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原本是一片荒漠,生长着马兰花。马兰花是兰科植物,茎叶像剑麻叶,开出的花有紫色、嫩黄色。马兰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戈壁滩上生长。这样,当把这里开辟为中国核基地时,就把基地命名为马兰。

马兰位于罗布泊的西端,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号称“天下第一州”,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州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最大。

马兰的驻军和核试验科学工作者用双手建起了一幢幢楼房,一条条马路,使马兰成为罗布泊附近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学校、医院、邮局、银行、商店,在马兰应有尽有。这里道路两侧,绿树成荫。

在那翡翠般的菜地里,我看见穿着绿军装的战士在松土、施肥。

浅蓝色的地下水从深井中喷涌而出,给沙漠带来青春活力。马兰以自己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醒目地镶嵌在大戈壁的黄色浊浪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的先驱们聚集在大漠深处的马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为“马兰精神”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如今马兰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景点。马兰和西昌,一个是中国核基地,一个是中国的人造卫星基地,是中国大西北的“红色双城”。

◆在马兰与彭加木夫人长谈

7月6日清晨,我刚刚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就得知彭加木的夫人、儿子、女儿以及许多相关人物,都住在这里!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和儿子、女儿,是在6月27日,从上海来到乌鲁木齐。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涌向乌鲁木齐。为了避开众多的记者,正处于牵挂、焦急、沉痛之中的彭加木亲属被送到了马兰基地第一招待所。由于进入马兰核基地必须办理严格的报审手续,记者们无法来到此地。真是天赐良机,“一网打尽”!在马兰核基地,除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之外,我成了唯一的采访者!这里是那样的安静,我可以进行一系列采访。

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隔壁的6号房住着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再过去,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7月6日上午,我不顾一夜没有休息,采访了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夏镇澳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出生于1923年,当时已经57岁。他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情况以及夏家的背景。

夏家是一个大家庭。祖父生活在绍兴。他和夏叔芳的父亲叫夏仁斋,排行老四。夏仁斋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夏仁斋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的科长。后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做行政工作,然后到上海电信总局工作。在解放初病逝。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大学是名牌大学。夏叔芳和彭加木是中央大学同班同学,而他当时也在中央大学上学,比他们高一年级。

接着,我采访了彭加木的儿子彭海。

彭海当时28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吉林农场插队九年,担任过生产队队长。后来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农化系。

听父亲说,在中央大学上学的时候,母亲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名,便是第二名。就读书而言,女生比男生好,是大学中常有的现象。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论工作能力,则是父亲胜过母亲。

父亲喜欢旅行。父亲曾经带他到浙江镇海观钱塘江潮。也曾经带他去过苏州。

那时候,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是辆“老坦克”,很结实、很重,母亲则有一辆凤凰牌女自行车。父亲、母亲在星期天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空闲时仍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借此锻炼身体。

平时在家中,父亲总是很早就起床,要么跑步,要么跳绳,进行早锻炼。早饭也往往是父亲做的。每天晚上,父亲总是工作到很晚才睡。

家里最艰难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遭到批斗,母亲则进了“抗大学习班”。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戴立清带着一批人闯进我家,进行大抄家,连地板都挖了开来,查看地板下面有没有藏匿着什么东西。

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上海插队落户到东北四平地区。那时候,他给家中写信,一般是母亲写回信。

他非常敬重父亲献身边疆、献身科学的革命精神。受父亲的影响,1976年12月,他在吉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父亲在罗布泊考察中失踪,他日夜想念着父亲,期望着奇迹能够出现——父亲回到考察队,回到亲人中间。

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在餐厅遇见了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女儿彭荔。我知道夏叔芳此时此刻正处于悲伤之中。我尝试着向她提出采访要求。大约是夏镇澳和彭海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出乎我的意料,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由于她就住在我楼上的房间,采访非常方便,所以在马兰的那些日子里,我得以多次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儿子彭海、女儿彭荔。

