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前往上海中山医院，访问当年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医师曹凤岗。她回忆了当年为彭加木治病的经过。在谈话中，她五次重复说：“他是个很机灵、很聪明的人，他会回来的。”当年护理过彭加木的两位护士韩继文和郑幼明，也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前前后后，我采访了彭加木的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达五十多人，获得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从8月3日起，我闭门写作，以日写万字的速度，赶写《追寻彭加木》（当时书名为《彭加木传奇》）。
到了8月15日，我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彭加木传奇》初稿。
8月16日，我把《彭加木传奇》初稿送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书，迅速进行编辑、审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审阅之后，热情肯定了我的这部长篇新着，认为这是关于彭加木的第一部长篇传记，全面、详尽、如实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1980年10月17日，我对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作补充采访并听取她对《彭加木传奇》一书的意见。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审阅意见，我对《彭加木传》作了修改、补充。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了《彭加木传奇》。
与此同时，许多报刊获得我完成《彭加木传奇》，纷纷开始连载、选载。
就在这时，1980年11月11日，香港《中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据云，在9月14日，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戴莲如等人，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在中国新疆罗布泊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
我的《彭加木传奇》，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原本是驳斥这一谎言的最有力的作品。意想不到，《彭加木传奇》在报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审查时，却出乎意外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
虽然我据理力争，但是不得不根据审查意见进行删改。
删改之后，再出清样，那时候已是1981年10月20日了。
再度报审。报审之后，又要删改。
不得已，第三次作了删改，排出第三稿，已是1982年2月17日了。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决定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好在当时许多报刊进行连载，毕竟还是使这部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转眼之间，彭加木失踪30年了，由于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的发现，使彭加木再度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人物。我在30年前所写的《彭加木传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加以修改，写成了纪实长篇《追寻彭加木》，记述了搜寻彭加木的感人情景以及彭加木的一生。
写作纪实长篇《追寻彭加木》，使我意识到，从事纪实文学创作，必须不畏艰辛，深入第一线，获得第一手创作素材。也就是说，纪实文学是“跑”出来的。
从此，我非常注重“跑”，注重“第一手”，使我的作品中的“原创性”分量不断增加…
◆再访彭加木好友夏训诚
由于受香港凤凰卫视“寻找彭加木”节目组的邀请，我和彭加木挚友夏训诚教授一起担任嘉宾。2006年5月12日，我在北京与夏训诚教授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早在26年前，我在罗布泊参加搜索彭加木时，便在库木库都克炎热的搜索队帐篷里，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他很详细地回忆了他与彭加木的交往、友谊以及彭加木感人的事迹。
这一次，我在北京再度采访了他。年已七十有一的他，身体很不错，如今仍很忙碌，忙于工作。他告诉我，他家在北京，而在乌鲁木齐也有住房，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新疆。他不断往返于北京与新疆之间。过几天，他又要去乌鲁木齐，去马兰，在那里呆个把星期，完成工作之后，返回北京。
