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甘当一颗铺路石子。他在那里整天忙于筹建实验大楼，购置仪器，安装仪器，培养人才；还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甚至在化学楼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当仪器从内地运来时，他和大家一起打开了几百只箱子！…当地的朋友赞誉彭加木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亲手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的科学桥梁。他在上海做了许多动员工作，鼓励上海的科学家们调到新疆来工作，或者来新疆作短期的讲学、考察。
彭加木在这次出发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陈善明谈心，向他介绍新疆的风貌，跷起大拇指说新疆“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还动员了上海的老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讲学、考察。
后来，经彭加木亲自动员来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学家，就有生理学家胡学初和徐科，化学家柳大纲（研究盐湖）和生物化学家戚正武…
另外，通过彭加木架设的这座桥梁，新疆的许多年轻科学工作者不断到内地实习、培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新疆的朋友们称赞彭加木是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科学桥梁的“工程师”。彭加木，是一个出色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中，写下了献身边疆的誓言：
…我极盼陈善明能到新疆来。因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体情况
是不够有十分把握的。虽然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儿的工作，就将会引起重大的损失。陈善明来到以后，我就可以放心了…
信中的这些类似于“临终遗言”的话，彭加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下来的。因为在当时，尽管别人每天看到他忙碌于工作，而在深夜里他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已经预感着不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他抓紧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他没有节日，没有假日，不看电影，也不看戏。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他说：
“既然生命的期限已如此短促，那时间对我来说就更宝贵了，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呵！我自己早知道可能活不长了，正因为这样，更应当乘我能做些事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替党做些工作，特别是艰难困苦的工作。”
彭加木爱诗。此时此刻，他最爱读的，是着名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所写的诗——《有的人》。他，不知多少遍吟诵过这首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
“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到的地方
到处有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举得很高，很高。
彭加木每一次吟诵这首诗，都仿佛增添了力量，把有限的时间抓得更紧更紧。
陈善明在彭加木的精神影响之下，也愿做一颗铺路石子，为发展边疆的科学贡献力量。陈善明调到了新疆，担任了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的到来，使彭加木在新疆有了得力的支柱。
◆马不停蹄
1958年底，彭加木把新疆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马路上，彭加木又有两次被人细细端详，人们发出了“你没有死”、“你还活着”的惊呼！
回到家里，小女儿跑去开门，头一句话便使彭加木吃了一惊。她问道：“叔叔，你找谁？”
回来了，回来了，彭加木奇迹般去边疆，又奇迹般凯旋了。
彭加木置了一架幻灯机，到处放幻灯。那些幻灯片都是他自己拍的新疆照片，解说词也是他自己编的。他到处宣传新疆“牙克西”，常说：“一个新疆就有十六个浙江省那么大，这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天地呵！”他在家里放幻灯，在研究所里放幻灯，就连走访亲友，也在他们的家里放起幻灯来。他的幻灯机很轻便，放在手提包里一拎放行了。放映时，把墙壁当银幕，随地可以放映。人们又开始叫起他的绰号——“乌鲁木齐”了。