彭加木的彭荔,当时25岁,共青团员。她中学毕业以后,在工厂当过几年工人,后来考入上海化工学校化工机械系。

夏叔芳比彭加木大一岁,当时56岁。夏叔芳是彭加木的大学同学。她从彭加木的青少年时代谈起,谈在大学里如何认识,她和彭加木的恋爱、婚姻、家庭…

夏叔芳告诉我,在1980年6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来看望她,只是透露了一点点风声,但是没有说彭加木失踪。直到6月24日上海报纸发表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报道,她这才第一次得知丈夫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顿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关切之中。

夏叔芳于2003年5月10日病逝。在她去世之后,2003年6月《植物生理学通讯》第39卷第3期曾发表施教耐、沈允钢两位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深切怀念夏叔芳同志》一文,详细介绍了她的生平,全文如下:

2003年5月10日,一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的夏叔芳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夏叔芳同志,1924年11月8日生,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化系,先后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生理生化科、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50年8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植物生理研究室任助理员。该室于1953年独立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她是该所建立时就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之一。她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于1988年11月退休。后来,由于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央大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外围组织,1991年改为离休。

夏叔芳同志在四十余年的科教生涯中,在植物生物化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1950-1952年,跟随汤玉玮先生从事植物激素的研究,1953年转到汤佩松、殷宏章先生领导的生化组工作,调研大豆和小麦籽粒品质的改良。分析过早稻早割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从事过小麦叶片中硝酸盐还原作用的研究。另外,她还与别人合作翻译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在植物生活和苏联农业中的氮素》(俄文)和希尔等着的《光合作用》(英文)两书。

1960-1962年,她服从工作需要,积极参加华南橡胶的发展工作,研究橡胶树产胶、排胶生理规律和生化分析,并协助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建立有关的实验室。

1963年回所后,参加物质转化组工作,从事水稻和小麦籽粒成熟期间呼吸代谢、糖转化和各部位籽粒干物质积累规律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1965-1977年期间,她参加纤维素酶应用研究的工作,先后集体获得上海市1977年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6-1977年,她到环境保护组工作,调研石油化工厂排出的乙烯对作物和树木的影响,并研究了乙烯对不同植物的生理效应。

1979年后,她转入光合作用研究室光合碳代谢组,从事光合产物转化与利用的探讨,对稻麦叶片和籽粒成熟过程中淀粉和蔗糖的合成与转化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包括:叶片中光合产物输出的抑制与淀粉和蔗糖的积累、玉米叶片中淀粉和蔗糖的昼夜变化与光合产物的输出、玉米叶肉细胞和维管束鞘细胞中光合产物的分析、无机磷对叶片中淀粉和蔗糖积累的影响、大豆叶片中蔗糖酶的分离纯化及其特性、大豆叶片中淀粉酶的特性、大豆叶片中淀粉的降解和淀粉解酶、水稻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一些特性、水稻叶片的蔗糖合成酶、菠菜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纯化、菠菜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调节、红豆草和苜蓿根瘤固氮活性试验、红豆草和苜蓿根瘤菌的分离与回接、红豆草和苜蓿的光合效率比较研究、红豆草和苜蓿的光合特性比较及其限制因素试析、红豆草和苜蓿根瘤的固氮作用、红豆草根瘤的细微结构观察等。其中关于红豆草的工作曾获得甘肃省畜牧厅1991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夏叔芳的爱人彭加木同志在新疆考察时遇难。噩耗传来,她虽然心碎,但很快地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她爱人的遗志,赴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积极协助他们做实验并作学术报告,为支持边疆尽力。

夏叔芳同志现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热爱祖国,积极工作,严谨治学,关心边疆科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在7月7日,我采访了赵全章,请他谈最初怎么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的新闻以及搜索彭加木的情况。

马兰又热又干燥。我测试了一下,洗了衬衫之后,晾在阳光下,五分钟就干了——除了领子还稍稍有点未干。晾在室内,一个多小时就干了。

◆从飞机上俯瞰大沙漠

当我在马兰核基地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时候,部队集结在马兰,第三次搜索彭加木开始了。7月8日,新华社新疆分社发出电讯《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二进罗布泊寻找彭加木》: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8日电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第二次进入罗布泊地区,继续寻找彭加木。