夏训诚谈起不久前在罗布泊发现的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他说，自从彭加木在库木库都克失踪之后，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报告，在罗布泊一带发现干尸，怀疑是彭加木遗骸。那些干尸，有的距离彭加木失踪处二百多公里，他一听就排除了是彭加木遗骸的可能性，因为根据失踪时彭加木的体力，不可能走到那么6的地方；还有一具干尸，脚穿阿迪达斯球鞋，凭这一点也就可以排除是彭加木遗骸的可能性，因为彭加木从来不穿这样的鞋，失踪时他穿的是翻皮皮鞋。
夏训诚说，这一次发现的干尸，引起他的注意，有几个原因：一是这具干尸距离彭加木失踪处只有二十多公里，这是多年以来从未在如此近的范围内发现干尸；二是这具干尸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身高172厘米，脚长22.5厘米（相当于41-42码），年龄中年以上，死亡时间二十多年，这些都与彭加木相符；三是这具干尸的第一发现地在彭加木失踪处的东南，这一区域恰恰是多次搜索忽略了的地方。因为搜索的重点是放在东面和东北方向。东南方向的地势稍高，以为彭加木不可能往高处寻找水源。
夏训诚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他在干尸第一发现地拍摄的，可以看出，有一条河道的痕迹。
夏训诚说，当然，这具干尸也有许多地方与彭加木不符。目前，只能说可能性50%。最后的结果，要待DNA鉴定。
夏训诚教授告诉我，邓亚军博士对于那具干尸的DNA测定已经全部完成。接下去，关键性的一步是从彭加木的儿子或者女儿身上提取对照样品。这一步，从技术上讲，很简单，只需要从彭加木子女的耳垂里取几滴血，就可以了。如果与干尸的DNA提取物呈阳性反应，就表明干尸确系彭加木遗骸；倘若呈阴性，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彭加木的儿子在上海，女儿在美国。最方便的，当然是从彭加木的儿子彭海那里取几滴血。邓亚军博士做好了飞往上海的准备。
目前的关键是彭加木之子彭海不愿意配合。作为长辈，作为彭加木的生前好友，夏训诚这几天跟彭海通电话，希望彭海能够配合鉴定。不过，夏训诚说，设身处地替彭海想想，他承受的压力太大。彭海在26年前失去了父亲，在3年前母亲夏叔芳又离开了人世。彭海当然期望能够有一天找到父亲的遗骸。正因为这样，在26年前，彭海参加了第四次搜索。那时候，夏训诚每天跟他在一起搜索彭加木，晚上彭海就睡在夏训诚旁边。彭海参加搜索前后达一个月，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库木库都克，离开了罗布泊。此后那么多年，不时传出在罗布泊发现干尸的消息。这一次，又传出类似的消息，而在没有确认这具干尸的身份之前，“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何况又传出几家电视台要现场拍摄邓亚军从彭海耳垂取血样的镜头，这更使彭海感到压力。彭海在电话中对夏训诚说，如果那具干尸有90%的可能性是父亲彭加木遗骸，他愿意抽血验证。夏训诚毕竟是科学家，他说，他只能说，现在的可能性是50%。
夏训诚说，希望大家不要太着急，应该给彭海一个考虑的时间，要体谅他，要理解他的心情。媒体不要过分炒作这件事。
对于有人组织“寻找彭加木”探险队，要进入罗布泊，再度寻找彭加木遗骸，夏训诚表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不支持，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继承彭加木精神，大可不必再花人力、物力去罗布泊寻找彭加木遗骸；他不反对，则因为这些探险者毕竟是怀着对彭加木的尊敬之情。
夏训诚说，纪念彭加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他的事业，二是学习他的精神。
这些年，夏训诚致力完成彭加木的未竟之业。当年，彭加木考察罗布泊有两个目的，即考察罗布泊的自然条件和查找罗布泊的资源。在彭加木失踪之后，夏训诚多次率队考察罗布泊的自然条件，发表了许多论文。往日，“罗布泊在中国，罗布泊研究在国外”。现在，中国科学家对罗布泊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国外。他告诉我，查找罗布泊的资源，这些年也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在罗布泊发现大量的钾盐矿，储量达120万吨。国家已经准备开发罗布泊的钾盐。
夏训诚以为，当今应着重宣传彭加木献身精神。彭加木的献身精神是值得青年一代发扬光大的。正因为这样，媒体要多多宣传彭加木事迹。彭加木毕竟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现在的许多年轻人连彭加木的名字都不知道。应该让年青一代知道彭加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精神是什么，这才是对彭加木的最好的纪念。
夏训诚前后25次进入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他非常熟悉罗布泊。他说，当年有关部门在库木库都克建造彭加木纪念碑时，考虑到彭加木是往东北方向找水井而失踪的，打算把纪念碑的正面朝着东北方向。在征求夏训诚的意见时，他提出，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朝西南方向。他以为，罗布泊盛行东北风，倘若纪念碑朝东北方向，风沙很快就会侵蚀纪念碑的正面。正是听取了夏训诚的意见，彭加木纪念碑改为面向西南，至今碑面上的字迹还清清楚楚。