彭加木来到曹凤岗家里。这一次，倒过来了，不是曹医生给彭加木治病，恰恰相反，却是彭加木帮助曹医生总结经验。彭加木带来许多他服用过的中药药方，给她讲述哪几种药方比较有效，建议对别的病人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彭加木在上海只工作了一个来月，连曹医生要他到中山医院复诊，他都来不及去，又“马不停蹄”地奔赴边疆了。
他没有失约，在1959年初来到了昆明，来到了蔡希陶教授那里。云南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也正在建设之中，许多青年缺乏经验，正需要他的帮助。
彭加木在昆明工作了三个月之后，第三次来到新疆。他参加了北疆阿勒太地区以及玛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他还协助新疆分院筹划开展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当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准备在北京建立中心化验室，由于彭加木是学农化的，身体又不好，想把彭加木留在北京，主持中心化验室工作。为此，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负责人简焯坡写信征求彭加木的意见。彭加木在1959年4月，郑重其事地复信简焯坡，再一次申述了愿在边疆长期战斗的心愿：
关于我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个人的意见，首先是坚决服从组织调配，派往哪里就去哪里，交下什么就做什么。关于工作地点问题，有一点提出请领导上考虑的，就是希望能在边区工作。最好不要留在北京或至少不要长期留在北京。漆主任（作者注：即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漆克昌）提到综考会要建立中心化验室，这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做，只是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有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把化验室建立起来开展工作了，长期继续主持化验室的工作，可以另找更合适的人选。北京比边区更容易找人些。现在我仍然愿意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在攻克边疆地区科学堡垒的战斗中，接受当一名爆破手的任务，我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彭加木继续在边疆“铺路”、“架桥”，为边疆添砖加瓦，添草加木。
1959年8月14日下午，彭加木亲自来到乌鲁木齐车站，迎接前来新疆指导工作的上海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尽管当时的新疆分院还正在施工、建设之中，却使这几位老科学家感叹不已！
彭加木的导师应睐教授，曾写下了这样的观感：
在乌鲁木齐市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我亲眼看到了彭加木同志在那里的工作情况。使得我大为惊奇的是，当时新疆分院虽还处在建院时期，但实验室设备已相当齐全，有些现代化的精密仪器也已安装起来，真是琳琅满目。问起分院的同志，才知道原先的工作条件是极为困难的，连玻璃管、酒精这种实验室常用物品都很缺乏，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多亏彭加木同志帮助他们设计实验室，采购仪器，安装设备，以至培养干部，掌握技术，才取得了像现在这样的成绩。当时新疆分院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彭加木同志是重病初愈的人，但依旧干劲十足地投入糠醛生产试验等研究工作。这一切都使我十分感动，使我认识到他支持边疆的
行动是对的。他的辛勤劳动，对边疆的科学事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来，彭加木是王应睐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助手。当彭加木在三年前打报告要到边疆工作时，王应睐教授有点舍不得，一再挽留他在身边工作。如今，他亲眼看到了彭加木对边疆的贡献，赞扬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称誉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事业中的“建筑工”、“铁道兵”、“铺路石”。
原先对彭加木离开上海深表惋惜、叹为“电泳走子龙”的曹天钦教授，此时此刻，也深受感动。他认为彭加木“看得6，想得更广，而且以实际行动，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赤手空拳创造条件，在广阔的荒地上开垦播种。他的贡献不只是一个点或几个点，而是面的贡献”。
彭加木奔走不息。1960年，他在北京协助建设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中心化验室，并指导工作。这一“铺路”任务完成之后，他又“起锚”了。
1960年8月，彭加木离开北京，风尘仆仆应邀来到陕北榆林治沙试验站，在那里参加了治理沙漠的生物固沙试验。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他写出了题为《生物固沙试验》的科学论文。