这次寻找行动,有两支队伍参加。东路从甘肃敦煌出发西进罗布泊洼地;西路从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出发向东寻找。今天上午九时半,以罗布泊地区附近驻军为主组成的寻找彭加木的队伍,已经从部队驻地出发。寻找队伍临行前召开了动员会,驻地部队司令1张志善、政委胡若古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彭加木的亲属和这支队伍的同志们一一握手送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对党和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千方百计寻找彭加木,表示十分感激。

东路将于7日从敦煌启程。

新华社电讯中所说的“西路从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出发”,这“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其实就是马兰核基地。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搜索彭加木行动。

7月9日,我接到部队政治部通知,明天上午有一架飞机从马兰飞往“720基地”,你可以乘坐这架飞机,先到“720基地”,再从那里乘飞机,转往彭加木的失踪地——库木库都克。

“720基地”当然是一个代号。后来,我在采访马兰基地作战处处长周夫有的时候,他道出了“720基地”这一名字的来历:当时,从马兰基地铺设电话线到这个基地,把电话拉到那里时,正好用了720根电话杆,于是便给这个新的军事基地取名“720基地”。

7月10日上午,部队政治部派车送我到基地的永红机场。

永红机场是小型的军用机场,只有一条飞机跑道。那里见不到民用机场上那种大型喷气式客机,只有螺旋桨小型飞机以及直升机。好在我曾经在东北加格达奇深入生活,那里的林场机场跟这里差不多,我乘坐过各种各样护林用的螺旋桨小飞机,尤其是多次乘坐双翼的“安-2”型飞机(又叫“运五”型飞机)。乘坐这些小飞机,噪音非常大。我一看机场上停着一架“安-2”型飞机,就向机场要了一点棉花——我知道,乘坐这种飞机必须用棉花塞住耳朵,以防那震耳欲聋的噪音。

我注意到,永红机场还停放着几架战斗机。

在永红机场乘坐飞机,不用买机票,也不用登机牌。

上午九时半,我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安-2”型飞机。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机舱很小,只能乘坐五六个乘客。坐椅非常简陋,不是通常客机上的“软座”,而是在铁架上钉着木条的“硬座”,相当于长板凳。客舱两侧各有一条这样的“长板凳”,乘客面对面坐着。

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喧嚣,飞机起飞了。

如今的喷气式大型客机的飞行高度都在一万公尺以上。我那次飞行,高度只有一千公尺左右,所以能够十分清晰地看见地面。

我是乘汽车进入马兰核基地,只见到公路两边的房屋和树木。然而,在飞机上,我却见到了核基地的全貌。我发现,马兰的街道不像北京那样方方整整,倒是像上海的街道那样有许多是斜着的。我见到一大群方形的建筑物,不像居民住房,也不像普通的厂房。我猜测,那里也许是研制核武器的实验室。我明白,国防科委对于进入马兰基地的人员,尤其是对记者严加限制,原因就在于进入这里,便可以知道许多核机密。我恪守保密纪律,在此后多年之中,从不谈及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仅以“新疆驻军某部”代替,直至完全解密之后,才把马兰核基地写入作品。

随着飞机向前飞行,马兰核基地迅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一离开浓绿色的马兰,机翼下出现的便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我从金鱼眼般凸出的舷舱玻璃朝下俯瞰,忽然,一个碧绿的大湖出现在飞机下方。湖面平静如镜,像一块硕大无比的美玉,镶嵌在大漠之中。在戈壁滩上,难得见到这样的大湖。我大声地问同行的新疆朋友,才得知这是博斯腾湖。

博斯腾湖古称“西海”、唐谓“鱼海”,直到清代中期才定名为博斯腾湖。博斯腾是蒙古语,意即“站立”,因湖心屹立着三座小山而得名。湖东西长55公里,南北宽25公里,略呈三角形。博斯腾湖是新疆最大的湖泊,博斯腾湖位于天山东段南坡焉耆盆地东南侧最低洼处。