夏训诚得知我不久要前往新疆，非常高兴，希望我们能够在新疆见面。
第一章 失踪
◆香港《中报》刊登天下奇闻
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
在罗布泊失踪名科学家彭加木突在美出现
熟人见面拒绝相认
周光磊致函本报报道经过
据云，在1980年9月14日下午七时许，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工作人员戴莲如、中国赴美留学的邓质方，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在中国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
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就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中报特讯）三个多月前被中共宣布在新疆罗布泊失踪的大陆有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已在美国华盛顿出现。
发现彭加木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周光磊和中共在美留学生管理组之戴莲如女士以及不久前赴美留学之邓小平的儿子邓梓（质）方。时间是1980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地点是华盛顿一家饭馆内。周光磊为彭加木30年前的老友，去年春周返大陆时且与彭会晤。而邓梓（质）方在大陆时曾是彭的学生。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当周、邓等在华盛顿一家饭馆进晚餐时，突见彭随同二美国人步入馆内，既惊又喜，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加木竟当面不认，自称并非彭加木，随即与二美国人匆匆离去。
周面对此种匪夷所思的情况，乃一面专函现在大陆的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女士，详告见到彭加木的情况，一面致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告知此事。同时，将致周函之影本寄给本报编辑部，表示希望借本报一角澄清此一问题。其中有可疑费解之处，亦盼本报给予辩明真相。
兹将周光磊致函周培源及致函本报编者函分别照刊如下：
周光磊致周培源函
培源学长大鉴：
9月12日去信已谈及，倘一切安排顺利，弟定当于年底返国，作为期一年之研究。今又急急修书，乃因有一要事相告。9月14日，弟与留管组之戴莲如女士及不久前来美研究之邓梓（质）方君于华盛顿一家饭馆晚餐，约7时许，突见彭加木兄随同二美国人步入馆内，弟等殊为惊奇。7月中曾见报纸及国内亲友来函谓：彭兄6月下旬考察罗布泊时失踪，有说为俄谍挟持。何以会在此地出现？弟等既惑又喜，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兄竟当面不认，谓其并非彭加木，随即与二美国人匆匆离去，不在该馆用餐。弟三十年前与彭兄交往甚密，去春返国亦曾晤面，邓君更是彭兄学生，岂有认错人之理？唯彭兄若无苦衷，当不致如斯否认，这是否是美国中情局搞的鬼？令人费解。有关是日见到彭兄详况，弟有专函禀告淑芳嫂。现将该信影印存本寄上，因事关重大，请转方院长查个水落石出。顺颂
钧祺！
学弟周光磊
1980.9.20.
可惜，缺少一帧彭加木在华盛顿的照片！
虽说拿不出照片，《中报》唯恐读者不信，还登出了周光磊为此事写给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的一封信的影印件。在信中，周光磊自称是彭加木30年前的老朋友，交往甚密。
在1979年春天，周光磊回国时，还见过彭加木…
周光磊既然是彭加木的老朋友，在美国华盛顿绝对不会看错人。
周光磊在写给周培源的信中说，“突见彭加木随同两个美国人步入馆内，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兄竟当面不认，随即与两美国人匆匆离去”。
周光磊信中注明，邓质方“曾是彭加木的学生”。信中还说，他已把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的“详况”“专函禀告淑芳嫂（彭加木夫人），现将该信影印存本寄上。”
香港《中报》不仅披露了周光磊给周培源的信件全文，而且加了“编者按语”，还配发了社论《彭加木失踪之谜》。
另外，香港《中报》配发了彭加木简历和在罗布泊失踪的经过，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第一大新闻》的短文，声称《中报》这条“独家新闻”是该报“创刊以来所获得的最大新闻”。
《中报》的奇闻刊出之后，海外一片哗然。美国合众国际社立刻转发。日本《产经新闻》马上予以转载。美国之音广播了，台湾的广播电台也立即播出…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新闻闹剧之中，仿佛彭加木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为了澄清事实，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奇闻中提及的邓质方倒确有其人，乃是邓小平之次子，而且在美国。但是，邓质方明确地告诉新华社记者：9月14日前后，他在美国罗彻斯特，根本不在华盛顿。他从未在美国见到过彭加木。他不认识周光磊其人。