这年月底，彭加木回到上海。意想不到是，他的身体又遭到了病魔的袭击，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
◆再斗病魔
从西北回来，彭加木感到异常疲倦，周身乏力。他的视力，又明显地减退了。
夏叔芳深知彭加木的“牛”脾气，他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肯上医院的。他把曹医生请到家里来。曹医生一看，发觉苗头不对，无论如何要彭加木到中山医院149来复诊检查。曹医生还给彭加木施加“压力”——如果不来复诊检查，就正式通知你的领导！这下子，彭加木没有办法，只好来到中山医院。
这一次检查，非常严格、认真。
曹医生为了检查彭加木的上腔静脉情况，进行了血管造影。为了注射造影剂，所用的针头比较粗。造影剂是从手臂上的“贵要静脉”打进去的。由于彭加木多次注射氮芥，以致手臂的静脉血管壁比较硬，针头滑来滑去，扎不进血管。曹医生急得汗水、泪水一起流了下来，彭加木却一声不吭，面不改色，鼓励曹医生道：“不要紧，慢慢打，再换个地方打。”另外，曹医生还抽取了彭加木的骨髓，进行细致的化验。
没想到，几天之后，中山医院通知彭加木——住院治疗！
彭加木预感到可能是病情恶化了，不得不住进了中山医院。
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原来，曹医生在做了血管造影之后，发现彭加木上腔静脉严重阻塞。更使她吃惊的是，在彭加木的骨髓涂片中，查出了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推断他可能患有“网状细胞性淋巴瘤”。
“网状细胞性淋巴瘤”，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恶性肿瘤。医学文献指出，这种恶性肿瘤患者，除了特例之外，一般只能活三个月。
彭加木又一次面临着死神的挑战。
彭加木向曹医生打听，自己究竟又患了什么严重疾病？这一次不同了，经过曹医生与组织上商量，认为彭加木经受过四年前那场生死考验，他的毅力是惊人的，可以把病情告诉他。
彭加木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便更加抓紧工作。…
三个月过去了，彭加木依旧活了下来。当医生和护士向他投来惊异的眼光时，他风趣地说：“我是不会死的！死了阎王爷也不敢收留！”
他一出院，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当时，上海正在举办全国性的“高级生物化学训练班”，彭加木主动要求担任辅导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这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得知彭加木又一次濒临险境，为了他的健康，劝他调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在上海安排适当工作。彭加木却念念不忘新疆，在1961年4月18日复信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办公室的领导：
我在医院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上腔静脉阻塞，一是在骨髓检查中发现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有患网状细胞瘤的可能。
网状细胞瘤是一种比较讨厌的病，病情的发展常常是快的，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内可以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现代医学尚无根治此病的方法…
我目前病情幸而尚无显着的发展。
…余留下来让我能继续工作的时日，恐怕未必会有很长久。按一般而论，似目前状况再维持一两年或三五年，即属十分罕有的例子，如不能善于利用此短促时光，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一份力量，实堪惋惜，内心亦常为此焦急不安。
现在天气已经转暖，新疆地区的气候亦已将成为我可以在该地区工作的季节，未悉我现在是否可以前往新疆的准备？
经过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领导共同研究，考虑到考察队的生活异常艰苦，彭加木的身体已不能适应，决定自1961年4月底，把彭加木调回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户口也由北京迁回上海。但是，领导上也考虑了彭加木再三要求赴边疆的强烈8望，同意彭加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在合适的季节中，去新疆工作几个月。1961年夏天，彭加木又奔赴新疆了。从此，他不顾身患重病，每年夏天差不多都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坚持去新疆工作。有一次他去南疆考察生物资源，一连坐了十六天汽车，终于翻过了高耸入云的天山。尽管他是咬紧牙关才度过那漫长而艰辛的十六天，但他为自己闯过了这一难关而感到无比欢欣。
◆征服“科学之眼”
我没有听彭加木同志说过“难”字，也没有见过他开过空头支票。只要工作需要，他就有这么一股子劲——总要细心探索，刻苦钻研，不彻底解决不肯罢休。当电子显微镜安装后验收时，由于国内还没有鉴定高分辨率技术的经验，我们受了不少肮脏气。为了永远摆脱这种被动情况，为了对人民负责，看看这台仪器的鉴别率到底是多少，是否符合厂方所开列的规格，彭加木同志硬是花了一个月的功夫，通过顽强的探索，掌握了铂铱粒法，测出了仪器的鉴别率。这仅仅是他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
