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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普莱斯顿先生的妻子去世了,但他一直没有再婚。当人们问起原因时,他总会回答:“我的心属于玛丽。”
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言出必行,从不耍小心思。我有说过自己很讨厌骗子吗?我觉得全世界的骗子都该被扔进流沙里淹死。但普莱斯顿先生绝不是那样的人。我想,他大概就是人们说的那种“理想的父亲”。不过我在这个话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没有爸爸。用外婆的话说,父母都在我“还是块小饼干”的时候就双双消失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大概是在我六个月到一岁之间。也是在那时,外婆把我带回了家,我们变成了快乐的一家人。外婆和我,我和外婆,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普莱斯顿先生让我想起外婆,他们也确实互相认识。虽然我不清楚两人是如何结识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的外婆和普莱斯顿先生,还有他的妻子玛丽(愿她安息)关系都很亲密。
我喜欢普莱斯顿先生,因为他会让你不禁想要好好表现。在一家高档酒店当门卫,往往能看到许多东西。比如,商人背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年轻性感的情人寻欢作乐,烂醉如泥的摇滚明星将迎宾台当成了尿壶,或者年轻貌美的布莱克夫人(第二任)冲出酒店,睫毛膏被眼泪晕开,挂在脸上。
当然,如果你没有被体面的普莱斯顿先生感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他就会采取一些其他手段来达成目的。我听说曾经有个摇滚明星屡教不改,惹怒了普莱斯顿先生,他便把消息透露给狗仔队。记者们蜂拥而至,那个明星再也没有入住过丽晶大酒店。
“这是真的吗,普莱斯顿先生?”我问道,“真的是你把记者叫来的吗?”
“永远不要问一位绅士做过或是没做过什么。因为如果他是一名真正的绅士,那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同样,一位真正的绅士也会三缄其口,绝不大肆张扬。”
普莱斯顿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早上和普莱斯顿先生打过招呼后,我便快步穿过大堂,冲入迷宫一般的地下室。弯弯绕绕的走廊通往厨房、洗衣房,还有我最爱的客房服务总部。虽然这里与华丽二字相去甚远,没有黄铜扶手,也没有大理石或天鹅绒,但这是我的地盘。
和往常一样,我穿上干净的女仆制服,去查看推车是否已经准备妥当,却发现并没有。我毫不意外,因为昨晚当班的人是我的上司——切莉尔·格林。大家在背后都叫她“切尔诺贝利”。不过,她并非来自切尔诺贝利,她甚至都不是俄罗斯人。她和我一样,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虽然我不喜欢切莉尔,但我也不会喊她(或者任何人)的外号。外婆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长这么大,被取过很多个外号,所以我知道那句俗语应该反过来说才对。语言比棍棒更伤人。
切莉尔虽然是我的上司,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比我优秀。毕竟,定义一个人的依据并非其职业和地位,而是其行为。切莉尔很邋遢,而且懒散,总想走捷径。她走路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我甚至看到过她在清理客房的时候,用擦马桶的毛巾擦洗脸池。你敢相信吗?
“你在干什么?”我发现她这样做的时候问,“这样不卫生。”
她耸耸肩:“他们给的小费太少了,我要教训他们一下。”
这句话毫无逻辑可言。顾客怎么可能知道女仆长刚刚在他们的水池上散布了肉眼不可见的排泄物颗粒?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又怎么可能学到教训,多给点小费呢?
当我把切莉尔做的事情告诉外婆时,她的评价是:“低级得就像松鼠屁股。”
今天早上我看到推车的时候,里面全是用过的湿抹布、脏兮兮的浴巾,还有前一天打开用过的香皂。告诉你:换作我的话,我肯定会好好享受整理推车的过程。
我花了一些时间重整装备,这时切莉尔才刚刚来上班。和往常一样,她又迟到了。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来,让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又紧急跑去顶楼“优先清理”了一轮。她会抢先我一步去顶楼套房拿走最大额的小费,只给我留几个硬币。我知道她会这么做,却没办法证明。她是一个小偷,还不是罗宾汉那种类型。罗宾汉劫富济贫,她则不是。她偷东西只为一个理由:损人利己。所以她是一只寄生虫,而不是一个英雄。
我心不在焉地和切莉尔打了招呼,然后和桑莎恩、桑妮塔两人问好。她们今天和我一起当班。桑莎恩来自菲律宾。
“你为什么会叫桑莎恩[2]?”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问。
“因为我笑起来很阳光。”她一只手插在腰间,另一只手挥舞了一下羽毛掸子说道。
确实,我能看出二者的相似之处——桑莎恩和阳光。桑莎恩给人一种明亮的感觉,很健谈,客人们都爱她。而来自斯里兰卡的桑妮塔则完全相反,她几乎不说话。
有一次和桑妮塔一起当值的时候,我向她搭话:“早上好,你今天怎么样?”