奇闻中提及的戴莲如也确系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她说，“9月14日这天，我除了到大使馆附近的一家商店买了点东西外，全天都呆在大使馆内。我根本不认识周光磊。邓质方也不认识周光磊，又不在华盛顿。说我们二人同周光磊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吃饭，见到彭加木，岂不荒唐！”
在三人之中，邓质方和戴莲如都否认了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那么，剩下的唯一见证人，便是那位周光磊了。
周光磊寄给香港《中报》的信件上注明：“寄自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
新华社记者向该市电话局查询，据答：“本市电话册上没有周光磊其人。”
另据查，1979年春的归国人员名单上，也没有周光磊其人。中国科学院要院外事局和上海分院核查，结果都不曾接待过周光磊其人。
周培源说：“我从不认识周光磊。”
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我们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彭加木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个人。周光磊既然自称30年前就同老彭交往甚深，还称呼我什么‘淑芳嫂’，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把‘叔’错成‘淑’），这怎么可能是老彭‘交往甚密’的老友？至于‘周函’中提及的‘去春返国曾（同彭加木）晤面’，这也是胡诌。我们没有接待过这个人。”
关于夏叔芳名字的来历，据1980年7月6日我在新疆马兰采访夏叔芳之兄夏镇澳教授时，他告诉我，夏家兄弟姐妹颇多，兄弟以夏镇欧、夏镇美、夏镇澳、夏镇英、夏镇远命名，而姐姐则以伯仲叔季命名，即夏伯芳、夏仲芳、夏叔芳、夏季芳。夏叔芳在姐妹之中排行第三。正因为这样，把她的名字写成“夏淑芳”，表明对她完全不了解。
新华社记者的调查，以铁的事实戳穿了那个所谓“周光磊”编造的谎言。
1980年11月6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对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表谈话，断然驳斥香港《中报》刊载的离奇谣言。这位官员说：中国大使馆不知道有“周光磊”其人，更谈不上有“周光磊”。
198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正式辟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辟谣的消息。彭加木究竟怎样失踪的？彭加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长江”发出紧急电报
1980年6月16日夜10点10分，新疆罗布泊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的电台，突然收到代号为“长江”的一份求援电报：
我们今天20点到达库鲁库多克地区西大约十公里地方。我们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500公斤。在18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长江
电报很快就被送到马兰基地驻军作战处处长周夫有手中。
周夫有，中等个子，50来岁，办事一向干脆利落。然而，这一次他看到电报，眉宇间却皱起了深深的皱纹。他明白，“长江”就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的代号，据周夫有告诉笔者，他在这个地区工作20多年了，只消一听地名，不用查地图，就知道它在什么位置。这一地区的有些地名，还是周夫有和同事一起取的呢。比如，20多年前，他们来到这里，第一次见到黄羊，便把那个地方取名“黄羊沟”；有一个地方位于孔雀河畔，他们对“孔雀开屏”中取义，命名为“开屏”…
尽管周夫有对罗布泊地区如此熟悉，可是，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库鲁库多克”这一地名。周夫有打开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细细寻找着，依旧查不到“库鲁库多克”，而只有“库木库都克”。
周夫有除把这一求援急电转告上级领导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之外，立即请报务员复电考察队：“报告宿营点坐标”。
很快地，上级领导通知周夫有，同意用飞机调运急救物资。
然而，考察队究竟在哪里？直到翌日9点30分，“长江”复电了：
我们无法前进，请飞机前来支援。标志：一杆红旗。地点：东经91°50′，北纬40°17′。
周夫有赶紧查看地图，原来，正是在库木库都克附近。这表明，他们在电报中把库木库都克误为“库鲁库多克”。
经过请示、联系之后，周夫有于当天11点30分，复电“长江”：
飞机18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从乌鲁木齐到库木库都克，空中距离近千公里，库木库都克附近是一片沙漠，一般飞机无法着陆，只有直升机才能担负起救援工作。不过，直升机的飞行速度不快，又不能6航，需要在途中加油。