以上，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曹天钦教授在回忆彭加木的文章中，所写的一段话。
彭加木是学农业化学的。当他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别说没摸过电子显微镜，连看都没看过哩！
他，怎么会跟电子显微镜打上交道呢？
原来，1962年，当他在上海休养期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口了一台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当时国内的第一台。由于没有经验，在安装、调试工作中，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彭加木一听说，尽管他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新技术，151却知难而进，主动求战。领导上同意了，派彭加木主持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工作。电子显微镜是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科研工具。
人们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称为“肉眼”。人的眼力不够，肉眼只能分辨大小为01—0.2毫米左右的东西。
自从在16世纪出现了光学显微镜，微观世界的大门自此被打开。人们用光淡显微镜把物体放大几十、几百倍，发现了微生物和细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细胞的发现称为19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
不过，光学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最大只有1500倍左右，最高分辨本领大约为2000埃。一埃，就是1/1，000，000厘米。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试制新型的显微镜——电子显微镜。
1932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诞生了，放大倍数只有12倍而已。然而，它飞跃发展着。如今，它的放大倍数已达几十万倍，甚至达上百成千万倍，分辨本领高达一埃。人们借助于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分子、原子。
电子显微镜被誉为“科学之眼”。它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冶金学、化学、地质学、半导体、物质结构学等许多学科。
然而，要掌握这“科学之眼”，却并不容易：
它结构精密、复杂，十分娇气。稍微一疏忽，拍出来的照片便是虚的。
它的内部要抽成高真空，实验室要求一尘不染。
它的观察范围比针尖还小。样品一定要切成极薄极薄，厚度只有50埃，即1/200000毫米。要知道，薄的打字机用纸的厚底，大约为1/25毫米左右！
彭加木有一股子“牛”劲——越是被别人说成神乎其神、困难重重的事情，他倒越是要干。他最喜欢跟困难较量，比个高低。
彭加木埋头在图书馆里，查看了许多国外的电子显微镜文献，弄清楚它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技术。接着，他花费了三十多个日日夜夜，厮守在电子显微镜旁，忙碌于制作样品、调试、拍片…
在一开始，大家都是新手，仿佛是一群新兵练习射击假装的，要花费大量子弹。为了节省底片，彭加木从别的实验室里找来几盒过期的光谱胶片作为试验品。不过，他就连这样的过期胶片，也舍不得整张使用，而是把它裁成一小条、一小条。
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调测、试拍，彭加木终于征服了神秘的“科学之眼”，用它拍出了合格的显微照片，从外行变成了内行。
有趣的是，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从此人们竟把他当作国内屈指可数的电子显微镜专家！而他自己呢？从来不把技术当成自己私有的东西，总毫不保留地教给别人。正因为这样，后来他不断被邀请到外地，帮助广州、福州、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更为可贵的是，彭加木对于国家的科学仪器，一向爱护备至。那台在1962年进口的电子显微镜，现在早已过时，成为“老爷货”。可是，由于彭加木使用很细心，给实验室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使用注意事项，所以这台电子显微镜在很多年之后仍在使用。用它拍摄的照片，质量并不亚于用新式电子显微镜拍的照片。
用曹天钦教授的话来说：“彭加木把这台电子显微镜的‘老本’都用出来了！”
其实，在彭加木身上，这样的事例多着呢：
他的那架照相机，早就“老掉牙”了。可是，用它拍出来的照片，却相当不错。
他的那辆自行车，人称“老坦克”。可是，骑着它作长途旅行，却安然无事。
彭加木常说：“秃笔也能画出好画来——关键在于你会不会画画。”
