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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给你看寄给我的那只信封，你还能认出来吗？”
“也许吧。上面有他的笔迹。我认得他的笔迹。”
“如果我把你说的这些话写进一份宣誓书，你愿意在公证人面前签字确认吗？”
“为什么要我签字？证明那是他的笔吗？如果你想卖了它，我希望能优先从你手里买下。可以高出市场价买。”
“跟笔的事无关。我不会把笔卖了。包裹里有份文件也许会引发争议，我得尽可能证实文件是怎么到我手上的。作为万斯家族的传家宝，金笔也许能从侧面证实我的说法，但如果你能签一份宣誓书，那就更加有说服力了。”
“如果你想说服的是董事会的人，那恕不奉陪。我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牵扯，那些人都是禽兽。他们会为其中的一份遗产出卖自己的老妈。”
“福赛思女士，你不会比现在牵扯得更深。”
她终于走到另外一把椅子旁坐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艾达问，“我跟包裹的事情完全扯不上关系。”
“包裹里的文件是份手写的遗嘱，”博斯说，“遗嘱指定你为他的继承人之一。”
博斯观察着艾达的反应。艾达很吃惊。
“你是说我能拿到钱或别的什么吗？”她问。
“你能继承到一千万美元。”博斯说。
博斯发现，她意识到自己马上能跻身富豪之列后，眼睛眨了一阵子。艾达沉下脸，但博斯看见她的嘴唇颤抖，眼泪流了下来。博斯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她的这种反应。
“你以为会有更多？”他问道。
过了很久，她才抬头看着博斯，继续与他交谈。
“我什么都没指望，”她说，“我不是他的家人，只是个员工。”
“这周你去过万斯家吗？”博斯问。
“周一以后就没去过。就是他死后的第二天。他们告诉我不需要我这个秘书了。”
“周日万斯先生离世时你在场吗？”
“他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他说他要写几封信。他让我午饭以后去，我照办了。到那儿的时候我发现他倒在办公室里。”
“你可以在没有人护送的情况下直接进他的办公室吗？”
“是的，我不需要专人护送。”
“你叫救护车了吗？”
“没有，因为他明显已经死了。”
“他是在书桌旁死的吗？”
“是的，是在书桌旁死的。他身体往前瘫倒在桌子上，稍稍偏向一侧。看上去走得很快。”
“于是你叫了保安。”
“我打电话给斯隆先生。他来了以后，叫来受过医疗培训的当班保安。他们尝试急救，但没成功。万斯先生已经死了。斯隆先生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你知道斯隆为万斯干了多久吗？”
“很长时间。我想至少有二十五年了。我和他是在那儿干得最长的。”
她用博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纸巾擦了擦眼睛。
“我跟万斯先生碰面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说这个号码直接能找到他，”博斯说，“他说如果调查有进展，就让我打那个号码。你知道那个手机哪儿去了吗？”
艾达立刻摇了摇头。
“手机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她说。
“我打了这个号码几次，还留了几条口信，”博斯说，“斯隆先生用这个号码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万斯先生死后，你见斯隆从办公桌或办公室里其他地方拿走过什么吗？”
“没有，搬走尸体以后他让我看好办公室。我没看见你说的那个手机。”
博斯点了点头。
“你知道万斯先生雇我干什么吗？”博斯问，“他跟你说过吗？”
“没有，他没跟我说过，”她说，“这事没人知道。宅子里的人都很好奇，但他没跟任何人说过你是干什么来的。”
“他雇我去查他有没有继承人。你知道他是否找了人监视我？”
“为何要找人监视你？”
“我不太清楚。但他让你送交给我的遗嘱表明他知道我找到了他活着的后嗣，可我到宅子里造访之后就再没和他谈过。”
福赛思像不明白博斯在说什么似的眯起眼。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说，“你说你打过他给你的那个号码并留了口信。你告诉了他些什么？”
博斯没有回答艾达的问题。他记得他字斟句酌地留了言给惠特尼，说他找到了詹姆斯·奥尔德里奇，但惠特尼可能理解为博斯帮他找到继承人了。
他决定结束和福赛思的谈话。
“福赛思女士，”他说，“你可以找个律师在继承遗嘱一事上为你出面。遗嘱认证闹上法院可能会变得很复杂。你必须保护你自己。我和一个名叫米基·哈勒的律师共事。你要找律师的话可以联系他。”
“我没有认识的律师。”她说。