当飞机掠过博斯腾湖之后,往东飞行,从此便是千篇一律的库鲁克塔格黄色沙漠。沙漠上空万里无云,阳光强烈地照射着,我可以清晰地看见飞机黑色的影子在沙漠上移动。

从空中俯瞰沙漠,像一张无边无涯的砂纸,像一块无比巨大的黄色地毯,像一匹硕大无比的黄卡其布。沙漠并非一马平川,而是有着波浪般起伏的沙丘,看上去像木板上的木纹。有的沙丘相当高,相当大,仿佛一座沙山。

沙漠只有浅黄、灰黄、土黄、姜黄的区别,没有别的色彩。偶然在两座黄色小山之间的夹沟里,有一星半点的绿色。据说,下雨时,在夹沟里渗进一丁点儿水分,非常耐旱的野生植物骆驼刺或者红柳便在那里扎根。

忽然,我看见“黄卡其布”上有几块方形的绿斑。细细一瞧,哦,是越野车!奇怪的是,它们全都“抛锚”了,掀起了车头盖板。

“汽车坏啦?”我大声地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战士。

“准是‘开锅’!”

“什么‘开锅’?”

“白天在这儿开车,开一会儿,水箱里的水就会沸腾——开锅,汽车只好停下来,打开车盖。不过,沙漠里的风,也是热的!汽车开二十分钟,就得歇十分钟!如果不是任务紧急,他们用不着白天也赶路,光是夜里开车就行了。司机们说这叫‘日以继夜’…”

我听了,眼前便浮现那位司机的“塑像”。此刻,也许他正闷坐在“开锅”的越野车里!

记得,在大兴安岭上空飞行的时候,我乘坐的也是这样的小飞机,飞机波动很大,很多人都呕吐了,而在沙漠上空飞行,飞机却很平稳。这是因为森林上空气流对流大,所以飞机颠簸。在沙漠上空,气流平稳,飞机也就平稳。

我偶尔也见到几个小湖。据说这几天下过一场雨,低凹处积了一点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不过,这些小湖(其实是积水坑而已)在一两天也就蒸发了。

飞机在单调、荒芜的大漠上空飞行,仿佛一切都凝固了似的。一味是黄色,是沙漠,渐渐地使我感到“视觉疲劳”。尽管两耳塞着棉花,嘈杂的嗡嗡声使我感到“听觉疲劳”。唯一具有“动感”的是飞机落在沙漠上的影子,一直紧跟着。

螺旋桨双翼飞机的飞行速度,远不如当今的喷气式大型客机。飞了两小时,前面出现绿色。我明白,“720基地”到了。从空中俯瞰“720基地”,规模远比马兰小。

上午11时,飞机降落在“720基地”的军用小机场。

在“720基地”,我被安排住在那里的部队招待所。

我得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先生也住在招待所,便在当天下午采访了他。陈善明是彭加木多年的老朋友。陈善明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在1958年至1960年这三年间,陈善明与彭加木共同主持中科院新疆分院的筹备和建立工作。他的谈话使我对彭加木热情支援边疆科研工作,有了具体的了解。

◆飞越罗布泊上空

在“720基地”,我得到通知,第二天有一架直升机要飞往库木库都克。这样,我在“720基地”招待所只住了一个晚上。

翌日——7月11日,我吃过早饭,就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一架苏制“米-6”直升机已经停在那里。

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机飞往那里。

上午八时半,直升机的巨大的螺旋桨转动起来的时候,卷起漫天黄沙。

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也只有一千米左右,透过2形的小窗,我可以清楚地观察大地:

脚下,依然是一片又一片沙漠,有的看上去像一大张平整的砂纸,有的像木纹,有的则像翻皮的皮鞋表面。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

起初,绿色的斑点像大饼上的芝麻依稀可见,渐渐地越来越少,如晨星般寥寥无几。有时,脚下群山起伏,但都是光秃秃的,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

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

据说,十多年前,这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飞入罗布泊的中心了,米灰色变成灰白色,“皱纹”加深,仿佛湖中心有一道道深沟似的。

机舱里变得越来越热。

由于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很低,我清晰看见罗布泊上汽车的轨迹。

罗布泊,向来被视为“神秘之地”。

罗布泊,古称“泑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中,便有记载:“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所谓:“泑”,即“水色黑也”。

