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伙迫害狂把魔爪伸向夏叔芳，伸向一个无辜的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头上，不过是肆意迫害彭加木的前奏，一个不大不小的“试探气球”，一场必不可少的“演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专案组”早就把彭加木列为“重点”，暗中开展内查外调了。碍于他是分院革筹会的召集人，碍于他曾受到过党与人民的表彰，不便过早惊动他，直到“专案组”掌握大量“材料”，又经“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批准”，这才终于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揪”了出来，“老反革命”、“老特务”
彭加木，成为当时震动上海的“爆炸性新闻”！
◆“抄家专家”导演大抄家
“好戏”连台。就在宣布“隔离审查”彭加木的当天晚上，又连夜演了一出“好戏”——大抄家。
这出“好戏”的导演，便是有着“抄家专家”之称的戴立清。
这次抄家，事先曾颇费苦心。“抄家专家”声称，他并不是抄彭加木的家，而是抄夏叔芳的家！因为在当时尽管私自抄家成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遭到任意践踏，但是由于私自抄家已引起公愤，已规定要征得当地公安部门同意才可抄家。“抄家专家”知道，彭加木在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擅自去抄他的家，可能会遭到居委会和群众的干涉，而借口抄夏叔芳的家，夏叔芳是个普通群众，遇到的麻烦可能会少些。
那天下午，尽管规定“全院大会，不得缺席”，他们却故意不通知夏叔芳，让她坐在那里写交代，毫无思想准备。
直到大会结束了，夏叔芳才被叫去，说是要执行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请夏叔芳“协助”。
夏叔芳呆住了。她，一个审查对象，哪有资格去“协助”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呢？
哦，经过一个头头的解释，夏叔芳明白了。原来，这重大的“政治任务”，便是到她家进行一次“扫四旧”。那年月，在正式的场合，是不提“抄家”二字，而代之以美妙动听的新名词——“扫四旧”，也就是“扫除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多么“革命”的行动啊！
下午五点，浩浩荡荡的“扫四旧”队伍，在“抄家专家”的亲自带领之下，坐满了一辆大型客车，押着夏叔芳，冲着上海肇嘉浜路的科学院宿舍驶来。
夏叔芳已经多日未回家门了，女儿彭荔见了妈妈带着一车“客人”回来，兴高采烈。很快地，女儿看到妈妈那拉长了的脸以及“客人们”凶神般的脸，意识到事情不妙。没多久，女儿听见妈妈在“客人们”的大声呵斥下站在那里，低头念着《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3岁的女儿平生第一次看到妈妈挨斗，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爸爸怎么还不回来？爸爸快来救救妈妈吧！接着，“抄家专家”开始训话。他对夏叔芳交代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
“抄家专家”的逻辑颇为颠倒，明明来抄夏叔芳的家，怎么她反而成了“胁从”？她要向谁“反戈一击”呢？在演完以上这些“开场戏”之后，“抄家专家”把“造反战士”们叫拢来，亲自进行“示范表演”。
“抄家专家”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一撂，把袖子一捋，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生炉子取暖用的，已经多年废弃不用了。“抄家专家”敲开砖砌的烟道，伸手进去一摸，摸出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连忙伸长脖子一看，呵，原来是一只布做的小沙袋！
彭荔一看，明白了：这是她小时候玩的小沙袋，自从掉进烟囱之后，没办法拿出来。想不到过了那么多年，却给“抄家专家”找出来了！
此时“抄家专家”的脸相当尴尬。他本想能找出个发报机之类，作个“示范”，谁知找出来的是这么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东西！
好在“抄家专家”经验丰富，他早就做好了另一手准备。
只见他趁大家不注意，把手伸进口袋，然后，又伸进烟囱，摸呀，摸呀。忽然，他摸到了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唷，就像变魔术似的，他手中拿着一张撕碎了的照片！是什么照片呢？
经“抄家专家”一拼凑，可看出是彭加木与家人的合影。
“他为什么把照片撕碎？这里有鬼！这是重要的罪证！”经这么一“提示”，这么一“上纲”，顿时，“造反战士”都感到“敌情严重”，纷纷效法。