“可以找你的朋友或银行的人推荐，银行的从业人员可能常会和遗嘱认证律师打交道。”
“好，我会的。”
“你还没进行过认证宣誓。我今天会起草一份宣誓书，明天带来给你。你看这样行吗？”
“当然可以。”
博斯站起身。
“你发现有人监视你或这幢房子吗？”
“我见到过几辆以前没出现过的汽车，但不确定它们是不是在监视我。”
“能从后门出去吗？”
“那再好不过了。”
“好，我把手机号给你。遇到困难或有人找你提问的话，尽管打电话给我。”
“好的。”
博斯递给艾达一张名片，艾达把他带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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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从南帕萨迪纳到圣费尔南多非常便捷，经由山脚高速公路向西开，很快就能到。开车时，博斯打了个电话给哈勒，告诉他自己把DNA样本送到了塞莱斯实验室，而且已经和艾达·汤·福赛思谈过了。
“我刚离开加利福尼亚解码实验室，”哈勒说，“他们下周会给出结果。”
博斯意识到哈勒的车仍然是博伊德在开，这话是哈勒给博伊德设下的圈套。
“发现有人在监视你吗？”博斯问。
“还没，”哈勒说，“把和艾达交谈的情况告诉我。”
博斯复述了和艾达的谈话，说他待会儿会写份宣誓书，写完以后第二天会拿给艾达签字。
“你有合适的公证人吗？”博斯问。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也可以自己当公证人。”哈勒说。
说完再联系以后，博斯挂断了手机。四点不到，他就赶到了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博斯觉得这个时间侦查处应该没什么人了，但警监办公室虽然关着门，灯却仍然亮着。他把头靠在门框上，想知道特雷维里奥是不是在打电话，但没听到人声。他敲了下门，等了会儿，特雷维里奥突然打开门。
“哈里，有什么事吗？”
“我想告诉你今天我对多克韦勒提起了诉讼。每项罪名的刑期是二十年，如果所有罪名都成立，他总共要坐上六十年牢。”
“那太好了。检察官怎么说？”
“说证据很严密。检察官给了我一份预审前需要准备的材料列表，我想我这就要准备起来了。”
“很好，这么说案子已经分配检察官了吗？”
“是的，一开始就是丹特·科瓦利斯检察官接手。他从没失过手，是这个行业里最棒的。”
“太棒了，准备你的文件去吧，我过会儿就走。”
“贝拉怎么样了？你今天去过医院了吗？”
“我没去，但听说贝拉的状况不错。他们说明天会把她送回家，她因为能这么快回家非常高兴。”
“同塔琳和孩子在一起会对她有益的。”
“是啊！”
两人仍旧站在特雷维里奥的办公室门口，博斯感觉到警监还有话想说，却因为对以往的过节感到尴尬而难以开口。
“那我去写东西了。”
他转身往自己的办公桌走去。
“哈里，”特雷维里奥说，“能进来聊会儿吗？”
“当然可以。”博斯说。
特雷维里奥走进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面。他叫博斯坐下，博斯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是为了用公家电脑上机动车辆管理局网站查询的事情吗？”博斯问。
“当然不是，”特雷维里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他指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我正在做侦查处的人员安排表，”他说，“整个处都是我在负责。我们的巡警力量足够，但警探却有缺口。贝拉不在以后，侦查处的人手就更不足了。现在我们不知道她何时能够回来，甚至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
博斯点点头。
“在知道她的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得有人补缺，”特雷维里奥说，“于是我今天跟局长提了这个问题，他会去市议会提出临时拨款申请。我们想把你升职为全职警探，你觉得怎么样？”
博斯回答前思考了一会儿。他没想到局里会邀请他出任全职警探，更想不到邀约竟然是由一向和他不对付的特雷维里奥发出的。
“你是说我不再是预备警官了吗？你是说警察局会付给我全额工资了吗？”
“是的。三级标准工资。我知道你在洛杉矶警察局时的工资要高一些，但我们现在只能付这么多。”
“侦查处的案子都要我管吗？”
“现在你主要准备多克韦勒的案子，我们也不想让你放掉手里正在处理的那些悬案。但你说得没错，新的刑事案件发生后你就得管，你需要和西斯托一起出现场。”