当天下午，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到了罗布泊附近驻军基地马兰。
加足汽油之后，周夫有坐上直升机，飞到一个前沿阵地“720”。飞机到达那里，已经是晚上10点20分了。
前沿阵地“720”的战士们一听说考察队求援，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本来，那里的水都是用汽油铁桶装的，战士们怕水有汽油味，不好喝，便到处寻找塑料桶。炊事1赶紧腾出装酱油的塑料桶，用它装足了清水，运上了飞机。至于汽油，按照规定是不能用飞机运输的。因为汽油易燃，万一在途中燃烧，会造成严重事故。“720”基地用电报告知科学考察队，只能用飞机运水。
17日晚9时30分，“720”基地驻军的电台收到“长江”的紧急电报：
你们的电报没有提到空运汽油。这里缺汽油500公斤。18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
有什么重要情况呢？为什么在这份紧急电报中，对“重要情况”不透露一个字，一定要等到凌晨二时才报告呢？
周夫有赶到“720”基地之后，心里非常焦急，猜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
这时，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手表上的秒针，在按部就班地渐渐移动着，一点也不理会那一双双紧盯着它的焦灼的目光。
好不容易到了凌晨两点，无线电波终于传来了“长江”发出的惊人消息：
彭副院长17日10时一人外出未回。我们正在继续寻找。请作战处立即（将此事）告诉新疆分院常委。请派飞机寻找并告知飞机起飞时间。
◆作战处长回忆事件经过
“彭副院长”是谁？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植物病毒专家彭加木。
周夫有认识彭加木。记得，在1979年5月，彭加木曾经到过马兰，与周夫有见过面，谈罗布泊考察问题。
周夫有明白，直到凌晨二时，考察队把这一重要情况电告，这意味着考察队经过多方查找，未能找到彭加木，这才郑重地请部队“派飞机寻找”。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考察队，是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进行科学考察的。部队派出了无线一连分队长萧万能，在考察队里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周夫有为了详细了解情况，当即用无线电话与萧万能通话，但是话音不清。周夫有只是听清楚几句，即彭加木出走时留下纸条，说是往东找水井。
18日凌晨二时半，周夫有发出电报给考察队，要求他们原地待命，等待部队派飞机送水、找人。
由于这一突发情况紧急而重要，周夫有在凌晨四时向马兰基地部队参谋长报告。参谋长指示：“找人为主！”显然，参谋长以为，迅速出动飞机寻找彭加木，比运水给考察队更加紧迫。
周夫有通宵未眠，忙于调动飞机，寻找彭加木…
周夫有处长告诉笔者，198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打了关于在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的报告，希望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驻军的支持。
1980年2月初，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表示同意。报告转给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他们也都批示同意，并指定由新疆军区张副司令主管这一工作。
2月5日，新疆军区作战处给马兰基地参谋长发了电报，告知有关情况。参谋长把任务交给了周夫有，要他主办。
周夫有召集马兰基地相关部门开会，提出两条意见：一是有几个地区，由于涉及重要军事机密，考察队不能进入；二是考察队需要部队支持做哪些工作，请说明。
周夫有写了报告给新疆科委，转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2月13日，周夫有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见面。他记得，考察队只是提出，希望部队能够派出通讯人员携电台与他们一起工作。另外，在紧急情况下，给予帮助。
4月23日，周夫有因心脏病住院。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来马兰，到医院看望他，周夫有告诉陈善明，有三个地区涉及保密问题，希望他转告科学考察队，不要进入这三个地区。
周夫有回忆说，5月3日，彭加木率十人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来到马兰。5月5日下午，周夫有从医院里出来，跟彭加木见面。彭加木说，科学考察要分两期进行。当时商定第一期在10月进行，第二期在11月或者12月进行。
彭加木的计划是从北向南穿过罗布泊，到达米兰，再回到马兰。
周夫有问彭加木，“有没有把握穿过罗布泊？”
彭加木的回答非常坚定：“能！一定能够穿过去！”
本来，彭加木计划从43号基地走的。他听取了陈善明的意见，改为从“720”基地走，因为“720”基地离罗布泊不远，并决定把电台设立在“720”基地，不放在红山。
周夫有问彭加木，“给养有无困难？是否需要部队帮助？”
彭加木回答说，“生活上的事，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