于是，彭加木家中仿佛成了建筑工地，到处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
有人在挖墙洞，有人在撬地板，有人在翻抽斗，有人在开箱子…
正在这时，在上海中学上学的彭海回来了。他平时住校，每逢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他一看家里乱成这个样子，大吃一惊，他一进门，立即被人拉住，被看管起来了。
抄家者们似乎颇为细心。他们就连彭加木患病时拄的拐杖，也要劈开来看看，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联络图”？一架多年不用的破收音机，也被拆开来了，查看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发报机”？彭加木为了治好癌症，曾收集了许多治癌中医药方，这些药方同样被“警惕”的目光逐一审查，看看是否隐藏着黑诗、黑话或者联络暗语？
最使抄家者们费神的，要算是彭加木那丰富的藏书。彭加木平素最喜欢买书。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家中即有《唐诗》、《宋词》，也有古典小说、史籍还有五线谱、科技书、字典和外文书…
起初，抄家者们一本一本地翻着，看看书里是否夹着什么特务名单之类的东西。后来，不耐烦了，决定干脆全部运走，带回去研究研究！
就这样抄家者们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才在“抄家专家”的带领下，押着夏叔芳，开车扬长而去。
车上，堆满了各种“战利品”，其中最醒目的是成箱成箱的书。他们抄得真彻底呀，在他们走后，彭荔连小学课本都找不到了——也被抄走了。家中剩下的唯一的书便是红宝书。他们名曰抄夏叔芳的家，其实车上装的，尽是彭加木的笔记本、论文底稿、信件、照相册…
此时，夏叔芳还蒙在鼓里。她曾担心过彭加木的命运。她回家后，看到彭加木的牙刷还插在口杯中，他的手巾还挂在那里，被子放在床上，她放心了，以为他大概太平无事。因为如果彭加木也进“抗大学习班”的话，他的日常用品总应拿去吧。
深夜，有位头头指着植物生理研究所门口的大字标语要夏叔芳看，夏叔芳这才一下子惊呆了。那标语上，用写字台那么大的字写着：“打倒老反革命分子彭加木！”
汽车停了下来，这位头头得意地指了指地上。夏叔芳一看，水泥地上用墨汁刷着大字：“打倒老特务彭加木！”
这位头头还指了指高音喇叭。夏叔芳一听，喇叭里正在哇啦哇啦叫喊着：“揪出彭加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
尽管夜已深了，“造反战士”们吃完夜宵，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那里清理抄家所得的“战果”。
◆天下奇闻
第二天清早，上海市民们一觉醒来，便看到各主要街道上刷着“打倒老反革命彭加木”之类的大字标语。彭加木是上海人民熟悉的名字。他，一个曾是科技战线上先进标兵的人，居然是“老反革命”？这一消息，顿时轰动了上海。不久，便传遍了全国。
经过“造反战士”们的通宵作战，在第二天，抄家“战果”被初步整理出来了，一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贴出来了。
这下子，彭加木的“反革命罪证”被大量揭发，用当时最流行的“大批判”语言来形容，叫做“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彭加木有哪些“反革命罪证”呢？试举几例：
其一，在彭加木家中（请注意，此时不再提什么是抄夏叔芳的家之类借口，也不用“扫四旧”之类文绉绉的美名了），抄得英文版的地图一张，上面写着“HongKong”，此乃香港地图也。这说明彭加木早就想“叛国投敌”。
（作者注：其实，彭加木有收集各种地图的癖好。因为他天南地北到处跑，每到一地，便尽量收集当地的地图。这张香港地图，是他去广州时，一个朋友知他有此癖好，送给他的。他家中收有数十张国内各省、市地图，“造反战士”们视而不见，唯独有这张香港地图当成宝贝，上纲上线。）
其二，在彭加木家中，抄得杀人武器——匕首，共十多把。这是特务活动的用具。
（作者注：维族等少数民族常在马靴中藏匕首，一则防野兽，二则可供切瓜宰羊之用。在新疆各地的百货商店里，均公开出售匕首。这些匕首常装饰着美丽的花纹，是富有地方色彩的工艺品。彭加木每到一地，喜欢买当地的匕首或其他工艺品作纪念。正因为这样，家中才会有许多匕首，而且形状、花纹各异，他在野外工作时，身边也总带着一把匕首，以防野兽。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却也被当作罪证。另外，彭加木家中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工艺品，则同样视而不见，却抓住匕首大做文章。）
其三，在彭加木家中，抄得子弹壳二十发。这也是彭加木的特务罪证。
（作者注：这是彭加木的儿子在青岛拾到的，当作玩具玩。跟彭加木毫无关系。）
其四，在彭加木的照相册上，发现彭加木的许多照片，有些是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这是他刺探情报的罪证。