博斯点点头。被人需要是件好事，但他还没准备好全职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最近这段时间，惠特尼交办的事情以及惠特尼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将占用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遗嘱认证也许就够他忙了。
见博斯一直不说话，特雷维里奥以为他对侦查处的人际关系心有芥蒂。
“我知道你和西斯托在市政管理局有过争执，”他说，“但我想那只是一时之气。之后你们一起找到并救出了贝拉，合作得似乎很不错。我说得没错吧。”
“不关西斯托的事，”博斯说，“他想做一名出色的警探，并具备成为一名好警探的重要条件。你呢？你没想过因为那天晚上我的一时爆发而解雇我吗？”
特雷维里奥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哈里，开始我的确对安排你当预备警探官不是很乐意，”他说，“可我现在要说：我完全错了。就‘割纱工’的案子而言，因为你的工作我们才抓住了他，我对这一点心知肚明。至少就我而言，我们俩继续相处下去完全没有问题。我还想让你知道，雇你做全职警探不是局长提出的。是我找他的，向他提出让你当全职警探。”
“我很感激。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接私活了，是吗？”
“你想私下继续接活的话，我们可以去和局长谈。你看怎么样？”
“那县治安办公室关于我开枪的调查呢？我们要不要等县警局公布结论再说？弄不好这事还会提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呢！”
“拜托，我们都知道那你开枪合理合法。我们可以就当时可以采取的战术战略展开探讨，但在开不开枪的问题上，没有人可以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理解贝拉不在后，我们会人手紧张。这也是局长的意思。”
博斯点点头。他感觉无论对特雷维里奥提什么样的要求，警监都会给予他满意的答复。
“警监，能不能让我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给你答复？”
“哈里，当然可以。别忘了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我会的。”
博斯离开警监办公室，关上门，走进自己的小隔间。博斯来局里的真正目的是写好艾达的宣誓书后用打印机打印，但不想在警监走出办公室时被发现，因此他没有马上开始写，而是检查起早上和丹特·科瓦利斯会面时记下的待办事宜来。
待办事宜中的一项是检察官希望拿到所有已知受害人签名后的最新报告书。检察官在报告书里加入了他需要得到答复的问题。这些会进入多克韦勒的初审听证记录，受害人不必亲自出庭做证。在初审听证会上，检察官只需表明所有指控都证据确凿就可以了。至于对合理的怀疑进行答辩后，证明被告人有罪则是开庭以后的事了。初审听证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博斯身上，他要在听证中证明对多克韦勒调查的合法性。科瓦利斯说，除非必要，他不希望看见强奸受害人在初审听证时站在证人席上，避免当时的恐惧再次刺激她们。他只需要在能起到作用的时候把她们带上证人席，那就是法庭审判的时候。
特雷维里奥关灯锁门离开办公室时，博斯准备让受害人回答的问题正好写了一半。
“哈里，我得走了。”
“晚安，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你来不来？”
“现在还不确定，不来的话，我会打电话告知你的。”
“很好。”
特雷维里奥走到告示板前，写下下班时间。这时博斯颇为紧张地看着小隔间的墙壁，但警监并没对他没有写下签到时间提出质疑。
警监走了以后，侦查处办公室就剩博斯一个人了。他放下给证人的问题，在电脑上新建了个空白文档。文档是这样起头的：“我，艾达·汤·福赛思……”
不到一小时，他就用基本事实凑够了两页文字。基于多年和证人及律师打交道的经验，他知道文件中牵涉到的事实越少，对方律师能提出反驳的面就越窄。
他打印了两份宣誓书准备拿给艾达签字，一份提交给法庭，一份准备放在保存所有重要案情资料复件的文件夹里。
走到打印机前，他看见部门告示板上贴了张签名纸，通过举行保龄球赛为受伤休假的同事征集捐款。接受捐款的警官被称为“戴维十一”，博斯知道这是贝拉·卢尔德的无线电呼号。签名纸上说，贝拉养伤期间虽然能拿到全额工资，但她的许多花费靠薪酬和警察局最近被削减过的医疗保险是无法覆盖的。博斯猜测这指的是心理治疗费用，警局保险不再包含这类费用了。从周五晚上开始的保龄球赛将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建议捐赠人每局球赛捐助一美元——每人每小时捐四美元。
