了他否定地回答。
利朋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那晚他一定是从巴黎直接来到这儿的。”他转过身来问道，“你还记得那晚他到这里的时间吗？”
“记得。那时很晚了，估计有十一点了吧。”
“那么晚才到！这样赶来会不会太仓促了？万一要是没有房间了，怎么办？”
“不会的，他预订了房间。黄昏时，我们接到了他从安葩绣大道餐厅打来的订房电话。”
“五点以前打的吧？五点时我还见过他。”
“不是，没那么早，我记得接到电话的时间是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
“真是不好意思，占用了你那么多时间。我给他留个言，你帮我交给他好吗？”
利朋真是个有天分的表演艺术家。他经常给自己设定角色，扮演自如，演技纯熟。波瓦拉的言行中，经过查证的都没有虚假的成分。接下来，利朋要重点突破的是还未被证实的地方，比如在夏兰顿吃午餐之前，他真的去维桑奴森林散过步吗？散步后有没有沿着塞纳河逆流而上？还有在巴士第他到底在哪家餐厅吃的饭？他真的去过他弟弟那儿吗？这些都还有待查证。
第二天，利朋去了警察厅，向休威厅长汇报了调查的情况。
☆证据确凿
班利平安渡过海峡，到达了福柯斯顿港，马上就回警察局去了。他在那儿遇到了船只出事时当班的警察，可他们说，根本就没看到长得像菲利克斯或波瓦拉夫人的人。班利每个人都问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看来要去格拉斯哥拜访一下高登先生了。于是，他到电信局给高登发了封电报：
格拉斯哥，苏霍吉大道，安贾斯巷327号高登先生：
明早十点冒昧拜访，请回复。
班利
接下来就该回伦敦了，他计划坐火车回去。
到现在为止，事情的进展还算一帆风顺。班利叫了一辆计程车，让司机载他到尤兹顿车站。十一点五十分，他坐上了向伦敦进发的火车，因为是夜行火车，在车上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下车后他先去仙度拉饭店洗掉了一路的风尘，又去吃了早餐，很快就变得精神抖擞了。然后就如约赶往安贾斯巷了。到高登家门前时，正好是在十点钟。知道他要来，高登似乎已经等候多时了。
“早安！”班利很有礼貌地问侯道，“我是班利警官，在伦敦警察厅任职。突然来访很冒昧，请见谅！因为有一件案子需要你协助调查。”
高登身材很高，眼睛里放射着锐利的光芒，留着金色的胡须，他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我能帮到你什么呢？”
“如果方便，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很乐意回答。”
“请问最近你有没有去过巴黎？”
“去过。”
“是在康迪聂德饭店落脚的吗？”
“是的。”
“从那里离开回英国是哪一天？”
“三月二十八号，星期天。”
“你是怎么从饭店到火车站去的？”
“饭店有接送汽车，坐饭店的车去的。”
“高登先生，请问你对与你同乘一辆车的客人还有印象吗？”
这位茶叶商人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没有特别留意他们，所以无法给你提供什么信息。”
“我知道，那辆汽车上有三位绅士，你是其中一位。但我要问的是另一位，你跟他说过话，起码在汽车到了火车站时，他曾喊你下车。根据我的提示，请你回想一下当时的状况。”
“我有点儿印象了。同车的有两个男子，一个是个中年男子，稍微有点矮，有点儿胖，脸颊光洁，没有胡子；另一个则是个穿着讲究的青年，他皮肤很黑，留着胡须。看样子他们都是法国人。那个留着胡须的男子很健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于另一个嘛，就不怎么爱说话了。你要问的是不是那个留着胡须的男子？”
班利没说什么，只是取出照片给他看。
“没错，就是他。我印象很深。”
“他和你乘车的路线一直是相同的吗？”
“不是，他只到伦敦。我和他也只遇见过两次：在船上遇见一次，从克劳斯车站出来时是另一次。”
这也可以作为证据了。班利很庆幸自己没有拖延拜访高登的时间，然后他接着问：“他是独自一人旅行的吗？”
“就我看到的，好像是这样。从旅馆出来时，他就是一个人。”
“途中，你看到过他和其他人碰面吗？”
“在船上时，我看到过他与一位妇人聊天，但他们到底是陌生人之间的攀谈，还是一起旅行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不是到伦敦之前，他一直和妇人在一起？”
“应该不是。下车时，在月台上我又看见他一次，这次他正在和一名高个子男子说话。那是个高个子、黑皮肤、长相非常英俊的青年。”
“如果再见到他，你还认得吗？”
“我想没问题，对于他的脸我仔细观察过。”
“你能详细地描述一下他的模样吗？”