（作者注：这是生活小事。谁的影集里，没有那么几张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的照片呢？检查者能从一大堆照片中找出彭加木喜欢在桥梁前拍照，并从中作出大胆而富有幻想色彩的推论，足见审查者是颇费苦心，并有一种编撰惊险故事的天才。）
其五，在彭加木家中，搜出小方铁盒一只，内有大量全国粮票及金银首饰，是他准备潜逃时用的应变物资。
（作者注：此乃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张宗泉多年以来的积蓄。如果不是抄家，彭加木还不知道老保姆有此“私房”哩！）
…
诸如此类的天下奇闻，不一而足。今天的许多青年读了这些奇闻之后，会以为在看惊险小说。请注意，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中国确确实实发生过的荒唐事！
“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这两句诗，倒可以在这里应用一下。
◆颠倒
种种奇闻，轰动了生物化学研究所，轰动了上海。
于是，更多的奇闻，被“创作”出来了。
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就在彭加木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台湾的电台以及“美国之音”就马上广播了这一消息。哼，如果彭加木不是“老特务”，不是与“台湾”、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怎么会如此迅速得知彭加木被“隔离审查”，并为之“鸣冤叫屈”呢？也有人确有其事般描述道，在宣布彭加木“隔离审查”的那一刹那，见彭加木要咬自己的衬衫领子，旁边的人立即把他的领子拉住了。后来一检查，发现领子里藏有一小瓶剧毒的“氰化钾”。这充分说明彭加木是“老特务”，他早就准备好这一手，以便在他的真面目暴露时自杀。
…
这些奇闻，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几乎家喻户晓。从此，这位科技战线上的先进人物被抹了神秘的色彩，成为一个老奸巨猾、隐藏多年、狡诈多变的“老特务”的形象，奇闻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以至后来经过综合加工，经过“再创作”，终于出现了以彭加木为“主角”的“惊险小说”——“梅花党”。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如果说那种种荒诞绝伦的奇闻，只不过是传说、谣言，不足为凭，然而，当时“彭加木专案组”的所作所为，却也是天下奇闻。
“彭加木专案组”采用什么办法来“审查”彭加木呢？概括起来，也不过是两个字——颠倒！
其一，彭加木忍受着病痛，为开发祖国的边疆而四处奔走，这被颠倒为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为了查清彭加木的“特务活动”，“专案组”也派了大批外调人员，沿着彭加木走过的脚印“外调”。由于彭加木工作过的地方实在太多，以致使“彭加木专案组”的“外调”开支在各专案组之中遥遥领先，成为绝对冠军！在报销这些浩大的“外调”费用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朝分院推，说彭加木是分院革筹会召集人，当然应是在分院报销；他院则朝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推，说彭加木是你们的革委会负责人，当然应该在你们那里报销。推来推去，到底分院是上级机关，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只得服从，在所里报销。在报销时，财务人员看到数字太大，问了一句跑那么多地方干什么，便被“专案组”训斥：“这是机密，你打听它干什么？”财务人员一边不得不给他们办理报销手续，一边头叹息：“唉，如果这些钱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该出多少成果哪！”
在1964年，彭加木曾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资源考察。这件事，成了“外调”的重点。
因为“专案组”认为，罗布泊地区是重要国防基地，“老特务”到了那里，首先是进行“特务活动”。于是，派出“专员”，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那里“外调”，查来查去，没有捞到半根稻草！当地的朋友回答道：彭加木进入这些地区，是办理过手续，经过有关部门同意的，有的则是当地公安部门一同前往的。
可笑的是，彭加木身患重病，尚能在罗布泊地区坚持考察，而那两位“专1”到那里外调，回沪后却大病一场！这么一来，连“专员”自己也不得不暗暗承认，到那种不毛之地进行科学考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其二，彭加木甘当铺路石子，在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新手，这被颠倒为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