在《史记》中,称之为“盐泽”,因为它是一个咸水湖,“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

在蒙古语中,称为“罗布淖尔”。“淖尔”,即蒙语“海”的意思。

罗布泊地区,地处我国广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东部,东接河西走廊西端,西至塔里木河下游,南起阿尔金山,北到库鲁克山。它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罗布泊畔的古城楼兰,地居当时东西交通的咽喉。《史记》中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也正因为这样,罗布泊还曾被称为“楼兰海”、“牢兰海”。

清朝乾隆时的《河4纪幼略》一书中,曾对罗布泊作了这样的描述:

“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偏众山水,共六大支。绵地五千里,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碛阻隔,潜伏不见者不算。以山势揆之、回环行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

这许许多多历史记载,都说明罗布泊一直是湖泊。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来新疆时,曾经到达罗布泊畔,见湖水浩荡,进湖要坐橡皮船。

1964年,那时,罗布泊已经开始干涸,但还有湖水。

到了1972年,罗布泊完全干涸了,变成一片坚硬的盐泽。

我乘直升机至罗布泊,曾经中途降落在湖底,见到那里是一片白色的盐碱,连直升机停在上面,都不会陷下去。

罗布泊那浩荡的湖水,到哪里去了?

原来,罗布泊之水,来自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以及孔雀河和车尔臣河。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疆兴起许多农场,纷纷截断河水。于是,原来流入罗布泊的河流,全被切断。罗布泊地区白天烈日炎炎,气温很高。罗布泊水在烈日下大量蒸发,只出不进,湖水越来越少,以至全都干涸。

由于罗布泊水本来是个咸水湖,湖水干涸时便析出大量的盐,形成坚硬的盐泽。于是,罗布泊成了“聚宝盆”,也成了“神秘之地”。

罗布泊虽然干涸,但是从飞机上仍能清楚看见当年的湖岸:一条明显的曲线。过了这曲线,就从米灰色变成了淡黄色,又重新进入沙漠了。

从人造卫星上拍摄的罗布泊全貌,像只大耳朵。不过,从直升机上,只能看到这“大耳朵”的局部。

彭加木的老同事夏训诚曾说,“1980年访问美国期间,我去华盛顿遥感专家艾尔?巴兹家中做客,发现他的家中竟挂着罗布泊的‘大耳朵’地图(从卫星上看,罗布泊酷似大耳朵)。当时他问我‘耳轮’、‘耳孔’和‘耳垂’等表示什么,我没能答上来。”

夏训诚感叹,“罗布泊、楼兰在中国,但其研究却在国外!”从19世纪中叶以来,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直是科学探险和考察的热点区域。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来到罗布泊进行科考。夏训诚是国内进入罗布泊科学考察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夏训诚说,后来,中国科学考察队通过水准测量、光谱测定、分段采样、分析和对1958年航空图像的判读及有关文献的综合分析后,得出对“大耳朵”的新认识——“耳轮”是湖水退缩盐壳形成过程中的年、季韵律线,不是湖岸阶地和湖岸堤;“耳孔”是伸入湖中的半岛,将罗布泊分成东西两湖;“耳垂”是喀拉和顺湖注入罗布泊形成的三角洲,在卫星照片上有四个不同时期的三角洲。据介绍,“大耳朵”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水退缩迅速形成的。

夏训诚还说,中国的沙漠分为十三种类型,而罗布泊的羽毛状沙丘是我国特有的。“发现地点位于库姆塔格沙漠内,罗布泊内的八一泉南侧方向,那里距彭加木失踪地不是特别6,彭加木正是在沙漠北侧边缘失踪的。”夏训诚以为,这种羽毛状沙丘的形成比较独特,可能是盐碱和风沙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直升机的速度也不快,飞行了两个小时,在上海十时半,降落在离罗布泊不远的库木库都克降落。

事先,我查阅过新疆地图,在罗布泊之东,画着一个圆圈,标着“库木库都克”的大名。通常,在地图上,圆圈是城市的标志。我以为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