“他个子很高，差不多六英尺，体格像运动员一样健壮，穿着黑色西装，皮肤白皙，有胡子长在嘴的周围。如果刮掉胡子，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是法国人。这个青年应该是来接站的，要不然，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来火车站。”
“刚才你提到一位妇人，能不能描述一下她的模样？”
“那位妇人坐在他旁边，我没办法看清楚她的脸。”
“衣服呢？她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她穿着一件毛皮外套，是红褐色的，也说不定是件貂皮大衣。”
“戴帽子了吗？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
“没有。”
“那两人坐的地方，有很大的风吗？”
“那天海上风很大，在甲板上找不到舒服的地方坐。”
“那么大的风，如果她还戴着宽檐的帽子，肯定会很受罪吧？”
“也许！”高登口气冷淡，“要是这样，不用我说，你也该清楚吧？”
班利微微一笑，道：“这是警察的职业习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谢谢你，高登先生，你提供的信息很有用。”
“别客气。能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吗？”
“目前，更详细的情况我还无法告诉你。关于我跟你说的那位蓄着胡子的男士，他有杀害一名法国女子的嫌疑。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才来打扰你，希望你提供些线索。”
“是这样啊。不过我对结果倒是很好奇。”
“我们会让你知道的。因为这个男子在法庭上接受庭训时，你会作为重要证人出庭。”
“为了我们俩，我不希望这事再有任何进展。班利先生，再见，认识你很高兴。”
班利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格拉斯哥了，他要赶回伦敦。可以说，他很幸运，本来没什么希望了，可他还是获得了更有价值的信息。虽说他的调查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他所掌握的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以现在的情形来看，班利觉得菲利克斯真的很有可能就是凶手，高登的说法也加重了他的嫌疑。不难想象，他与波瓦拉夫人是结伴而行的。在巴黎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肯定是分头行动的，特别是在火车站，随时都可能遇到熟人。所以开始时他们各自行动，好像不认识彼此。等上了船，正赶上刮海风，没有太多的人在外面，他们就有机会说话了。到伦敦时，因为有人来接菲利克斯，所以他们还是像原来一样，各走各的。这样推理，也算说得过去。
火车上，班利警官点燃一支雪茄，面无表情地凝视望着车窗，眼睛似乎是在看外面转瞬即逝的景色。其实，他的思想都集中在手头的案件上了。顺着之前的推理他继续分析着，菲利克斯到达伦敦后，朋友来接他，但他不能让朋友看到夫人，所以和夫人约好了见面地点。和朋友分手后，他就去了那儿。本来他想回圣马罗山庄去，但说不定考虑到女仆请假了，回到家里无人照料，就决定去饭店。接着，警官的思路又集中在了他们可能投宿的饭店，该从哪一家开始调查呢。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菲利克斯就是凶手，那么行凶的最佳地点应该是在圣马罗山庄，饭店里耳目众多，不可能在那里。圣马罗山庄最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碰面地点。班利又开始想他是怎么实施谋杀的。菲利克斯杀了她，一定会把她装进桶子里。照理说，他家里一定会留下桶子的印痕，还有一些木屑。现在只是猜想，不管怎样，要想证实的话，还是要到那栋房子实地搜查一次。进行细致的搜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本着这个态度，班利决定对圣马罗山庄的搜查，由他亲自执行。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巡查组长凯文做助手，往圣马罗山庄去了。此时，菲利克斯还在医院，女仆也不在家，整幢房子空荡荡的。班利从钥匙串中拿出一把，打开了门。进屋之后，两人展开了严谨细致的搜查。这栋房子的所有房间，特别是马车房，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搜寻，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到了菲利克斯的梳洗间时，他们才发现点儿线索。菲利克斯的衣服挂在衣柜里，其中有一件蓝色西装，右侧口袋里斜插着一封信。看上去是随手插进去的，已经被揉成一团儿了。乍一看时，班利觉得这封信无关紧要，不能成为重要物证。可再次一读，他就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了。这是一封写在非常粗糙的纸上的信，看字迹和行文方式就知道，写信的人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应该是酒吧、饭店的女服务生或是店员之类的人。信的内容很突兀，上面也没什么标记，连地址都没写。只是写着：