她只是点了点头,发出了一两个肯定的音节,再无其他。不过我对此倒是适应良好。因为她干活手脚利索,从不懒散拖延,所以合作起来十分愉快。我对其他女仆的评判标准也是如此:只要她们工作干得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桑莎恩和桑妮塔都知道该怎样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对此,我只有无限敬意。
整理好推车之后,我穿过走廊到厨房去看胡安·曼努埃尔。他是我的同事。胡安总能让人心情愉快,而且保持着同事之间得体的距离。我把推车留在厨房门外,透过玻璃向内看去。他就站在巨大的洗碗机旁边,正在把盘子摆上支架。其他人也在忙自己的事情,端着银色的食物托盘、新鲜出炉的三层蛋糕,或者其他罪恶的美食四处奔走。胡安的上司不在,我趁机溜了进去,悄然穿过厨房来到他身边。
“你好!”我招呼道,也许音量超出了常规范围。但机器的噪声太大,我不希望被盖过去。
胡安吓了一跳,转身看向我:“老天,你吓到我了。”
“现在方便吗?”我问。
“嗯。”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跑到水池旁拿了一只玻璃杯,倒了一杯冰水递给我。
“谢谢。”我接过水杯。如果说地下室只是“暖和”的话,厨房里简直就是火炉。我真的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胡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难以忍受的闷热中站上一整天,清理吃了一半的食物残渣。那么多垃圾,那么多细菌。我每天都来看他,每天都必须强迫自己无视这一点。
“你的房间钥匙我拿来了,三〇八号房。客人走得比较早。我现在去打扫,这样你需要的时候就能用了。可以吗?”自从听罗德尼说过胡安的惨状后,这一年来我每天都会带钥匙来偷偷塞给他。
“太感谢了。”胡安说。
“直到明早九点应该都没事。九点之后切莉尔就来了。虽然她不负责打扫那层房间,但你永远说不准她会去哪儿。”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他手腕上的伤。
“这是怎么了?”我问,“是烧伤吗?”
“哦!是的,我不小心烫到了,在洗碗机那里,对。”
“听起来是个安全隐患。”我说,“斯诺先生对这类问题十分重视。你应该告诉他,请人来看看机器。”
“哦,不用,不用的。”胡安回道,“是我不小心,把手放到了不该放的地方。”
“好吧,”我说,“不过你要注意安全。”
“我会的。”他答道。
他这么说的时候避开了我的目光。胡安平时不会这样,所以我猜他是在为自己的失误感到尴尬,于是换了话题。
“你家人最近好吗?”我问。
“妈妈昨天发了这个给我。”他从围裙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他家人住在北墨西哥,父亲两年前去世,家里很缺钱,所以胡安总会寄钱回去补贴家用。他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六个姑妈,七个叔父,还有一个外甥。胡安是大哥,和我年龄差不多。照片里,那个大家族的成员围坐在一张塑料桌前,露出笑容看着镜头。胡安的妈妈坐在中间,骄傲地举起一大盘烤肉。
“这就是我来这里,来这间厨房、这个国家的原因——让家人能在周末吃上一顿肉。我妈妈肯定也会喜欢你的,莫莉。我和妈妈都很会看人,好人还是坏人,一看就知道。”他指着照片里的妈妈,“看!她总是这样笑着,总是——”
他眼中出现了泪光。我有些茫然无措。我不想看他的家族照片。每次他给我看,我都会觉得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不小心把客人的耳环弄掉了,掉进黑漆漆的下水道。
“我该走了。”我说,“今天要打扫二十一间房。”
“好的,好的。很高兴你能来看我,莫莉。待会儿见。”
我冲出厨房,回到安静、明亮的走廊,回到我整洁有序的推车旁,瞬间感觉好多了。
现在,该去苏谢尔酒吧了。这是酒店自己的简餐酒吧,罗德尼就在那里上班。罗德尼·斯泰尔斯是首席调酒师。他有一头浓密的卷发,白色的衬衫领口总是解开几颗扣子,露出完美的皮肤。好吧,是几乎完美——因为他的胸骨附近有一块伤疤。总之,最关键的是,他并不是一个体毛旺盛的人。我始终不太理解女士们对体毛的喜爱。我并不是对体毛有什么偏见,但如果我喜欢的男性浑身是毛,那我一定会先帮他剃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
不过我还没机会实践这一想法。我只谈过一个男朋友,他叫威尔伯。虽然他体毛并不旺盛,但是他伤透了我的心。他是一个骗子,还背叛了我。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体毛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威尔伯赶出脑海。幸运的是,我可以像清理房间一样清理脑内的想法。然后我又想起了布莱克先生,想起了他冰冷皮肤的触感。