博斯在参加保龄球赛的一支队伍里看到了西斯托的名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特雷维里奥的名字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警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每局五美元的那一列上，博斯和他一样。
回到办公桌旁以后，博斯打电话给哈勒。和平时一样，哈勒坐在林肯车后座，被司机带到洛杉矶的某个角落。
“我准备好了宣誓书，等你找好公证人就可以办宣誓书的公证手续了。”他说。
“很好，”哈勒说，“我想见艾达，明天我们也许都会过去，你看早上十点怎么样？”
博斯意识到自己忘了跟艾达要手机号，不知该怎么跟她约时间。艾达为世界上最离群索居的男人工作，应该没有在黄页上登记过电话号码。
“没问题，”博斯说，“明天十点在她家里碰面。我会早点去，去看看她是否出门了。你把公证人带上。”
“好的，”哈勒说，“把她家的地址发邮件给我。”
“得空发。还有件事，收到包裹里的文件原件怎么办？明天带上还是上法庭的时候带？”
“都不用，只要能保证安全，把文件放在你现在藏的地方就好。”
“现在保存的地方很安全。”
“很好，等法庭让我们交出原件的时候再拿。”
“明白。”
两人结束了通话。博斯的活干完了，他从打印机托盘里拿出福赛思的宣誓书，离开警察局。他驾车驶往伯班克的飞机场，觉得万斯一案在走到似乎最关键的步骤时最好再变换一下交通工具。
他把切诺基开进赫兹租车行的还车通道，拿上包括干扰器在内的个人物品，把车还了。他决定把伪装彻底做好，到借车中心的阿维斯柜台去借另一辆车。排队等待时，他想到了艾达及她对他拜访惠特尼之后几天发生的事做出的叙述。艾达对圣拉斐尔路宅邸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能从别人所不具备的角度看问题，博斯决定再准备些问题，第二天问她。
车到伍德罗·威尔逊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绕完最后一个弯时，他看见有辆车停在房前的人行道旁，博斯座驾的车头灯照到车内等待的两个人身上。车辆交会时，博斯试着认出车内人的身份，想弄明白他们为何不介意暴露自己的位置，直接把车停在房前。他马上得出了结论。
“肯定是警察！”
他猜测来人一定是县治安办公室的警察，想问他关于射伤多克韦勒的后续问题。他在穆赫兰道的下一个十字路口掉头，把车开回自己的房前，毫不犹豫地把租来的福特金牛开进车库。锁上车以后，他走到街前，去信箱拿信——并借机看一眼路旁停车的车牌号。车上两个人此时已经下了车。
信箱里没有信。
“是哈里·博斯吗？”
博斯转过身，发现前几天晚上在多克韦勒被枪击的现场都没见过这两个人，他们应该不是县治安办公室枪击组的人。
“是我。伙计们，找我有什么事？”
两人一齐拿出警察证，证件上的警徽在头顶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两人都是四十岁出头的白人男性，身上穿着警服，显然是搭档过来执行任务的。
博斯注意到其中一位警察的腋下夹着本黑色的文件夹。迹象虽小，却能说明一些事情。博斯知道县治安办公室用的文件夹是绿色的，洛杉矶警察局用的是蓝色的。
“我们来自帕萨迪纳警察局，”一位警察说，“我是普瓦德拉警官，他是弗兰克斯警官。”
“你们是帕萨迪纳警察局的吗？”博斯问。
“是的，先生，”普瓦德拉说，“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杀人案，想问你几个问题。”
“不介意的话，能否进去说话？”弗兰克斯问。
杀人案。让人吃惊的事真是一件连一件。艾达·汤·福赛思说自己被人跟踪时恐惧的表情从博斯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停下脚步，看着来访的两位警察。
“谁被杀了？”他问。
“死者是惠特尼·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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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博斯让两位警官在餐厅的桌子边坐下，自己坐在他们对面。他没有请他们喝水、咖啡或其他饮料。带文件夹来的是弗兰克斯警官，弗兰克斯把文件夹放在桌子的一边。
两位警官年龄相仿，博斯还没从他们身上看到主副之分——谁是资格老的那个，是两个人中的老大。
博斯猜测头儿的应该是普瓦德拉警官。普瓦德拉先开口，车也是他开的。弗兰克斯虽然拿着文件夹，但前两个事实表明他应该是普瓦德拉的副手。另外一处说明问题的地方是弗兰克斯两种色调的脸。他的前额跟吸血鬼一样苍白，但脸的下半部分却是红褐色，两种色调有着明确的分界，博斯知道这说明他不是经常打垒球就是经常打高尔夫球。弗兰克斯四十多岁，他经常打的应该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在警探中很流行，因为这项运动具有警探所需要的偏执特质。博斯发现，有时警探们对高尔夫球的执念会比对探案工作更深。那些脸上呈两种颜色、一贯听命于人的家伙总是在纠结下一局的情况，纠结谁能把他们带到另一个高尔夫球场。