我思念的菲利克斯先生启：
手里握着笔要给你写信时，我的心已经被思念填满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是不是生病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会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照顾你。没有你陪着，我觉得活着了无生趣。我想你会来找我的，所以昨天一整天我都殷切地盼着你来。从上周日开始，每天晚上我都望穿秋水，希望看到你的身影。但最终，你还是没有来。现在我的状况很糟糕，霍普金夫人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下周是最后期限，如果我还没有钱交房租，就把我赶出去。我反复地想，你已经厌倦我了，所以才在我面前消失。可是我就是不相信你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你一定是生病了或者去旅行了。请你赶快给我回信，或者来见见我。你不在，我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
你悲伤的艾美
看到这个幽怨的女子如泣如诉的告白，开始时，班利联想到菲利克斯这个人始乱终弃，不负责任，根本不值得信任。但稍微思考一下，就发现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说不定这封信就是这桩凶杀案的导火索。假设波瓦拉夫人看到了这封信，她才发现菲利克斯原来是这种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班利想着想着，脑海里便慢慢地出现了一幅场景：菲利克斯带着波瓦拉夫人回到家中，却让波瓦拉夫人无意间发现了那封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菲利克斯想要怎样平息这件事呢？也许他想无论如何要先抢回那封信，不让夫人有机会看信的内容，然后再安抚她。可是夫人不依不饶，于是争吵变得越来越激烈。两人争执的过程中非常混乱，以致他失去理智，错手将她掐死。这本不是菲利克斯的本意，所以他自己也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忘记这封信的存在了。
班利想来想去，觉得这个推理非常合乎逻辑。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这也只是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但以这封信为方向进行侦查，调查时也不会那么茫然了。不管怎样必须先把这个女人找出来，才能查清她和菲利克斯到底什么关系。他把这件证物夹在了笔记本里，继续搜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他们地毯式的搜索，进行到了书房。班利记得上次和菲利克斯就是在这里谈到深夜的。
“今天到此为止，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一早，班利就带着助理来到了书房。两人一刻都没耽误就趴在地毯上，开始了一丝不苟的搜查，不放过每一寸。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不过，班利很快就有又有了新发现。
书房有一道门通向隔壁的餐厅。看得出来，这道门使用频率不高。门上虽然有锁，但上面也有钥匙。书房里暗绿色的长绒窗帘盖住了门，将书房和餐厅隔开了。窗帘旁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背和扶手上都盖着半圆的皮革。为了不遗漏些什么，班利挪开椅子，把它放到了一边，准备仔细检查一下椅子脚处的压痕。这时一阵明晃晃的光闪进了他的眼睛，窗帘上有个东西在发光。他走到近前，才发现原来是一枚小小的金别针，上面还镶着一粒钻石。那枚别针似乎不是故意别在窗帘上的，所以插得不很深。轻轻一碰，它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