我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变冷了。我继续回想早上的事情,回想起所有的细节……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哦,是的。胡安·曼努埃尔。离开厨房之后,我推车进入电梯,来到大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陈先生和陈太太就站在那里。和布莱克夫妇一样,他们也是常客。两人来自台湾。我听说陈先生是做纺织生意的,夫人总是和他一起出行。她此时穿一条酒红色长裙,点缀着精致的黑色蕾丝。这两位客人总是彬彬有礼,而礼仪正是我最欣赏的品德之一。
他们马上就认出了我,很少有客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在进电梯之前让开了一条路,方便我推着车通过。
“陈先生,陈太太,感谢二位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光顾。”
斯诺先生说过,和客人打招呼时要以姓名相称,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哪里,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总是帮忙把房间打扫得那么干净。”陈先生说,“我妻子也说,在这里休息得很好。”
“我都要被你惯坏了,你把什么都打理好了。”陈太太说。
我并不希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面对夸赞,我往往回以沉默的点头。于是我冲他们点了点头,微微屈膝,说道:“希望二位住得开心。”
夫妇二人走进电梯,门合上了。
大堂并不算繁忙,但也有不少来往的顾客办理入住或退房手续。乍看之下,这里很干净,并不需要额外的清洁。不过偶尔会有客人匆忙之下将报纸留在桌旁,或者打翻咖啡杯,在大理石上留下一团棕黑的污渍。每当我发现类似的危机,都会迅速上前处理。严格来讲,打扫大堂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但就像斯诺先生说的那样:优秀的员工会打破框架思考。
我把车推到苏谢尔酒吧门口停好,罗德尼就在吧台后面,读一份摊开在台面上的报纸。
我步伐轻快地走进酒吧,想让自己看起来更自信一些。
“我来了。”我说。
他抬眼看了过来:“哦,你好,莫莉。你来拿晨报吗?”
“你的猜测百分之百准确。”每天,我都会来拿一摞报纸,在清理客房的时候留一份给客人。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问,指着面前的报纸。罗德尼戴着一只闪亮的劳力士手表。虽然我不怎么执着于品牌,但也知道劳力士很昂贵。这说明斯诺先生一定十分认可罗德尼作为调酒师的能力,并给他发了比普通调酒师更高的工资。
我看了看罗德尼指向的标题:《家庭恩怨撼动布莱克帝国》。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他把文章转向我。报纸上刊登了几张照片,一张较大的照片上,布莱克先生穿着经典的双排扣西装,正在努力挡开无数凑上前的镜头。吉赛尔在他的臂弯处,打扮时尚优雅,戴着墨镜。看她的衣着,这张照片应该是最近拍的。也许是昨天?
“看起来布莱克家里出了麻烦。”罗德尼说,“女儿维多利亚拥有整个企业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而他想把这些收回来。”
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文章。布莱克家有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年。其中一个儿子住在大西洋城,另一个则是满世界飞来飞去,一会儿在泰国,一会儿又去了维京群岛,总之哪里有派对,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文章中前任布莱克夫人说,这两个儿子都太“轻浮”,而“布莱克家族企业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维多利亚”。她说:“维多利亚几乎已成为企业的实际运营者,我们必须让她拥有至少一半的股份。”报道继续描述了一些布莱克先生与前妻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还举了一些其他大企业的例子,并在最后总结道:两年前布莱克先生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比他年轻许多的吉赛尔结婚这一举动,标志着布莱克帝国的衰落。
“可怜的吉赛尔。”我不由得叹息道。
“是吗?”罗德尼说,“我觉得她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和吉赛尔熟悉吗?”
罗德尼收起报纸,放回吧台后面,又拿出一沓新的报纸给我。“谁?”