多年前，博斯有个叫杰里·埃德加的搭档。因为痴迷于高尔夫球，杰里常把博斯一个人落下。有一次，为了侦破一起案子，两人出差去芝加哥找到并逮捕一名谋杀嫌疑人。博斯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发现埃德加正站在行李柜台前查看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情况。埃德加说他准备在芝加哥多待一天，因为那边有个能带他去梅迪那高尔夫的家伙。博斯觉得梅迪那应该是个高尔夫球场。接下来两天，在寻找嫌疑人的同时，他们开着租来的小货车去了芝加哥的多处高尔夫球场。
博斯坐在来自帕萨迪纳的两位警察对面，断定普瓦德拉应该是管事的那一位，便一直盯着普瓦德拉。
博斯趁他们还没开口说话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惠特尼是如何被杀的？”他问。
普瓦德拉露出不自在的笑容。
“我们到这儿是问你问题的，”他说，“没打算反过来回答你的提问。”
弗兰克斯拿起一本从口袋里掏出的笔记本，似乎在表示他准备把听到的回答记录下来。
“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你们也得给我答案，”博斯说，“我们应该做笔交易，不是吗？”
博斯把一只手放在双方之间的桌子上来回挥了几下，表示平等和自由交易。
“不，我们不做交易，”弗兰克斯说，“我们打个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就能以违反职业道德为由吊销你的侦探执照。一旦我们打这个电话，你会怎么样呢？”
博斯把手伸到腰带上，拿下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他把警徽扔在弗兰克斯面前的桌上。
“打就打，”他说，“我还有另一份工作。”
弗兰克斯凑近低头看着警徽，然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只是个预备警官，”他说，“带着这种警徽到星巴克喝咖啡，他们多半还会管你要钱呢！”
“今天刚有人要我当全职警官，”博斯说，“明天就能拿到正式警官的警徽。警徽上面写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弗兰克斯说。
“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吧，”博斯说，“看看你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不要再互相斗气了好不好，”普瓦德拉说，“博斯，你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你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过往，知道前几天晚上在圣克拉丽塔发生的事情。我们还知道上周你跟惠特尼·万斯一起待了一小时。我们过来是想知道那时你们在干什么。惠特尼的确垂垂将死，但有人提前了一点时间把他送入了天国。我们要知道凶手是谁，动机又是什么。”
博斯没有回话，而是看了普瓦德拉一会儿。他确认普瓦德拉是搭档里管事并且能够做主的那位。
“我是嫌疑人吗？”他问。
弗兰克斯丧气地把身体缩了回去，对博斯摇了摇头。
“又开始对我们提问了。”他说。
“博斯，你知道侦查的套路，”普瓦德拉说，“破案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
“我可以打电话叫律师，让他来摆平。”博斯说。
“想叫的话当然可以，”普瓦德拉说，“但这恰恰说明你想瞒着什么。”
普瓦德拉盯着博斯，想知道接下来博斯会怎么反应。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依靠自己的使命感干活。博斯做过多年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干的警探工作，知道他们面对着什么样的局面。
“我和惠特尼签了保密协议。”博斯说。
“惠特尼已经死了，”弗兰克斯说，“他才管不了这么多呢！”
再次开口时博斯故意一直看着普瓦德拉。
“他雇我，”博斯说，“花一万美元让我帮他找人。”
“找谁？”
“即便他死了，”博斯说，“我也能对此保密，这点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可以因为在谋杀案调查中知情不报把你关进监狱，”弗兰克斯说，“自然你很快就能出来。但在那之前你会在号子里待上多久？肯定得一两天吧。你想就蹲大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