于是，“外调”人员到了哪里，哪里的彭加木的好友便遭殃，受到株连，被戴上“特务”帽子。各地因彭加木而受株连的人，达数十人之多。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倒正好说明了彭加木为边疆培养的科研人才之多！
就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来说，她在1959年分配到新疆工作。那时，新疆分院正进行艾丁湖等盐湖考察，领导上让她对考察采来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她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化学分析，感到力不从心。正在这时，彭加木来了。她听说彭加木是学农化的，便向他请教。彭加木很热情地帮助了她，介绍她查看有关的科学资料。其中特别是从盐湖样品中测定溴、硼、锂、钾等元素的含量，实验技术比较复杂，彭加木都一一帮她解决了。有时，她把分验报告单送给彭加木审看，彭加木认为化验数据不准确，便要她重做实验，直到得出准确、可靠的数据为止。其实，当时彭加木来新疆，并不负责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内的工作。然而，他有求必应，热心地做好这种分外事，培养了边疆的土壤化学分析人才。后来，这位同志成为了专家，开办了多期训练班，为新疆各地培训了一百多位土壤化学分析人才。然而，她居然受到牵连，被责令交代如何为“老特务”彭加木在新疆“搜集情报”，被大字报说成是“老特务”彭加木“安插”在新疆的“干将”。
其三，彭加木勇斗病顽、征服癌魔，就连这也被颠倒，被污蔑为假装癌症，捞取政治资本。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株连术”，竟发展到“病人出事，殃及医生”！那位中山医院的曹凤岗医生，由于给彭加木治病，竟也遭株连。
“外调”人员来到曹医生那里，气势汹汹地要曹医生写揭发材料，说彭加木患的不是癌症。曹医生拿出彭加木当年的病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诊断，而且是几位医师共同会诊的结论。从这些病历材料来看，他的癌症临床症状是很明显的。”
那些“外调”人员无法从曹医生那里捞得半根稻草，恼羞成怒，竟指着曹医生大骂，说她是“老特务”，彭加木的“同党”，是“特务集团”的成员。
“外调”人员几次三番到中山医院来，从曹医生的档案中查出，原来曹医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下子，他们如获至宝。尽管那时彭加木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曹凤岗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们并不认识，却也被作为早有“特务”联系的“证据”！他们责骂曹医生是“鸵鸟”，说她把头埋在沙中，不敢正视现实，也是“老特务”！
经过这么一番“内查外调”，一切都颠倒了，彭加木面目全非了：
他不是支持边疆，而是刺探军情；
他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安插特务；
他不是战胜癌症，而是假装癌症。
一句话，他不是先进标兵，而是“老特务”！
◆《羊城暗哨》的启发
人们把林彪、“四人帮”比作长在党的身上的恶性肿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妥帖。
彭加木平生第一次大搏斗，是与肉体上的癌细胞搏斗。如今，第二次搏斗开始了——与政治上的癌细胞搏斗。彭加木挨骂受打，拳头、耳光、脚踢、低头、弯腰、揪头发…彭加木受尽了人间种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
彭加木依旧还是那么倔，那么犟，他还是像他在1956年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写的那样：“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那时，不时从隔离室里传出毒打声，拷问声，也传出这样的怒吼声：“我抗议！我不是特务！我反对！我抗议你们侮辱人格！”
即便在公开批斗的场合，彭加木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着双臂，依旧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为了“啃”下彭加木这块“硬骨头”，“专案组”的组1们分为几班，车轮大战，24小时不停地审讯彭加木。
几天几夜过去了。审讯者自己都已经支持不住了，彭加木还在那里喊着“我抗议”！
被隔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牛棚”里的“牛”，竟比看“牛”的人还多！有的人今天还在看“牛”，第二天忽然连他自己也成了“牛”，被关押起来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彭加木家里的老保姆张宗泉，居然也成了“牛”，关进了“牛棚”。怎么会殃及老保姆呢？