“吉赛尔。布莱克夫人。”我说。
“布莱克先生不让她来酒吧这边,你和她的交流可能都比我多。”
确实如此。这些天来,我总觉得自己似乎与年轻漂亮的吉赛尔·布莱克建立了某种羁绊(也许可以称之为友谊?)。虽然说出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毕竟,她是臭名昭著的房地产大亨之妻,而我则是毫不起眼的酒店女仆莫莉。不过,我不会对别人提起这些。因为普莱斯顿先生的准则不光适用于绅士,也适用于淑女。我们低调行事,绝不声张。
我等着罗德尼再说两句。我相信自己完美地展现了一个对他有着些许好感,但又游刃有余的单身女性形象。罗德尼先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男性,他身上的古龙水是淡淡的香柠檬味,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异域的神秘感。
他并没有让我失望,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让我失望。
“这是你要的报纸,莫莉。”他倾身向前,两只手臂支在吧台上。考虑到这是吧台而不是餐桌,我对他把手肘放在桌面上的行为暂且不予追究。“对了,莫莉,谢谢你。谢谢你能对我的朋友胡安·曼努埃尔出手相助。你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
我脸颊一热,就像是刚被外婆掐过一样,说:“你要是遇到麻烦我也会帮忙的,可能还会帮更多。我是说,朋友不是就应该互相帮助吗?”
他握住我的手腕,轻轻捏了一下。这种触感令人十分愉悦。直到此刻我才想起来自己究竟多久没有被人触碰过了。但是他很快就拿开了手,我稍微有些遗憾。我等着他再说点什么,也许可以再次邀请我去约会?我真的很想再和他约一次会。我们的上次约会发生在一年多以前,至今仍是我成人生活的高光时刻。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做咖啡了。
“你最好也快点上楼,”他说,“不然切尔诺贝利就要开始对你进行轰炸了。”
我笑了一声——其实更像是咳嗽和憋笑的混合体。我是在和罗德尼一起笑,而不是在嘲笑切莉尔,所以应该没事的,对不对?
“和你聊天真的很愉快。”我说,“也许我们改日还能再聊一聊?”
“当然。”他说,“我一整周都在这儿,哈哈。”
“那不是应该的吗?”毕竟他在这里工作。
“开个玩笑。”他轻快地冲我眨了眨眼。
虽然我没听懂他的玩笑,但确实看懂了那个眨眼的含义。我离开酒吧,回到自己的推车前。我很兴奋,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穿过大堂,对遇到的客人点头致意。“礼节需含蓄,尽量融入周围的环境,为顾客提供切实却隐形的服务。”斯诺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也正是这么做的。但不得不说,这对我来讲并不困难,因为外婆的教导也是如此。当然了,丽晶大酒店让我得以将这项技巧臻至化境。
乘电梯到四楼的时候,我的脑海中还回响着欢快的乐曲。我走向布莱克夫妇的房间:四〇一号套房。正当我想敲门的时候,门就打开了,布莱克先生冲了出来。他穿着标志性的双排扣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契约”两字。他动作太猛烈,几乎把我撞倒了。
“滚开。”
他经常这样,冲我大喊,或者干脆当我不存在。“非常抱歉,布莱克先生。”我说,“祝您一天愉快。”
我用一只脚挡住了即将合上的门,但还是决定先敲一下门,然后喊道:“客房服务!”
吉赛尔穿着浴袍,坐在客厅的卧榻上,头埋在手里。她是在哭吗?我不确定。她长长的深色头发有些凌乱,看到她这个样子让我觉得有点紧张。
“您好,现在方便打扫房间吗?”我问。
吉赛尔抬头看向我,她的面色潮红,眼睛肿起。她从玻璃桌面上抓起手机,站起来,冲进厕所,重重地摔上了门。她打开风扇,嗡嗡的噪音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我记下了这一点,决定待会儿让维修部门来检查一下。紧接着,淋浴声响了起来。
“好吧!”我大声向浴室门喊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在您用浴室的时候先打扫一下外面!”
没有回复。
“我说,我先清理一下外面!既然您不回答……”
还是没有回音。这完全不像平常的她,以往我来打扫房间时,她总是讲个不停,试图和我聊天。而且很奇怪,和她相处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自在,就像和外婆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舒适,这对我来说是很少见的。
我再次喊道:“我外婆总说,要重振精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整理房间!你要是难过,就拿起扫把,来吧!”