也有的时候，他一边修理着“老爷”照相机或那辆“老坦克”，一边自得其乐，头晃脑，背诵起几句唐朝作家刘禹锡的名作《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过去，彭加木喜欢郊游，喜欢看电影。自从忙于掌控电子显微镜，彭加木说：“我的精力有限，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如果还有精力，我情8做实验。当我拍出好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我就很高兴，这就是我最好的娱乐！”
◆捉拿“小魔王”
本来，彭加木的主要研究课题是酶化学和原胶原。自从他征服了“科学之眼”，便用这新式武器研究病毒，特别是植物病毒。他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赞许。
从此，他就把研究植物病毒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成为国内一流的植物病毒专家之一，以致如今人们提到他，便称之为“植物病毒专家彭加木教授”了。
病毒学的发展，是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的。没有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也就不会有病毒学，这正如没有光学显微镜的爱憎分明，就不会有微生物学一样。
自从人们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病菌，才知道很多疾病原来是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小魔王”在那里捣乱。
然而，后来人们发现，牛的口蹄疫和烟草的花叶病是传染病，而人们用光学显微镜观察，怎么也找不到致病的病菌。
有人猜想，也许有一种比病菌更小的“小魔王”在捣乱。他把这种用光学显微镜看不到的“小魔王”称为“病毒”。
直到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后，这种猜想才得到了证实。人们用电子显微镜查出了病毒——它确实比细菌小得多，一般只有200—2600埃。
病毒的发现，是现代科学的一大突破。于是，许许多多人开始使用电子显微镜，寻找各种各样的病毒。好家伙，没多久便查出400多种病毒！
这些病毒之中，有的会使人或动物患病，叫做“动物病毒”，如开花病毒、流感病毒、狂犬病毒、鸡瘟病毒、马脑炎病毒、家蚕的多角体病毒等等。
也有的会使植物患病，叫做“植物病毒”，如烟草花叶病毒、菜豆花叶病毒、西红柿丛矮病毒、枣疯病毒、柑橘空心病毒、葡萄锐叶病毒等等。
还有的病毒居然会侵害细菌，叫做“噬菌体”。
甚至有几种动物癌，如鼷鼠的乳癌、鸡和鼷鼠的血球癌，经查明，也是病毒所致。
研究病毒，成了一门新兴的科学——病毒学。
就在这时，彭加木戴着“科学之眼”，成为这门新兴科学的研究者之一。
彭加木用电子显微镜研究动物病毒——新疆马脑炎病毒，拍出了清晰的照片。1963年，彭加木的论文《新疆马脑炎病毒的电子显微镜观察》，发表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另外，彭加木还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晶体的电子显微镜观察》及《用电子显微镜直接观测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分子》。
与此同时，彭加木更着力于植物病毒的研究工作。他深知，植物病毒是农业的大敌，研究植物病毒将为消灭植物病毒，提高农业产量起重大的作用。
例如，马铃薯的锈球病毒，曾一度使河北省的马铃薯减产50%—70%，发病率高达85%—92%！油菜的花叶病毒，曾使长江流域的油菜减产30%—50%，平均发病率达42.7%，严重的达94%！
内蒙一带的甜菜受黄化病毒危害，含糖量减了27%—31%！
此外，玉米条纹病毒、枣疯病毒、西红柿花叶病毒、白菜孤丁病毒、萝卜花叶病毒…也曾使我国农业受到莫大损失。
彭加木借助于“科学之眼”广泛地研究了危害柑橘、桑树、水稻、小麦、玉米、甜瓜、哈密瓜等的各种病毒，作出了不少贡献。为了研究植物病毒，他走南闯北，什么地方发生病害，他就跑到哪里采集样品，然后带回上海用“科学之眼”观察、拍照。
就这样，彭加木从1961年之后，忍受着病痛，每年夏天奔赴新疆工作，其余时间多次到广州、福州、郑州、南京、杭州、昆明等地，深入到田间，进行植物病毒研究。他本人就像他的那架“老掉牙”的照相机和那辆“老坦克”自行车那样，大大超出了癌症病人的“作用期”。他用那病弱的身体四处奔波，同样把“老本”都用出来了。
◆党和人民的表彰
彭加木的毕生志愿，就是默默地“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
他乐于作铺路石子，安于作铺路石子，然而，他又是一颗闪光的铺路石子！
彭加木的铺路石子精神，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在1964年初，他光荣地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先进标兵。
在1964年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召开了一个青年科研人员迎春座谈会，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彭加木的先进事迹，并宣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写给彭加木的一封信：