原来，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专案”人员，居然从反特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认为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和《羊城暗哨》中那个扮演成佣人的老特务——梅姨一样，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潜伏特务”！
老保姆被抓走了，一群凶神似的“专案”人员开始了审讯。
“你回答，彭加木家里有什么‘机’？”
老保姆从未见过这样的世面，紧张地苦苦思索着，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答道：“有…有收音机！”
“还有什么‘机’？”“专案”人员追问道。
“还有…还有缝纫机。”
“还有呢？”
“还有…还有照相机。”
“还有呢？”
老保姆哆哆嗦嗦，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机”，便用苏北话答道：“呒得‘机’，呒得‘机’，他们家里不养鸡！”
这下子，把那些“专案”人员气得哭笑不得。他们拍案大骂，说老保姆“不老实”。老保姆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专案”人员要她交代的是发报机！天哪，她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什么发报机！
那些“专案”人员受到《羊城暗哨》的启发，加上丰富的想象，曾认为老保姆是彭加木的“发报员”，懂得中文、英文，会熟练地发报，枪也打得很准。这老保姆是从南京来的，而南京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正因为这样，逼着她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能不把老保姆是什么样的人，略写几笔：她，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有点驼背，老花眼，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这样的人，居然会被当成“发报员”，足见当时冤案、错案、假案之多，真是冤狱遍地，草菅人命，好人受欺，坏人当道。
老保姆被关进地下室，那里是水泥地，又冷又潮。没有床，只得用草垫铺地，苟且安身。没有窗，终日阴暗。在这样的“牛棚”里，老保姆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始终交代不出什么“发报机”，只得不了了之。
老保姆张宗泉被释放后，被迫离开了彭加木的家。她临走时，依依不舍。她曾这样对人说过：“彭加木是好人哪，他对老年人很尊敬。我在他家十几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那么忙，自己的衣服还总是自己洗。他是好人哪！”
◆离奇的“梅花党”
老保姆走了。
彭加木家中，只剩下两个孩子。
1969年，17岁的彭海中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吉林省四平专区林树县插队落户。
这时，父亲隔离了，母亲隔离了，只有14岁的妹妹含着眼泪帮他整理行李。
彭海请求在临走前见一见父亲。
176彭加木身居隔离室，一知道儿子要去边疆，却很高兴。他的心，依旧向着边疆！他脱下身上的大衣，送给了儿子。
就这样，儿子踏上了征途。家里，只剩下彭荔一个人！
幸亏邻居们与彭加木相处多年，打心里敬佩彭加木。他们不顾被株连的危险，照料着彭荔。
就这样，一家四口，分居四方：
彭加木，被隔离在生物化学研究所；
夏叔芳，被隔离在植物生理研究所；
儿子，吉林；
女儿，在家。
也就这个时候，发生了件怪事：看管彭加木的人，忽然增加到了八个。对他的隔离室，戒备更加森严了。“专案”人员不再打他了。他的生活，也比原来好多了，给他吃橘子，给他吃苹果，伙食也改善了；彭加木要求晒晒被子，照办了；彭加木要求看看报纸，同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加木不得而知。
原来，彭加木“升级”了！本来，他只是作为一般的“特务”而隔离审查。这时，“专案”人员经过“内查外调”，查出彭加木既是“中统特务”，又是“军统特务”，而且还是重要骨干。一句话，他成了“要犯”。
这下子，上面传下话来，要“专案”人员好生看管彭加木，切不可让他自杀——因为他是“要犯”，一旦自杀，许多重要的线索就中断了。随着彭加木不断被“升级”，他变得越来越神秘。
就在这时，经过多次“艺术加工”的传说，一个纯系谣言——“梅花党”出笼了。
据说，在中国内地，潜伏着一个重要的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由于以梅花作为联络暗号，故称“梅花党”。“梅花党”的重要成员之一，据说是远渡重洋归来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她，有一枚梅花形的胸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