但是风扇声和水流声太响,她根本听不见我说话。
于是我开始专注打扫,首先是客厅。玻璃桌面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污渍和手印。人们脏乱的程度总能让我震惊。我拿起装氨水的瓶子开始工作,努力让桌面再次容光焕发。
我环顾四周,发现窗帘是拉开的。幸好窗户上没有脏手印。门厅的台面上有几封拆开的信件,皱巴巴的信封躺在地板上。我捡起信封,扔进垃圾袋。信件旁是吉赛尔的黄色手包,上面挂着金色的链条。这个包看起来十分昂贵,但吉赛尔总是把它甩来甩去,完全不像是在对待一件珍贵物品。包的拉链打开了,两张机票露了出来。我并不喜欢窥探他人的隐私,但我还是看到了上面的信息:两张飞往开曼群岛的单程机票。这要是我的包,我肯定会拉好拉链,不让贵重物品掉出来。于是我把包整理好,平行放在同样整理好的一沓信件旁,链条也要摆放整齐。
我再次环顾房间——地毯皱成一团,好像有人(布莱克先生,或者吉赛尔,或者两个人一起)在上面来回踱步。我拿起吸尘器,插上插销。
“会有点吵!”我喊道。
我拿着吸尘器,在地毯上画起直线,直到它看起来就像刚刚画好的枯山水。其实我从未见过真正的枯山水,但假期的时候,我会和外婆一起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进行电视旅游。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哪儿呢?”她会问,“和大卫·爱登堡[3]一起去亚马孙热带雨林,还是和《国家地理》一起去日本?”
那天我选择了去日本,学到了很多和枯山水有关的知识。当然,这是在外婆生病之前的事了。如今我不再进行电视旅游,因为我负担不起有线电视,甚至奈飞[4]也买不起。就算我真的有那些钱,外婆不在了,这样做也没有意义。
此时此刻,我坐在斯诺先生的办公室里回想自己的一天。那种奇怪的感觉再次笼罩了我:早上吉赛尔为什么会在浴室里待那么久?仿佛在故意回避和我说话一样。若非如此,她就一定是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疾病。
用吸尘器打扫完客厅后,我走向卧室。床铺十分凌乱,枕头上没有小费,令人大失所望。我必须承认,我来打扫布莱克夫妇的房间,主要是为了丰厚的小费。他们的小费帮我度过了前几个月的困难时期。毕竟家里的收入来源只有我,外婆也没有钱可以付房租。
我把用过的床单撤下,铺好新的。重新铺好的床四角服帖,枕头松软。酒店的标准是提供软硬两种枕头,每种两个,给丈夫和妻子使用。衣柜门微敞,我走过去关门,却发现关不上——因为里面的保险箱也敞开着。保险箱里有一本(而不是两本)护照,一些法律文件,还有几捆崭新的百元现金,至少有五摞。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现在我确实有经济上的困难。说来惭愧,我当时的确被那些现金撩拨了神经,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打扫完了房间。我把鞋子码整齐、叠好了椅子上的睡衣,只想快点做完工作,离开这是非之地。
回到客厅后,我给迷你吧和冰箱添置了新的饮品。五瓶迷你孟买蓝宝石金酒不见了(兴许是夫人喝掉了),还缺了三瓶迷你苏格兰威士忌(这是丈夫的品位)。做完这些之后,我清空了所有的垃圾桶。
恰在这时,淋浴的花洒关上了。同样消失的还有风扇的声音。然后,我听到了——吉赛尔的哭声。
她听起来很难过,所以我一边说着“客房已经打扫完毕!”,一边从推车里拿了盒新的纸巾,在浴室外等候。
终于,吉赛尔穿着松软的白色浴袍出来了。我一直很好奇,酒店的浴袍穿起来是什么感觉?一定就像是被包裹在云朵里吧。她的头上也包着浴巾,盘成完美的螺旋形,就像我最爱的那种冰激凌。
我把面巾盒递给她:“需要纸巾帮你解决烦恼吗?”
她叹了口气。“你真好,”她说,“但是纸巾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她绕过我,走进卧室。我听见了翻衣柜的声音。
“您还好吗?”我问,“需要帮忙吗?”
“今天不用了,莫莉。我很累,你可以离开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如果瘪掉的轮胎会说话,可能就是这样的。当然了,瘪掉的轮胎并不会说话,除非是在动画片里。很明显,吉赛尔心情不佳。
“好的。”我尽可能欢快地说道,“请问我可以现在打扫浴室吗?”
“不,莫莉。现在不行,抱歉。”
我并不介意。“那我之后再回来打扫?”
“好主意。”她说。
面对夸奖,我屈膝以示感谢,然后就推着小车离开了房间。我开始打扫这一层的其他房间,与此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吉赛尔到底怎么了?平时她都会和我说今天要做什么,要去哪里,问我应该穿哪套衣服。她总会说些让人脸红的话。“莫莉,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最好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听到这些,我的脸会烧得火热。我知道,伴随着每一个善意的字眼,这份热度会渐渐扩散至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